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候中央措置”。由于这份电报的言辞较为隐晦，甚至赵戴文都还以为张学良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只有阎锡山心知肚明，反正也做好了撤退的打算，便当即拍发了一份倒填日期的电文，表示他在张学良呼吁和平之前，就已经准备退避三舍。

见到阎锡山的电文，正在北平主持扩大会议的汪精卫感到莫名其妙，连忙让冀贡泉致电阎、冯询问究竟。当天深夜，他得到了“巧电”的全文，匆匆读过之后，他也没有注意到其中“静候中央措置”一句的分量，因此同样幻想张学良不致出兵。

第二天，汪精卫给张学良发去“皓电”，提出四项党政问题与张商量，说如果张学良真心谋和平，应该先把这四项问题解决了再说。

“皓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到了傍晚，汪精卫才得知，东北军已经动员，不由得大惊失色。

事实上，张学良在发表“巧电”的前一天，就已经在内部发布了进军关内的动员令。发表“巧电”的当天，他还在对天津《大公报》驻沈阳特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

张学良明白地告诉记者，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也不完全与南京政府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

自9月20日开始，东北军每隔三小时就发一列运兵车入关。这已是东北军历史上第四次入关，由于东北军将领尤其是“老派”将领多为土匪出身，部队军纪较差，所以以往三次入关，这支“胡子军”给关内的印象一直都不佳。

此次入关，张学良有了在华北站稳脚跟的打算，便有意改变东北军的这一形象。在东北军出发前，他对率部出征的于学忠说：“我们这次入关，乃是为了倡导和平，促成统一。我把一切事情都交付给你听，你要往漂亮去做。我先问问你，你想怎样做？”

于学忠了解张学良的心思。他说如果东北军只前进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如果还想要更多的地盘，则山西指日可下，并不用费太多的军力。但这样做，一者会得罪很多的人，二者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

张学良认为于学忠考虑得很周全，当即同意采用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

于学忠和晋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是同学，在行军途中，他就让人带信给徐永昌，说明自己是和平接收，决不用兵。此后东北军每至一地，就先期通知晋军让出防地，以避冲突，而晋军也只好以阎锡山主张“礼让为国”和退避三舍为由先期撤退。

晋军陆续撤退后，于学忠率部于9月21日到达天津。获悉东北军大兵压境，齐聚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政客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埋怨“老派”真是不济，以致张学良被一众“佻达急利之徒”所包围，有人认为张学良出兵，暴露了其“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园、前门戏院，哪一处不是张学良及其左右日思夜想的？

当然还有人一语道破机关：张学良只动兵而不至于用兵，轻而易举间就能将华北收于囊下，他为什么不干？

让众人稍感安心的是，入关东北军系由于学忠率领。大家都知道于学忠跟徐永昌有同学关系，北平的治安又由兼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所掌握。据此推断，于学忠应该不会逼迫过甚，至少一齐再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办还有时间。

这时北平政府只有阎锡山草草就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其余各部一概未能成立——处于如此颓势下，除了那些特别想过官瘾的糊涂虫，稍微明智一些的，你就算是三顾茅庐，用八抬大轿去请，人家还高卧不敢就聘哩。

阎锡山尚在石家庄坐镇，汪精卫便牵头在北平怀仁堂临时开会进行商议。他首先表示要去山西，其他人听了都随声附和，于是便决定先撤石家庄然后再转太原。

阎锡山得知后来电表示欢迎。这让大家的心里又好受了许多，以为既有太原可以落脚，总不至于做“小张”的阶下囚了。

阎锡山拨来一笔款子，汪精卫给每人分发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不愿登车西逃的都可以各奔前程。会议一结束，人们便开始倾箱倒箧，搬取各种文件和器物。怀仁堂内人影幢幢，慌乱之状，颇有几分《红楼梦》中宁国府被查抄时的味道。

几经周折，弄到了一辆晋军的军需列车，大家将三十箱党部文卷装上车，之后乘车南逃。行至半途，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邓哲熙上了车。邓哲熙劝他们返回北平，并且说前方军事情况很好，后方不可轻易动摇。

众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汪精卫等六名扩大会议的上层人物仍然继续南下，以便与阎、冯晤商下一步的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随邓哲熙折回北平，对外宣称阎、冯即将回平组织政府。

第二天早晨，薛笃弼、贾景德自东北到达北平。从他们嘴里，赵戴文、邓哲熙等人才知道张学良这回是动了真格的，北平决非可以久留之地，于是又慌慌张张地撤出北平，乘车前往石家庄与汪精卫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