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住张家口，傅作义在12月2日至4日三天中，每天乘飞机飞来张家口主持军务。在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可谓老谋深算的傅作义知道凭他的兵力是不大可能将张家口守住的，将三十五军从北平调过来并非上策，自己可能上了当，所以他在极小的范围内布置了在必要时可以放弃张家口，而且还要撤得干净，实行“荣誉交代”的决定。可是，当他12月4日还在张家口开会时，他在北平的第一副参谋长梁述哉给他打来了十万火急的电话，告诉他一个极为惊人的消息：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先行入关的部队攻占了北平北边的密云，据可靠情报，正从东北方向直插南口至下花园一线；聂荣臻指挥的华北军区部队则正从西南方向直插南口至下花园一线，极有可能是要切断平张线，将张家口的部队和增援张家口的部队进行分割包围……

傅作义得知此消息，立即飞回北平。当天晚上就命令三十五军和前来增援的二五八师马上出发，离开张家口返回北平。他一方面嘱咐“平张途中恐有情况，应做好充分战斗准备”，一方面又要求三十五军必须在12月6日拂晓出发，在黄昏时撤至康庄附近待命。

三十五军得到傅作义的紧急命令，当然是绝对服从，马上布置从张家口撤退。但是，三十五军在撤出张家口时，犯了一个国民党军队通常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了私利而未顾大局。例如，张家口的不少达官贵人及其家属凡是与郭景云有关系的、想与三十五军一道撤走的，只要得到了郭景云的批准，就可以带着太太、小姐、大柜小箱与部队一道走，这就耽误了不少时间；一些商人想要撤走，只要给了好处，也可以用军车装上物资一道走；郭景云当年在驻防张家口时办了一个修械所，这时想把这个修械所的设备运走，于是就进行拆卸装箱，当然又要花很多时间。这样一来，三十五军当然就不可能按照傅作义的命令在12月6日拂晓出发，而是一直到12月6日中午才出发，整整晚了7个小时。

郭景云的400多辆汽车开出之后，恰好是碰上我三兵团在调整部队的防地，一纵一旅在未得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自行退出了沙岭子阵地，就在这时恰好郭景云的车队就开了过去。如果不是这一特殊情况，三十五军是不可能顺利开出包围圈的。不过，这种顺利是短暂的，三十五军还没有走到下花园，就不断受到了我军的侧击，受到了破路的困扰，所以行军的速度很慢，到鸡鸣驿已是6日的晚上。当时，他的侦察人员已向他报告了不少有关周围发现解放军的情报，可是郭景云仗恃自己军队的机动性强、火力强，根本没有把周围的情况放在心上，反而下令部队好好休息，明天一早用炮兵开路冲过去。

郭景云文盲从军，以其一介武夫而得到提升，一贯孤傲而专横，涞水之战中三十五军大败，但他还是自称为“常胜军”。这一次，他的孤傲与自负终于让他尝到了苦果。他不知道，毛泽东已经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

就在12月4日这一天，从凌晨2时开始，毛泽东连续向平绥线各部队发出了四份电报，因为平绥线上已经集中了傅作义的13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旅，“此种形势对我极其有利”，毛泽东要在这个地区给敌人以重创，不能让其轻易向东退去。按毛泽东本来打算要集中华北三兵团、二兵团和东野二兵团的力量“集中全力解决张垣（按：即张家口）之敌”，将三十五军以及其他敌军在张家口附近予以消灭。他在12月6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得很清楚，要“以全歼张、宣、怀等处敌人10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并收复张、宣、怀诸城为目标”。

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在平绥线上组成平绥前线委员会，平绥前线委员会由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等7人组成，由程子华任书记、罗瑞卿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平绥线作战及粮食、弹药、处俘等项事宜。

由于三兵团的一纵一旅在12月6日自行调整防地，刚好让三十五军钻了空子，从包围圈中溜了出去，得以向东开进，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为此，毛泽东对三兵团进行了严厉批评：“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隔断宣、张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一纵不够，应将二纵一部加上去，何以你们置若罔闻？……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按：指华北二兵团）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

