为了争取华北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方面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是做傅作义本人的工作；一方面是做好全面准备，准备和平解放并接管北平和天津。

1948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了做好解放和接管平、津的工作，命令聂荣臻和薄一波分别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命令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

同一天，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平津地下组织发出指示，积极做好配合解放军作战和准备接管城市的工作。

12月14日，也就是我军将北平完全包围的那一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发出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和一个重要的指示。命令由萧劲光、陈伯钧指挥的东野一兵团的三纵、六纵、十纵以及华北的七纵在北平的东面构筑阻击阵地，命令由程子华、彭明治指挥的东野二兵团的五纵和十一纵在北平南面构筑阻击阵地的同时，又发布了关于切实保护好各部队所在地区的学校、工厂、文化古迹、仓库，保障外侨的合法权益等政策纪律，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在当时，最大的现实情况就是我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完全的包围，可是我军又对北平采取了“围而不攻”。这种包围，也与我军过去对其他城市的包围有所不同，不是要困死北平，而是经过必要的检查之下允许居民进出通行，允许各种生活物资入城，还继续给城内送电，保证城内居民的正常生活。任何明眼人都会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解决的，所以实行围而不攻，完全是在等待傅作义等人的觉悟，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这段时间，北平郊外已经被我军控制，特别是西郊，在清华、燕京等大学中，各种联欢会、座谈会几乎天天都有，已经是一片热气腾腾的局面。北平城内的民主人士也有不少人出城参加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内容又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了包括傅作义在内的北平城内所有市民。

为了帮助傅作义尽快转变，我党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这其中，最直接的是他的长女傅冬菊，还有地下党员、傅作义的经济处处长冀朝鼎和地下党员、傅作义的高参室主任苏开元等。此外，通过我党的各种关系，傅作义身边的几个重要部下，如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王克俊、李腾九、阎又文（他还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和新闻发言人）等，都已经站到我党一边，为和平解决而奔走。这些人，都对傅作义的转变起过较大的作用。

在当时，我党还有一个令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措施，就是在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战犯名单中为什么会有傅作义。不少人认为，傅作义已经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这样做不是把他往蒋介石那边推吗？

当傅作义本人听到名单中有他时，也很不理解，十分紧张。甚至于连十分精明的刘厚同老先生也不能理解，说“这样不是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吗？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搞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傅作义在第二天就叫李腾九发电报把在八里庄谈判的崔载之叫了回去。当他从一位与我党有密切关系的有识之士那里听到了一番分析之后，也就完全理解了，原来是毛泽东为了傅作义的安全而特意安排的。傅作义与我党的谈判，虽然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可是，北平内外还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在日夜监视着傅作义的活动。其实，他与我党的往来已经被蒋介石所知。蒋介石为人心狠手毒，为了除掉异己，他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对傅作义下毒手，不仅可以搞掉傅作义，还可以让他的嫡系部队把傅作义已经不多的部队完全吃掉，把对华北的控制权完全接过去。这不仅对傅作义本人十分不利，对我军解决华北问题也十分不利。而今我党把傅作义列入了战犯名单，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傅作义，限制了蒋介石想搞掉傅作义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9年1月1日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中有所说明，下面有全文引述）。在当时，与傅作义一同列入战犯名单的，还有一人看来不应当列入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过的卫立煌，其目的也在于此。卫立煌就是因为被列入战犯名单，蒋介石的特务才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得以逃脱特务的魔爪。

为了让傅作义能理解我党的这一苦心安排，毛泽东特地安排新华社在广播的一篇文章中有意加上了这样的文字：“傅作义要想不作战犯、避免惩处是不可能的，但要想减轻惩处，现在还有可能，那就是命令部队缴械投降，保证不再杀害革命人民，不再破坏公物和武器。”不久，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傅冬菊就此事向父亲作了说明，对傅作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措施是否必要？不久之后出现的何思源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

当时的北平，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动下，不少政界名流、大学教授也积极参加了和平民主运动。这其中，前北平市长何思源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何思源是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鲁丽的父亲。他是山东菏泽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不仅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等行动，还经常在《新青年》和《新潮》上发表文章。1919年出国留学，在美国芝加哥、德国柏林、法国巴黎等地学习了七年方才回国，是当时一位著名的教授，也是华北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并由文化教育界进入政界。1928—1946年间，他先后担任过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和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11月出任北平市长。抗战结束后，他对蒋介石卖国政府的倒行逆施逐渐有所不满，曾经多次在暗中保护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学生。1948年4月，他在景山东街大街上被国民党特务打了一枪，幸未命中。1948年6月，他被免去了北平市长职务。由于他公开表态支持民主运动，所以被北平市参议会授予北平市终身名誉市民的称号。

