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派反三大，不反二大，包括陈公博在内，本身就都在二届中央里面。他们认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新的会议应由二届中央来召集。

邹鲁等人则说，西山派在上海也有二届中央，要召集的话，应由两个二届中央（即“汪二届”和“沪二届”）联合召集才对。那意思很明白，大家的马儿大家骑，反蒋这座庙就是个“大家的马儿大家骑”的地方，要热闹大伙儿一起热闹。

陈公博嗤之以鼻：说你胖，还真喘上了。你那个自己张罗的二届中央是合法的吗？非法的！

他认为，改组派之所以要倒蒋，就缘于蒋所操纵的三大没有合法性。如今邹鲁居然要让“非法中央党部”来召集会议，这不是也违法了吗？以违法伐违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结果只会自坏法统，徒授老蒋以口实。

比之于汪精卫等元老，陈公博属于国民党内的青年一辈，但其政治能量却着实惊人。这位北大毕业生曾是中共一大代表，接着脱离中共，又迅速得到汪精卫的信任和支持。短短几个月内，便以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一举跃入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陈公博年少得志，常有觑天下如无物之感。他在参观晋祠的贞观古碑后，写下一首七绝：“虎步龙行天日姿，中原争霸尽凡儿。我来剔鲜扪残碣，碧水青山吊晋祠。”

在陈公博的眼里，即便蒋、阎、冯之流都属“凡儿”，你们这几个西山派的老朽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偏偏邹鲁、谢持也都是倔强到底的老毒物。陈公博、王法勤有新精神和新朝气，他们就摆老资格和老派头，总之就是不肯让步，甚至说即便反蒋大事不成，也决不放弃“沪二届”。

两派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已经达到了势同水火、相互倾轧的地步。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住在一起，于是在太原时，西山派便住山西大饭店，改组派住傅公祠。

阎锡山、冯玉祥和其他方面都希望能说和这两派，以便尽早成立反蒋政府。有一次，薛笃弼借看望客人之名，到傅公祠去拜访陈公博、王法勤，劝说他们牺牲成见，顾全大局，也就是反蒋第一，不要过分在意其他细节。

居中调解本是世上一件难事，轻轻一句话都可能把人给得罪透了。改组派在意的就是细节，薛笃弼却说细节不重要，王法勤一听勃然大怒，站起来举拳就要揍薛笃弼，幸亏被旁人给拦住了。这个时候，陈公博坐在一旁看报，一声不响，但显然也很恼火。

其他方面代表也有想对西山派进行劝解的。有人在会议上对邹鲁说：“如果你们私下在上海产生的二届中委，也要同正式的二届中委相提并论，那么，党内的其他派别、秘密产生的小组织很多，各有各的中委，岂不也可以提出来算一份吗？”

邹鲁听后很不高兴，不仅不接受对方的意见，而且以后只要见到这个提意见的人便予以冷面相对。

改组派和西山派在太原的协商最终以破裂告终，陈公博、王法勤负气离晋赴平。两派争吵的战场也随即迁至北平，双方人员在北平的报纸上互相进行攻击甚至谩骂。由于担心事态扩大，北平警备司令、警察局长还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各报尽量不要登载此类消息。

当时在太原的还有各军事代表的组织。他们害怕因此耽误反蒋政府的成立，于是纷纷建议在北平召开军事代表会议，通过军事代表会议来产生政府。

国民党向来以党治政，政府要从党里面产生，不然在合法性上就会大打折扣。阎锡山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不同意军事代表的意见，而主张等汪精卫北上，弥合两派分歧后再说，为此哪怕缓组政府。

在阎锡山这里碰了壁后，各派又去潼关找冯玉祥，冯玉祥与阎锡山在想法上惊人地一致：望汪早日北来。

自1927年宁汉分裂起，汪精卫在国民党政坛角逐中就陷入了屡斗屡败的恶性循环，直至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他因遭到新桂系的排挤而被迫流亡海外。

不过汪精卫在国内的政治声誉并没有从此落到谷底。他本人也没有放弃与蒋介石的争斗，从1929年至1930年，他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先后发表了《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等一系列文章，并提出“于党恢复民主集权，扶植民主势力”的口号。

汪精卫逐渐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精神领袖，乃至改组派和许多反蒋派别都要以拥汪为旗帜，才觉得能立得住脚。1929年9月间，改组派终于把这尊大菩萨从法国搬回了香港。

自那一年被迫出国，汪精卫就一再鼓动他的追随者“要用十二分勇气，来战胜这些困难与障碍”，要“忍受这些失败与怨恨”。他还曾用诗一般的语言为众人打气：“悬在我们的面前，宛如大海茫茫狂风骇浪之中一个放出光明的灯塔。”

汪精卫在香港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名义，向反蒋和有可能反蒋的力量颁发了委任状。除一、二路总司令留给阎、冯外，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李宗仁分别被委任为三至八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一时之间，从南至北的反蒋武装“俨有气吞河岳之势”。其后爆发的蒋张（张发奎）之战、蒋唐（唐生智）之战、蒋石（石友三）之战，在政治上都以拥汪为旗帜。可惜的是，这些军事反蒋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现实似乎始终和汪精卫过不去。在中原大战开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悬在他面前的始终不是什么“光明的灯塔”，而是一系列如陈公博所说的“苦笑录”。

汪精卫只能继续等待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时机。他译述雨果的共和史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共和之神从指麾，百难千灾总不辞。若云共和在天路，便当与子冲云去。”

阎、冯与蒋介石的兵戎相见，终于让汪精卫在无奈苦笑之后，眼前又见“光明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