为了弥补在沙岭子让三十五军溜掉的失误，毛泽东命令华北二兵团的杨得志、罗瑞卿和耿飚：“目前数日最大顾虑就是张垣之敌趁我程、黄部（按：指东野二兵团）将到未到之际突围向东，而怀来、南口之敌则向西接应。”因此，二兵团必须“用全力控制宣化、怀来一段，立即动手向东西两方构筑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垣之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任务”。

杨得志等得到电令之后打开地图一看，在宣化和怀来（按：即当时的怀来县城。此城如今已不存在，被以后新建的官厅水库所淹没，今天的怀来县城当时称沙城）之间，有四个较重要的村镇：响水铺、下花园、鸡鸣驿、新保安。过了新保安就是怀来，那里驻有傅作义的另一支嫡系部队一零四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三十五军和一零四军会合在一起。因为怀来距北平已经很近了，两个军合在一起，我们要打他就相当难了。现在，三十五军已经到了鸡鸣驿，二兵团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将其截住，而将敌人截住的战场只能在鸡鸣驿和新保安一线。

当杨得志得到毛泽东电令之时，二兵团的大部队还在大洋河以南，能够赶上敌人的只有四纵政委王昭率领的四纵十二旅在大洋河以北的新保安附近。于是，杨得志立即给四纵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王昭发报，要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将三十五军堵住，等待大部队的到来。与此同时，又命令二兵团其他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冒着严寒涉水渡过已经结了薄冰的大洋河，迅速赶往鸡鸣驿和新保安一线。

曾思玉（1911—2012年），江西信丰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过红一军团的团政委和军委警卫团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运河支队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一纵副司令员、冀察热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四纵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回国后，任沈阳军区参谋长、武汉军区和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11年6月，他以101岁高龄在病床上口述完成了他的自传《我的前一百年》。

王昭（1917—1970年），河北平山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时才15岁，他率领农会会员参军，是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平山团”的创始人，并长期在华北作战。1939年以后，先后任晋绥解放区四分区地委书记、冀晋军区副政委。1945年我军解放石家庄后，他出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负责石家庄地区对日受降工作。此后，任华北军区四纵政委、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政委。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四军政委。1953年回国后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长。1961年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被老百姓称为“王青天”。“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得以平反昭雪，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王昭接到命令就带着十二旅用最快速度向前赶，在12月6日深夜到达了新保安。

新保安是平张公路上一个城堡，过去没有什么名气。可是，就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场大战，其地名载入了史册。据说，新保安是明代为了抵抗北边外族入侵而修建的，用来作为一个从宣化到怀来之间的支撑点，所以这个城堡只有东、西、南三座城门，没有北门。原来这个城堡叫什么名字，当地老人们都说不上来了，只知道新保安这个名字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西逃时曾经在这里住了一夜，由她给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当时城堡内最高大的建筑是一座钟鼓楼，上有巨匾，书着“锁钥重地”四字，所以新保安也就被当时称为平绥线上的“锁钥”重地。

新保安城中的部队是敌守护十三团三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时会有解放军攻到城下来，根本未做什么防御，只想到要迎送三十五军过境。所以，十二旅在旅长曾保堂和政委李志明率领下，三十六团用爆破炸开了西门，三十四团用攀城的办法突入了东门。到12月7日清晨时，敌人就全部缴械。

为了能在新保安地区拖住和围住三十五军，二兵团司令部命令十二旅立即在新保安从西到东的公路上阻击敌人。所以，十二旅并未在新保安城中久留，就把队伍拉到了城外，以西八里为前哨，以水泉、黄庄为侧翼，以西菜园和火车站为主阵地，以马家台和东八里为预备阵地，组成纵深防御，特别是在公路上挖了一条大沟，用以阻击敌人的机械化部队。

