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

西柏坡 南京

1

朴素得就像一个黄沙蒙面的山里汉子一样的西柏坡，在世界的天平上有它沉重的砝码。

一月三十一日那天，毛泽东破例清晨即起，在村外散了会儿步，就回到那个有着一棵柿子树、一个石碾子的庄稼院里。已经立春了，地还没有开冻。柿子树的枝杈光秃秃的，极肃然地默立在屋前。毛泽东跺了跺脚上的土，往屋里走，只听噌的一声，肩头划过一个东西。他抬眼一看，只见燕子衔着春泥飞到屋檐下。噢，它在做窝。毛泽东的眼里闪出惊奇，站住了。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毛泽东还站在那里。警卫员在毛泽东的肩上披了件皮大衣。“拿了去。”毛泽东晃了晃肩，“西柏坡比西伯里亚暖得多！”

他在等苏共中央高级特使米高扬。以少有的耐心在等。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得世界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纽约《先驱论坛报》曰：“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高潮……这一次将是一个伟大的高潮，因为南京政府遭到的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众议员肯尼迪说：“我们在二次大战后与中国的关系乃是个悲剧，先前所存在的，竟被我们的外交官和我们的总统一扫而光了！”

南斯拉夫斯普利特市中心广场上，悬挂起大幅中国地图，鲜艳的小红旗被插满了长江以北。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盛赞中国的战略决战“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对于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东德及美国的工人阶级和领袖热烈祝贺这一决定性的胜利。

而中国共产党视其为楷模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只在《真理报》第四版极不显眼的“塔斯社通告”一栏上，挤了五行字的消息。

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大关注与感情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在捷克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听到淮海战场即将落下帷幕，她便急如星火地从布达佩斯到了莫斯科，准备由此赴华采访，但她却未获准签证。她在莫斯科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消息，却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党的行政院由南京迁至广州后，苏联的大使馆也随之迁向广州。而这时英、法以及美国的大使馆都还在南京没有动。

苏联的这种态度不仅重重地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内心情感，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思想混乱，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产生动摇，担心会由此爆发世界大战。

中国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被推到了长江边，江风凝重了。

斯大林电告他的特使要来中国，而且是“秘密”地来毛泽东居住的这个小山村。这个“招呼”，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就打过，他说要派一位老练的政治局委员来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一等半年，毛泽东明白，那个习惯叼着大烟斗的“钢铁”领袖在等待风云变幻、时局发展。

现在他的特使来了。但中国共产党已非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亦非当年的共产国际。中国的事情再不会任人摆布，革命没有“老大”，只有“真理”。毛泽东的名字与“钢铁”无任何联系，然而他不乏“钢铁”的坚硬。他的字——“润之”，颇有些阴柔之气，而以柔克刚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的坚韧与狂放将伟人的气度和诗人的浪漫绝妙结合，使他在中国艰苦卓绝的革命中横空出世，在中国共产党一大批杰出领导人中独领风骚。随着中国革命的日益辉煌，毛泽东卓越的领袖才能，无可奈何地被某些不愿承认这些的大国领袖们所承认。

毛泽东专注地望着屋檐下，燕子专心致志地做它的窝，一根草，一坨泥，做得十分精细。

白色的太阳一点点爬高，气温却并没有明显升高。

中午，高大魁伟的米高扬终于驾临。米高扬说他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的——只带着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这位特使的沉稳和措辞的谨慎，使毛泽东感到斯大林确实派了一个老练的人来。

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共的首脑和米高扬进行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气氛外松内紧。仅仅带着“耳朵”来的米高扬，不止一次将话题引到世界第三大河——长江。

会谈中还提到美国的原子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那是只纸老虎。”米高扬尴尬地耸了耸肩。