当和平解放北平已是大势所趋之时，中共地下组织也想利用何思源的名声和地位，在推动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上出力，请他和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出面，于1949年1月17日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聚餐会，邀请了华北地区七省市的议会议长、工商界、文教界知名人士，还有华北“剿总”的若干位将领，共商国是。其目的，是要在会上对这些将领进行劝说，希望他们能支持傅作义的和平进程。这次聚餐会开得相当成功，与会人士一致主张和平，使得那些将领也不便反对，表示支持。于是，到会人士一致同意给国民党蒋介石和共产党毛泽东分别发出电报，呼吁和平，并推举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11人为和谈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商谈和平大计。何思源的这些行动，早被蒋介石所知，遂下令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对何思源进行暗杀。毛人凤即与另一名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召集保密局二处（即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进行了研究，确定了最佳方案。

叶翔之派出有“飞贼”之称的特务段云鹏在北平锡拉胡同12号何思源寓所的房顶上安放了两枚定时炸弹（国民党特务要对何思源下毒手的消息已经被我地下党所知，并于17日下午由张实等两位同志专门告诉了何思源，要他防备，但何思源未做什么准备）。1949年1月18日凌晨3时，也就是何思源召开聚餐会的那天深夜，炸弹爆炸了，何家六口人一死五伤，何思源的二女儿何鲁美当场被炸死，何思源的法籍夫人何宜文重伤，何思源被炸伤了一只胳膊。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激起了人们更为激烈的反蒋行动。1月19日，负伤的何思源仍然和吕复、康同璧等和平人士直接出了西直门，向解放军表达了北平市各界群众的和平愿望。我东野四纵司令员莫文骅亲切地接见了这些代表。虽何思源并未因爆炸而影响和平行动，但他一家毕竟遭了蒋介石的毒手。如果当时我党不采取若干措施的话，很难保证傅作义身上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暗杀何思源的“飞贼”段云鹏当时即逃出北平，去了台湾。

新中国成立之后又被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回大陆从事暗杀我中央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一到大陆即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毛泽东决定加大对傅作义工作的力度。

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专门布置了如何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

（一）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对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二）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失去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体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报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旨意。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按：关于张东荪，下面将进行介绍）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三）上列五点，最好由北平市党委派一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出城谈判之崔某如何）的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诉傅保守机密。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林彪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了研究，认为必须尽快按照电报中的要求，将电报内容如实向傅作义传达。这名传达者，选定了此时还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李炳泉，因为李炳泉既是我党地下党员，又是傅作义的代表，是最合适的人选。李炳泉入城后，当面向傅作义做了传达（李炳泉还根据中央指示告诉傅作义，这段时间在他身边活动的彭泽湘是中共叛徒，不能信任）。傅作义听了之后，立即如释重负，情绪大有好转。但是，做事谨慎的傅作义并未向李炳泉表明自己对毛泽东所提出具体要求的明确态度，只是说：“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根据毛泽东“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指示精神，林彪和罗荣桓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的名义，在1949年1月5日公开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对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将领严正指出：

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陆上退路已完全断绝，从海上和空中纵有少数人逃跑，你们的绝大多数仍无法逃脱被歼灭的命运。现在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美国也已经无能为力。你们要想待援，是无援可待；要想待变，是越变越险；要想突围，张家口和徐州的教训，就摆在你们的眼前。你们现在只有一条活路，就是以长春郑洞国将军为榜样，立即下令全军向本军投降。只要你们保证不杀俘虏不杀人民，并将所有武器资材仓库和驻地工业交通设备，完整无损地交给我军接收，我们对你们也可以仿照本军对于郑洞国将军的办法，一律宽大待遇，对你们全体将领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律加以保护。

傅作义本人虽然罪为战犯，只要能够率领你们全体投降，本军也准其将功折罪，保全他的生命财产。如果你们同意这种办法，即望速派代表前来本司令部接洽，无论是哪一级将领军官的代表，我们一律欢迎。本军攻击在即，务望当机立断，勿谓言之不预。

在上述种种原因的促使下，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态度有所进步，决定与我党进行第二次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