就在攻占新保安的12月6日的深夜，十二旅就与三十五军的前卫营交上了火。郭景云很快也就搞清楚了前面的阻击部队是十二旅，在他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把一个旅放在眼里，于是就不顾部下的劝告，下令就在鸡鸣驿宿营。我们在前面说过，是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的狂傲为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如果三十五军不在鸡鸣驿休息一夜，而是迅速设法填平大沟、继续前进的话，这支全部乘坐汽车的一个军的部队很可能就会冲破我十二旅仅一个旅的兵力防守，过了新保安，到达怀来了。正是郭景云决定在鸡鸣驿宿营，才使得我华北二兵团1敌人在休息，我军在抢修阵地。十二旅为了阻击敌人，在天寒地冻的公路上建立了三道阻击阵地。

7日拂晓，郭景云以1.6万人的兵力，在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十二旅冲来。十二旅和数倍于自己而又有相当强火力装备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阻击战。虽然未能做到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但是十二旅步步设防、步步阻击，大大延缓了敌人前进的速度，三十五军的400多辆汽车在空军的支援下整整花了一天时间才前进了大约4公里，在7日晚上进入了新保安。我军十二旅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是他们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因为我二兵团和三兵团的部队在7日晚上终于赶了上来。在新保安东边切断了三十五军与怀来一零四军的联系，初步形成了对三十五军的包围。这其中，二兵团的部队是以最快速度进行了几个昼夜的强行军。

毛泽东决心要在新保安吃掉傅作义的嫡系中被称为“王牌之王牌”的三十五军，而用来吃掉三十五军的主力就是华北二兵团的三纵、四纵和八纵，还有冀热察辽军区司令员詹大南率领的约有3个师的地方部队，以及东野派来的一个炮兵旅。这样，我军对于三十五军来说，不仅形成了兵力上的优势，而且还形成了地形上的优势。因为新保安虽然是一座城堡式的城镇，城周有宽6米、高12米坚固的城墙，但从环境上看，却北靠大山，南临洋河，城堡如在锅底，活动区域很小，从地形来说对于防守是很不利的。

这次对付三十五军的主力之一，是三十五军的老对头，由郑维山指挥的我华北二兵团三纵。

1948年1月涞水战役中，郑维山指挥三纵在一夜之中消灭了三十五军的“虎头师”新编三十二师，将其师长李铭鼎击毙，逼得军长鲁英麟自杀。这是三十五军自建立以来最大的败仗，被三十五军视为奇耻大辱，所以在其所到之处往往写着“坚决消灭三纵”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也常被我三纵官兵看到，由此而起到了要再次打击三十五军的动员作用。所以，这次要打三十五军，三纵的指战员都很兴奋，用最快的行军速度到达了指定位置。

二兵团在兄弟部队的支援下，将新保安团团围了起来，将公路完全破坏。与二兵团包围新保安的同时，三兵团也包围了张家口，解放了宣化。这时，中央军委从全局出发，在12月8日做出决定，对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之所以如此，仍然是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的入关，为了完成对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这几个重要城市和军事据点的包围。

在包围圈中的三十五军当然不会甘心被围，郭景云组织了多次突围，都被打了回去。他的狂妄劲头再也狂不起来，无奈之中，只得宣布“暂取守势，以待援军”，并在12月9日晚上向傅作义请求援救，傅作义也很快批准了郭景云固守待援的计划。这样，由于我方决定要“长围久困”，敌方决定要“固守待援”，战场上就出现了暂时的相持状态。

傅作义不会眼睁睁看着他的当家部队被歼。一方面，他安排空军给三十五军空投粮食和弹药，一方面他调动了部队前往救援。要救三十五军，只能派傅作义自己晋绥系统的部队。于是，傅作义命令他手中三个主力军中的另外两个军，即驻怀来的一零四军和驻张家口的一零五军同时出动，从东西两边前往解救三十五军。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自己就被包围在张家口，已是自身难保，在傅作义的命令之下，不得不做了一个样子，将部队拉出来在沙岭子打了一下就缩了回去，只是给傅作义发来电报，说实在打不过来，只得退回张家口，待机再动。