苏联的代表团来得诡秘，走得急促，自始至终未被蒋介石、李宗仁所知。

毛泽东的思路不会为他人左右。中国革命已经接近胜利的边缘，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让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此时放弃自己的理想，那是不可能的。新年之初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他不步楚霸王的后尘，也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二月十一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第四天，毛泽东下达命令：淮海战役的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为渡江战役的总前委，渡江南征不下鞍。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成呼吁战争》。他在文章中气愤地质问：“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你们为什么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亿五千万，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又发表了《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革命的节奏，像那一场又一场的春雨、一阵又一阵的春风。

三月五日，中共中央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柏坡开幕。这次全会所讨论、研究的，已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开始将他们的视野转向怎样建国，怎样把一个旧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对于国民党日益高涨的“和谈”呼吁，中共已组织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积几十年之经验，明知对手绝无真正和谈之诚意，他们不过是拖延时间以待反扑，但中共仍是认真对待。

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打还是和，“革命”都是要过江的。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不可能重演。这条横贯中国版图的河流，从上古时期就润泽着华夏大地的沃土林川，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民。在世界日益进步的今天，她岂能充当割裂江山的铁刃，扼杀胞情血亲的缢带？！

各大野战军的主帅都来了，他们今天是横刀立马的将军，不久即为新中国各大城市和地区的“地方官”。二野、三野来的是邓小平和陈毅。刘伯承主持总前委工作无法分身，请了假。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讲了话。三月十三日，全会闭幕。次日，中央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议题是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作出决定。

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邓小平，他代表中央在会上提出华东区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

当时，华东局的书记是饶漱石，邓小平是中原局书记兼总前委书记。中央委托他在会上代表华东区发言，而不是饶漱石，意味着中央将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交付给邓小平了。

邓小平从一个卷边的帆布包里拿出他的草案，那沉稳的神态，使他那矮小的个头，在与会人的眼里变得凝重、高大起来。他边宣读名单，边解释，显然经过充分的准备。

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等十七人组成。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芜湖、镇江、无锡、苏州、南通、武进等城市，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安徽……

毛泽东插话道：“还要加上台湾省。这个地方要注意。”

邓小平继续往下进行——

华东区共有军队二百万人。

上海市由陈毅任市长；南京市由刘伯承任市长……

在谈到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时，毛泽东又道：“浙江是我国的书香之地，要派一个有学问的人去浙江。”

邓小平接着又提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的人事安排，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的筹粮，谈了城市筹款，谈了货币的使用，谈了上海的工作接管……

毛泽东深表满意，吐了口浓浓的烟雾，说：“华东区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了，将来需要变动再说。”

离开西柏坡的前夜，毛泽东披一件棉衣站在已经吐出铜钱大小新叶的柿子树下，和邓小平再次商讨渡江作战问题。

月牙挂上西天，他们已经谈了许久。毛泽东沉默了一阵子，说：“江南这扇门我们是要启开的，长江是开这扇门的钥匙，我们一定是要过江的。和谈成功，我们开过去；和谈失败，我们打过去。这是任何人、任何国家不能阻挡我们的！”

邓小平仿若扛着两座山；一座是渡江作战，一座是城市接管。

夜色浓重，毛泽东最后用六个字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交给你指挥了。”五个月前，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说过同样的话。

2

“是启汉吗？这么快就从北平回来了？！”

李宗仁闻报，不顾体统，穿着一件棉睡袍一溜小跑来到客厅。

黄启汉乘最后一架离开北平的国民党飞机回到南京，两天后北平即宣布和平解放。

听说黄启汉见到了中共的叶剑英将军，欣喜倏地呈现在李宗仁脸上，他吐了口气：“总算搭上关系了。启汉兄辛苦。”李宗仁握住黄启汉的两手，将他安置在最舒服的软榻上，急不可待地问：“他们何时停止进攻？”

“这个问题，叶剑英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

李宗仁双眉一耸，脸色阴沉下来。

“德公，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要求人家停止军事进攻，这合常理吗？叶剑英没拒绝，已经是很客气啦。”

