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前线的不少人都认为，亳州解围相当失败，乃是典型的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以抽出兵力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埠、宿县，在战略上是动摇津浦、陇海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本是一招出奇制胜的妙招，可惜又中途变卦，这是再误。

“一误”可以说是冯玉祥上了老蒋的当，但“再误”则只能归咎于阎锡山对西北军支持不够，以致功亏一篑。

中原大战初期，北平的小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冯玉祥，每个人的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件东西：蒋的左手拿着“钱”，右手拿着“官”，表示谁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加官晋爵；阎的左手拿着算盘，右手拿着账本，表示凡事都要为自己盘算；冯的左手拿着个窝头，右手拿着把大刀，表示只能穷拼。

冯玉祥在听人讲起这件事后，笑着说：“真缺德！”

当时众人都把它当成笑话听，可是随着战事的延续，笑话渐渐就变成了现实——蒋介石的“银弹战术”其实就是靠“钱”和“官”在起作用，以后冯玉祥还将有更多部属因禁不住这种诱惑而叛冯投蒋；阎锡山一贯持“保本主义”，答应承担西北军的弹药粮秣，之后又自食其言；冯玉祥连窝窝头都快啃没了，拿着大刀的手也越来越乏力。

阎锡山并不只是在陇海线上“误”，事实上，他在津浦线早就犯下了大错。

早在傅作义攻下济南，战事极其顺利之际，阎锡山突然决定下达一纸命令，委任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率领两个军参加津浦线作战，并以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

当时很多人都对此觉得莫名其妙，认为如此任命对战事只有弊大于利：张荫梧和傅作义关系不睦，素来势同水火，这在山西军政界乃是公开的秘密。

周玳问阎锡山：“那方面（指津浦线）原有行营主任指挥作战，现在又派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究竟谁指挥谁呢？这不是添麻烦吗？”

阎锡山回答：“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管，就下令吧！”周玳猜测阎锡山这么做，一定另有作用，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其实阎锡山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以张荫梧来监视和牵制傅作义。事情起因是张荫梧给阎锡山发来密电，告了傅作义一个黑状：“张学良和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这个会议，请注意。”

张荫梧到达济南后，阎锡山发给前线的给养、弹药等都责成张荫梧分配。不久，傅作义就来电说，张荫梧不发给他弹药，没法打仗。张荫梧也来电指责傅作义，说傅作义不听指挥。

两人相互攻讦，大闹意见，致使部队无法向前继续推进。周玳知道后，急忙对阎锡山说：“津浦线方面，我们是主攻。济南攻下以后，应当乘胜急速南攻才对。他们这样争吵，导致战事迟滞不进，如何是好？”

阎锡山既不愿放弃对傅作义的监视，又不想离开北平或太原，他采取的办法，是派参谋处长辜仁发带着他的银质私章到前线替他指挥。

辜仁发到达前线后，傅作义还听指挥，说怎么指挥就怎么打。可是张荫梧桀骜不驯，不听指挥，当着辜仁发的面只一味说傅作义如何如何不好，却始终不一起研究战事。

辜仁发只好强调，他来是为了代阎锡山指挥作战，而不是听关于傅作义的坏话。张荫梧一听更不买账了，他说傅作义不听他的指挥，这个样子不能打仗，就是阎锡山本人亲自来，他也要跟阎锡山讲讲理。

两人大吵一顿。阎锡山以为，张荫梧、傅作义看到他的私章就犹如看到令箭一般，哪敢不服从指挥，谁知他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权威，没有人把他那枚小小的私章当回事。

辜仁发指挥不动张荫梧，第二天就跑回后方复命。

阎锡山见状，又让周玳去济南指挥。周玳叫苦道：“辜仁发比我精明能干得多，他都指挥不了，我如何能行？”

阎锡山坚持说：“他（指辜仁发）的威望不够，你去了他们不敢不听。”

周玳无法推辞，但又不想如辜仁发那样灰溜溜地被赶回来，就向阎锡山建议：“张、傅两人既已水火，不能协同作战，不如把两人分开。正好韩复榘已向胶济路方面东撤，我军如南下进攻，颇有后顾之忧，不如令傅率重兵南攻，令张率本部东进，将韩复榘逐下海去。”

阎锡山同意按此方案执行。周玳即前往济南和张荫梧面商，张荫梧答应照办，但又在周玳所定的分兵方案上，多要走了一个军。

周玳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便打电话通知傅作义率部南进。因此前傅、张相争，晋军未能及时地乘胜追击，马鸿逵等部已退入曲阜、兖州据守。傅作义便下令对这两座城池展开围攻。

周玳的方案只是无法之法，其实并未让傅部在给养上得到根本改善，再加上官佐贪污，使得军用品不敷使用。

攻城期间，正值大伏天，山东大雨连绵，但很多部队根本没有防雨设备，有的纵然有也不顶用，军鞋在雨地里穿一天底子就破了，士兵们只好赤脚行军打仗。傅部的粮食供应不足，只能就地征集，可是征粮又不给钱，自然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很难征集到足够的粮食。

粮食不够吃，“料面”倒有的是。中原大战前，山西已二十多年未遭兵灾，百姓称得上安居乐业，同时吸大烟和“料面”（海洛因的俗称）的陋习在山西又一直盛行，从普通家庭妇女到军队里的士兵，很多人有此嗜好。

山东人说：“阎锡山的队伍，每人带有两支枪、一支炮，枪是步枪、大烟枪，炮是高射炮（将海洛因放在烟卷中仰面吸食，称为高射炮）。”当地还流传一个笑话，说点“高射炮”时，须拿烟卷裹上“料面”，可是因为一连下了几天雨，“料面”受潮，火柴也点不着，结果晋军士兵个个困于毒瘾，无力作战。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傅作义在感到阎锡山对自己不信任后，也不免泄气。虽然晋军还不至于仗仗皆败，但从此以后没打过什么好仗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傅作义的指挥下，攻城部队曾几度攀上曲阜的城墙，不过都被打了下来，以至于一连损失了两个团仍无法得手。

周玳的分兵方案还极大地削弱了晋军的南下力量。由于兵力不够，傅作义在用主力部队攻城的同时，只能以保安纵队等部掩护其侧翼。

保安纵队是中原大战前阎锡山匆匆扩建的新兵部队，为了掩饰备战的企图，才命名为“保安纵队”。士兵大多是从绥察两省和山西雁北等灾区招募来的灾民，年龄大的已经五十多岁，年龄小的仅有十二三岁。这些人入伍时个个面黄肌瘦、步履蹒跚，且都披着无面的白板破羊皮袄，有的下身还裹着破麻袋一类的东西，连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当地人戏称为“皮袄队”。

保安纵队所发的武器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老套筒”，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子弹更是少得可怜，每人只配给十发。虽说战前已训练了半年，但士兵们不仅未进行过一次实弹训练，甚至连一般的制式教练都没有完成。

山西晋商遍天下，山东境内也有许多晋商。他们看到这些子弟兵所携带的破旧武器，都感到既疑惑又惊诧：“你们带的家伙连此地红枪会都不如，去山里打仗，行吗？”

行与不行，也就是上来凑个数而已。保安纵队扼守的是一座石山，上面光秃秃的，一棵树木也没有。本来计划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但他们并没有配带镐锹一类的工具，老套筒上连刺刀都没有，加上附近的老百姓早已逃避一空，也无从搜借，于是他们只好把部队散摆在山脊上，借以虚张声势。

这种空城计骗鱼腩部队可以，若用来骗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那就是自己找罪受。很快，保安纵队便明白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