驻在怀来的一零四军军长安春山，和郭景云虽然都是傅作义手下的大将，但是从来是谁也瞧不起谁，宿嫌较深。这时，傅作义不仅下了死命令，还亲自给安春山打电话，要安春山全力援救郭景云。为了让安春山能够卖命，还临时给安春山委了一个“西部地区总指挥”的头衔。在这种情况下，安春山必须率军出发。可是安春山不愿为救郭景云卖命，就派副军长王法子指挥两个师出发（这时的一零四军只有两个师，另一个师在张家口）。王法子还未到沙城地区，在碱滩和土木就被我三纵所阻，攻不过去。三纵这时一边要打三十五军，一边要打一零四军，无论敌人怎样两面夹击，无论敌人空军怎样轰炸，三纵硬是挺了过来，让敌人企图会合的希望完全落空。安春山见从大路冲不过去，于是就放弃大道，改道走贾家营、宋家营，到了新保安东南的马圈，这里仍然有三纵的坚强阻击。虽然安春山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打不过去。马圈距新保安仅有5公里，如果郭景云能够配合，冲出5公里，也就有合兵的可能。可是，由于三十五军的译电员在译电报时，将傅作义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误译为“西部收容总指挥”，使得郭景云火冒三丈，不愿被安春山“收容”，故而不愿全力配合，甚至在电话中相互对骂。郭景云说：“傅总司令命令你来解新保安之围，你的部队就应该打通道路，到新保安城下来接我三十五军。不然，我就不走。”安春山则说：“我的部队来接三十五军，就只能到这里——马圈。”就这样，傅作义的两支主力部队丧失了唯一的生机，援救三十五军的计划也就完全落空。

12月11日半夜，情况又发生新变化。由于我东野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怀来，傅作义不得不命令安春山率军回撤北平。安春山真是求之不得，立即率军向东开进。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也就完全失去了被救的可能，只得高唱“固守待命”之调。

当时，郭景云的部下曾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徒步向南突围进入南山地区，二是徒步向西突入大同地区，都有保存部队的可能。但是郭景云认为三十五军的400多辆美制大卡车是傅作义的命根子，不能不要，就拒绝了部下的建议。

为了给自己打气，郭景云求救于求神扶乩，占卜打卦，让他的军部政工处一个会占“响马卦”的副处长每天晚上卜卦。对郭景云最有利的结论是：“新保安”的地名一定会给三十五军带来好运。为什么？据说是因为郭景云是长安人，儿子也名为永安，所以，“新保安”的地名对三十五军来说是大吉大利。

根据中央军委的总体安排，二兵团对新保安一直进行“长围久困”。当完全由空投维持生活的敌人已经被困得人困马乏、精疲力竭之时，杨得志和罗瑞卿决定再对三十五军进行一次“先礼后兵”的攻心战，给三十五军官兵发出了一封《紧急劝降书》，全文如下：

郭景云军长暨三十五军全体官兵：

你们被围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的命运。

傅作义大势已去，南口、通县、沙河、良乡、卢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南苑、廊坊、唐山等军事经济要地，已经丢了，眼看北平、天津也保不住，就要全军覆灭。一零四军、十六军在怀来和康庄之间已大部被歼，一零五军也被我包围在张家口，同你们一样欲逃不得。傅作义既然救不了一零四军、十六军和一零五军，又怎能救得了你们？既然保不了北平、天津，又怎能保得了新保安、张家口？因此，你们不要想任何增援，你们不就是因为增援张家口而陷入重围的吗？一零四军、十六军不就是因为增援你们而被歼灭了吗？你们也不要幻想侥幸突围出去，本军对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东至北平、西至张家口沿途到处都是解放军，不要说你们没有长着翅膀，就是你们长着翅膀也是飞不出去的。你们更不要幻想你们所筑的那点工事能够固守，请问新保安的工事比之石家庄、临汾、保定等处的工事如何？更不要说济南、锦州、长春、沈阳、洛阳、开封、郑州、徐州等地方了。

本军以压倒优势的火炮，只要向你们集中轰击几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立刻就会使你们全军覆灭。