李宗仁沉默。为阻止共产党向长江迈进的脚步，李宗仁四下求援。他致电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民盟领袖，希望能制造第三种力量，牵制共产党。结果，他碰了个壁。李济深说：“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我相信共产党、毛泽东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哪个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是的，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不愿回到国民党这个破烂不堪、冷冷清清的屋子里来了。李宗仁将希望寄托在黄启汉身上，结果又是悬而未决。

“启汉兄，”李宗仁蹙眉，紧攥双拳，似乎一松手，另一个试探风向的风筝也会从手中飞去，“日前我派了甘介侯博士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去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雷震、江庸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他们作为中间人士前往北平，在政府和共产党之间搭桥。如果他们能答应，就组织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京，你看如何？”

黄启汉点头说：“好。他们若肯出面，当然好。只怕……”

李宗仁想了想，说：“我再请邵力子出面，到上海游说他们。”

邵力子素有“和平老人”之称，黄启汉能掂出他的分量，但……

“德公。”黄启汉沉默了片刻，说，“时局严峻如此，德公不妨亲驾沪地请那些名流组团赴京。”

李宗仁顿首，说：“好，我亲自去。”

南京的三月乍暖犹寒，一场“桃花雪”，将嫩黄的梧桐叶打得残缺败落。李宗仁刚刚脱下的皮暖靴，又穿上了。皮靴踩在松软的新雪上，一步一个深坑。他的两只脚交替迈进，恰如他指掌上玩弄的两个“轮子”——和谈，备战。

他借和谈登上政治舞台，以备战固守江南半壁江山，由此达到取蒋而永久占领政治舞台之目的。二月以来长江两岸已不闻炮声，这少有的平静鼓舞了李宗仁，使他感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理想并非天方夜谭。

他一面派出第二个“和谈”代表团，一面抓紧滚动另一只轮子。

三月上旬，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会议由参谋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李宗仁、新任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列席了会议。

顾祝同简短地陈明了会议要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即开始提出“江防计划”。他面对布满整个墙壁的作战图，说：“我军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这一带江面相对狭窄，北岸支渡甚多，便于共军船只匿藏。江阴以下就不同了，那一带江面极宽，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把守……”

李宗仁认为蔡之计划详尽周密，频频颔首称许。

一直默然不语的汤恩伯这时说：“我认为，我军主力应集中于长江的江阴以下，以上海为防御中心，集中防守。”

蔡文治惊愕地说：“从战略、战术哪方面说，我想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上策。”

汤恩伯冷冷一笑。蔡文治在军校时曾为汤之门生，他根本没把蔡放在眼里。

蔡文治奇怪，他的这个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师长前辈，居然提出如此愚蠢的江防方案。尽管汤恩伯满脸的鄙视之色，但身为作战厅厅长，他不得不驳斥其谬误：“根据汤司令的方案，我军主力若置于京、沪铁路沿线，最后只有退守上海。这不明摆着是自杀吗？”

李宗仁说：“恩伯，细谈一下你的想法。”

这位蒋介石下野前亲自任命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威严地端坐在那里，腰板笔挺，双手扶膝，颇有武士之仪。蒋介石交代给他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呼应。就是汤恩伯当时听了此部署，亦半天没醒过神儿。经过了牛反刍般地回味，他才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

汤恩伯非黄埔军校嫡系，资历平平，然而在党国垂危之际却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他这个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实力，只有唯一的蒋氏嫡系胡宗南集团可与他并翼比雄。

他的发迹源头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清晨。那是一九二八年，地点南京。黎明即起的蒋介石在鸡笼山踏雪散步，见一队军校士官喊着嘹亮的“一！二！三！四”出操。蒋介石为之一振，驻步而观。

队伍渐近，带队的教官映入蒋介石的眼帘。那人的五官并不醒目，扎眼的是他的衣着——零下二十多度，他只穿了件单衬衣。

“哪个部队的？”蒋介石猛喝一声。

队伍唰的一声，钉子一般猝然而立。教官马靴一并，啪地一个敬礼，报告：“中央军校第六期第三大队大队长汤恩伯！”

