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星期二一整天，穆乔大使在汉城犹豫不决地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离开汉城意味着在今后的关键时刻他将无法保证与华盛顿保持联系。还有，美国应该被北朝鲜入侵者从一个友好国家的首都（象征性地）赶出去吗？穆乔可不是胆小鬼，他同时也是一个操持稳重的人。他的国家委派他到朝鲜来履行使命，现在他必须做出抉择，怎样做最好。

他同英国公使维维安·霍特以及法国临时代办乔治·佩鲁什商议，两人都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留下。国民党中国“大使”邵毓麟别无选择，要是被抓到，用不了一个小时，他就会被蒙上眼睛处以死刑。

穆乔考虑了几种方案。美国还未正式对北朝鲜开战，难道他就不能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打着中立国的旗帜留在汉城吗？他考虑过把使馆全体人员，包括军人和文职人员集中在使馆里，一旦北朝鲜人攻占汉城，他们可以声明享有外交豁免权。驻韩军事顾问团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战争爆发时该如何办的正式指示，不过顾问团的军官们面临三种选择：拿起武器积极协助南朝鲜人击退入侵者；担任韩国陆军作战行动的顾问；或者干脆一走了事，抛弃这个共和国，任其自生自灭。尽管李承晚已经逃之夭夭，但他指派了一位代理总理，与国防部长以及总参谋部的重要官员一道留在原地。穆乔是向韩国政府而不是向李承晚委派的大使，只要汉城还留有政府的残部，他就应该与它待在一起。

穆乔采纳了后一种选择。星期二早晨6时左右，他用电报通知华盛顿，他“同一批人数有限的志愿人员坚持留在原地直到最后”。他提议派他的副手埃弗雷特·德鲁姆莱特以及其余几位外交官向南撤退，“随李承晚总统行动”。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将乘卡车撤离，“撤离时间随事态发展而定，以免受到抛弃韩国的指责”。

艾奇逊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不可取”，穆乔和他的人员将会成为人质。他们应该离开汉城去与李承晚会合，“以免到时候不能安全撤离”。

穆乔无法抗拒一项直接的命令。他指示下属清理一切，准备南下。北部上空枪炮声响成一片，少数留下来的美国人从文件柜里清出机密文件，把它们拿到使馆的院子里，堆在一起。陆军军官们催促着，韩国陆军说共产党人随时随地会进入首都。有人在文件上浇上汽油，用火柴点燃，美国对朝鲜拥有的任何“秘密”都在黑夜中付之一炬。

楼上，使馆的安全官罗伯特·赫维用钍弹（燃烧时立即发出炽热的温度）炸毁了使馆的两台密码机。接着，他抡起大锤，有条不紊地捣毁了电话交换装置——绝不能使通信设备完好地落入北朝鲜人手中。

不巧，一锤砸下去，把大使正在通话的线路切断了。穆乔对着手上戛然无声的话筒骂了一声，就关上房门离开了。他要办两件事：首先，必须找到南逃的南朝鲜政府；其次，下午6时前赶到水原机场，迎接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派来的实地调查团。

穆乔一离开使馆，有人就拉下沉重的铁百叶窗，把使馆建筑物底下两层楼的门窗遮挡得严严实实。早晨，忙乱中谁都没有时间去升国旗，所以此刻也无须降下星条旗。

也无人顾得上把悬挂在主要入口处正中的美国国徽取下来。（北朝鲜人显然没有认识到国徽的重要象征意义。几个星期后美军再度占领汉城时，国徽原封未动。）

看到美国使馆门窗紧闭，这对南朝鲜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惊慌失措的百姓们奔向火车站，攀上南驶的任何列车。挤不上车的人就把行李往背上一扛，步行南去。仅在几个小时之前，国民议会的议员们还不顾共产党的逼近，投票表决要留在汉城，现在都改了想法。黄昏时分，议员们大多已经南逃过了汉江（少数选择留在汉城的大韩民国议员们几天后都被北朝鲜入侵者抓起来枪毙了）。

正当美国人员的眷属挤在臭气熏天但很起作用的“伦霍尔特号”轮船平平安安地在海上航行，而使馆的大部分人员在金浦机场候机飞往东京时，穆乔返回了他的住所。这是自那个遥远的星期天早上获悉可能入侵的警告以来，他第一次回家。

“我打开食品柜和酒柜，告诉仆人们自己随便拿，而且不要待在使馆。”穆乔说。他把大使馆官方轿车给了自己的司机（穆乔知道，一辆吉普车更适合他未来几天的需要），让他“装上家人和任何需要的物品往南去吧”。但是穆乔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需要，他从桌上的保湿箱里抓了一些雪茄，让他的军事助理从使馆小卖部里拿了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在一个背包里装了一些袜子、内衣，还有几件衬衣。

穆乔在台阶上停住脚步，想听到米格飞机的轰鸣声。前一天这些米格机曾时不时地扫射汉城，他曾经两次钻到桌子底下躲避子弹。此刻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同军事助理坐上吉普车，一路往南去寻找南朝鲜政府。

穆乔匆忙离开汉城几小时以后，北朝鲜飞机就飞临城市上空，撒下传单敦促投降，北朝鲜电台也播出同样的要求。韩国第7师和第2师在汉城以北发动数次垂死反击，但未奏效。韩国人终于溃不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