本军为顾念你们两万多人不做无谓牺牲起见，特向你们建议：立即向本军缴械投降，学习长春郑洞国、新七军的榜样，本军当保证你们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和你们随身携带财物不被没收。

本军所要求你们的，只要投降时不破坏武器，不破坏汽车和所有军事资财，不损坏全部文件等。如果你们敢于拒绝本军这一忠告，本军就将向你们发起攻击，并迅速干净全部地歼灭你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此紧要关头，谅你们当中不乏能作聪明之人。时间不会太多的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快抉择。如果愿意接受本军建议，当即派负责代表出城，到本司令部谈判。

平张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杨得志　政治委员罗瑞卿

这封劝降书曾经在三十五军的军部例会上读过一次，会上谁也不敢表态，郭景云就把劝降书烧掉了。我二兵团还通过同乡、同学关系给郭景云和一零一师师长冯梓写过劝降书。据冯梓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三十五军是傅作义一手带出来的傅家军，多年来，如果没有傅作义的命令，什么大事也不可能作出决定，更何况是降与不降的大事。冯梓本人就认为，一切都应当听傅作义的，傅作义不可能不救三十五军，万一救不出去，也只能等到傅作义自己愿意投降并下令三十五军投降时再投降，以后才好做人。就好比宋代驻守北方边关的北汉名将杨业一样，北汉主刘崇降了北宋之后，刘崇命令杨业降宋，杨业才能降宋，降宋之后仍然能受到时人的理解与尊重。就这样，郭景云等人在最后关头拒绝了保全全军官兵生命的建议。

被围在新保安内的三十五军士气极为低落，有一天，郭景云见到了流传在军中的两首打油诗，应当是当时三十五军中广大官兵情况的真实写照。这两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一生命苦，两行热泪，三餐不饱，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沾，七七事变，八年抗战，九死一生，十分可怜。呜呼哀哉！

一天两顿饭，四个山药蛋，腿肚直转筋，眼珠直发蓝。枪炮一声响，都往洞里钻。保安不保安，要完一齐完。

这时在我军阵地上，也有一些战士自己编的顺口溜，例如下面的一首：

艰苦斗争两年半（按：指在华北战场上与傅作义部队特别是同三十五军作战两年半），报仇立功在今天。打掉傅家命根子，活捉郭景云。

12月19日，奉军委命令前往张家口战场的东北野战军四纵路过新保安，华北二兵团当然要尽地主之谊，热情地接待东野的战友。由于二兵团参谋长耿飚和东野四纵政委莫文骅当年在红军大学时就是同窗和战友，大家都很熟悉，于是耿飚就说要向四纵借一样东西。借什么东西呢？就是借四纵的炮兵团打一下新保安。当双方在请示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时，都得到了批准。于是，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华北二兵团在东野四纵炮兵团的支援下，于12月22日7时10分，向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二兵团的官兵们在新保安城外已经等待多时了，大部分官兵已经露宿了12个昼夜。当总攻的命令下达之后，官兵们从四面八方向敌人扑了过去。二兵团的三纵司令员郑维山、四纵司令员曾思玉、八纵司令员邱蔚都在第一线指挥战斗。156门大炮在5分钟内就把8000多发炮弹倾泻到了敌人的阵地上，紧接着就是各个突击队的爆破英雄们大显身手。发起总攻一个小时后，四纵就攻入了新保安的城门。在经过了激烈的巷战之后，下午3时左右，攻入了三十五军的军部。冥顽不化的郭景云原来已经做好了打燃汽油桶引发大火让高级军官集体自焚的准备，但到了关键时刻，他的部下把汽油桶推开了，大多向我军投降。郭景云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仿照他的前任军长鲁英麟在涞水战败之后的做法，开枪自杀，成为三十五军在一年之中第二个因战败而自杀的军长。三十五军副军长王雷震以下军官则全部被俘。下午5时，新保安全城得以顺利解放，傅作义的“王牌之王牌”三十五军两个师的官兵共约1.9万人被我全歼。