蒋介石跨进车门，当下到了中央军校，径直奔第三大队检查内务，而后又逐个儿检查了所有大队。全校唯有第三大队的内务规范整洁，令他满意。

这时汤恩伯带队归营，解散前只听他狮吼一般地问道：“兄弟们，冷不冷？！”

“不冷！”擂天滚地。

从此，“汤恩伯”三个字，输入蒋介石的大脑里。

此后，在此起彼落的国民党将领中，汤恩伯连连迁升。

也有倒运的时候；也曾有过被蒋介石喝令下跪，爬着出门的羞辱；他也咬牙切齿背地里大骂过蒋介石是“疯狗”。但转过脸去，他还是蒋介石膝下最忠诚的一条狗。

临危受命，悲壮之余，他也思忖玩味过“心狠手辣，谋事以周”的蒋介石究竟将他看做乱世之雄，还是“良弓走狗”。最让他费思虑的，还是蒋介石下野之后，他一面要按照蒋的部署行事。一面要应付这个李代总统。偏偏这个不识时务的李代总统登台后即着手南京的防卫计划，命国防部紧急拨款构筑城防工事。报告一份份递到他的手里，十分棘手。自他上任后，早已秘密将南京周围的大口径火炮拆运淞沪。这几日他正秘密装备二十四摩托师，控制了二百辆美式卡车，随时准备撤离南京，回守淞沪。

汤恩伯五十岁的脸膛因油脂分泌旺盛而光润平展，呈古铜色。此时因蔡文治的当众反驳，又闻李宗仁发问，表皮的毛细血管有些充血，渐而由古铜转色褐红，继而紫红……

“这是蒋总裁的部署！”汤恩伯索性亮出了底牌。

李宗仁头一懵。他想起蒋介石下野之时，司徒雷登曾谴责国民党政府，说美国情报局获悉蒋介石有放弃南京、退保台湾之意。当时李宗仁还不相信，如今证实了美国情报确凿。看来蒋介石真是釜底抽薪，要另起炉灶了。蒋介石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游戏，足让在场的各级将领瞠目结舌，一时交头接耳，会场乱若蜂窝。李宗仁气得像呛白了脸的溺水者。

蔡文治此时不依不饶地说：“蒋总裁已经下野，汤司令不必以势压人。现在兵临长江，时局危急，一切要以党国存亡为重。你那个江防计划势必导致江破京陷，至时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不等蔡文治说完，汤恩伯啪地一拍桌子，气得血脉贲张，失态地吼道：“你蔡文治算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毙了你再说！”说着将面前的文件猛地一摔，冲出会场。

会场大哗。蔡文治没想到汤恩伯如此不可理喻，抖着两手收拾被汤恩伯摔得七零八落的文件，忍无可忍地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李宗仁望望何应钦、顾祝同，哆嗦着嘴唇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顾祝同苦笑。何应钦摇摇头，说：“老总不答应，有什么办法？只有如此。”

李宗仁哪里知道，蒋介石的这个部署，是早已分别跟何、顾二人通过气的。

在奉化溪口的山水间，蒋介石修家谱，祭宗祠，洒扫祖坟，寻觅童年旧迹，每一件都做得十分专注。就在这专注里，七座电台在溪口架设起来；江南半壁河山的绝对权威在四明山树立起来；穿着便衣简装的将领、高级官员在“慈庵”出入频繁起来……

他只不过换了个指挥地点，国民党的这套马车，鞭子仍在他的手上。他不可能坐视李宗仁与共产党的合作，他绝不会让他的党和共产党坐在一个房子里共掌中国的命运。

他只是在等待时机，他坚信美国可以抛弃他，但不会放弃他们的在华利益。而中国是非他莫属的，到头来他们还是要来找他的。他之所以要保上海，是看到共军大势难阻，而本党、本军无论斗志和兵力均难守住长江。上海与台湾只是一水之隔，在上海作战既可影响国际视听，又有台湾做后方基地，他随时可以向上海增派空军、海军，随时可将他的军队向台湾撤退。既无空军又无海军的共产党，想要渡海作战，目前还是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