三十五军在新保安从被围到被歼，其间的时间较长。在这段时间，整个华北战场上变化很大。与三十五军有关的大事有两件，就是奉命前往援救三十五军的傅作义的另外两支嫡系主力部队一零四军和一零五军（这两个军都是分别由三十五军的一个师扩建而成，与三十五军本是一支部队）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当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围之后，傅作义就任命一零四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率驻怀来的一零四军和驻康庄地区的十六军，并统一指挥三十五军，迅速击溃包围新保安的我华北二兵团。但是，十六军才开始出动时就被我东野的部队解决了，因为中央军委早已看到了十六军有可能向西去，已经命令东野的四纵迅速行动，占领康庄，切断平张铁路，决不能让其与三十五军靠在一起。当四纵从12月5日经过连续四昼夜急行军从密云到达康庄时，正好把刚到康庄的十六军围住，并攻占了居庸关、八达岭等战略要地。十六军军长袁朴得知遇上了在东北塔山阻击战中声名远震的东野四纵时，自知不是对手，便下令趁夜间逃回北平。十六军的夜间行动被四纵十师二十九团团政委在夜间查哨时所发现，他来不及集合大部队，带上团部的八个参谋、干事就向敌人扑了过去，终于抓住了逃跑的敌人。战斗一打响，敌人简直是兵败如山倒，立即乱了阵脚。很快，四纵的大部队就冲了上来，只打了一夜，就把十六军给基本消灭了，仅有军长袁朴等少数人逃了出去。所以十六军实际上并未能参与援救三十五军的行动，安春山也就只能率一零四军一个军行动。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郭景云和安春山不能相互配合，一零四军援救三十五军的行动完全失败。12月10日，十六军在康庄地区被我东野四纵所歼，四纵暂时驻在八达岭至康庄一线。安春山奉命率军回撤至怀来之后，为了保全自己的部队，决定将全军从十八家子、横岭（当时称为横岭关或横岭城）、镇边城、门头沟、石景山一线打回北平。这支部队在经过了几天负重行军之后，从上到下疲惫不堪，连军部开会时军官们都有一些人在打瞌睡，现在又得要行军逃命，行动无论如何快不了。这一地区已经是我解放区，到处都有地方部队和民兵活动，所以一零四军的行动十分缓慢，只能在长达10多公里的山路上缓慢移动。

安春山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军队于夜间分散在10多公里的长途上，事先没有充分准备，如突然受袭，是会手足无措的。但当时的部队已是士无斗志、将无信心，士气如此之坏，自参谋长以下是推一步动一步，再没人能够慎重考虑、妥善安排了。……我问士兵是否还能走得动。他们回答说，走是还能走，就是两三天没吃一顿饱饭，没有喝上水，实在受不了。……官兵疲乏到了极点，只要部队一停便睡，一睡便叫不起来。传令兵在夜间找不见首长，部队失去指挥。”

我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已经估计到敌人的一零四军极有可能会从这条小路逃回北平，虽然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东野总部都没有在这时给四纵下达解决一零四军的任务，但当发现敌人可能要逃脱的时候，特别是吴克华得到了监视着怀来方向的十一师向他报告怀来车站燃起了大火，敌人正在焚烧带不走的物资时，就断定敌人要从此经过，吴克华就主动带领部队向横岭一带赶去。所以，当一零四军行至十八家子至横岭之间时，即被我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四纵在山谷中截为数段，四纵指战员们在山谷中不可能按上级的指挥行动，基本上是各营各连分别行动，见敌人就追，见敌人就打，结果是一零四军除了一个团突出去之外，四纵将敌人全部歼灭。安春山见部队败得如此之惨，连他身边的特务营也都跑散了，就打算自杀，被几个参谋卫士劝了下来，又在高山深沟之中继续逃窜。当逃到妙峰山附近时，还是被我军俘虏。由于安春山当时已经化装为一个老年伙夫，未被我军认出，得到了我军发给的还乡证和路费，遂得以混在散兵之中返回北平。一零四军副军长王宪章等则全部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