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作为“李白”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又惊又疑，非常害怕西北军联合新桂系夹攻自己。为防不测，他除调动所有可以使用的正规部队外，还将正在肄业的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编入作战序列，其中一部分直接到前线作战；另一部分发给实弹，做保卫南京的准备。

继李宗仁的代表之后，蒋介石的代表也拜见了冯玉祥。西北军总司令部内盛传，代表带来了蒋的三个条件：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要孙良诚继续回山东当主席，同时青岛特别市亦归西北军接收；由冯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作为回报，冯玉祥必须通电声讨新桂系，出兵湖北。冯玉祥听后告诉蒋介石的代表：“论公论私，都不能让你们独任其艰，我出十三万兵力相援，怎么样？”

代表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见冯玉祥已经表态，蒋介石立即改订战斗序列，临时任命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他自己也乘舰由南京至九江，亲自指挥嫡系部队向鄂东进攻。

哪知道冯玉祥嘴上答应得好，实际仍是虚与委蛇，不但没有发出一个字的讨桂通电，韩复榘部也奉命止步不前。说来说去，他还是舍不得放弃他那坐山观虎斗的妙想，就想尽量拖延时间以等待蒋、桂两败俱伤。

当时蒋、桂在长江中游的兵力配备大体相当，蒋军虽然人数上稍多几个团，但论战斗力，桂军却还要强上一些。3月30日，蒋介石在九江下达总攻击令，但只是虚张声势，各部前进很迟缓，都不敢冒险猛进。

然而当蒋军进入鄂东境内时，桂军也始终没怎么抵抗，众人对此颇为不解。由于李宗仁无法亲自到武汉指挥作战，桂军在军事上主要由胡宗铎、陶钧主持，当有幕僚表示担忧时，陶钧说：“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引敌深入。敌军攻坚，伤亡必大，可一鼓而歼灭之。军事我们很有把握，你不必担心。”

胡宗铎代替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更是对着幕僚摆出了一副用兵如神的姿态，说：“将来武汉附近听到炮声隆隆，是打得很好听的。请你转告亲朋和一般市民，不要惊慌，没有危险，结束很快。”

胡、陶之所以敢于“引敌深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蒋桂战争酝酿之初，他们就耗费两百多万元，在鄂东前线打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二人认为，凭借这一深沟高垒和强兵猛将的组合，不愁蒋军不伤亡惨重，到时他们再率部一冲，自然就能够“一鼓而歼灭之”。

3月31日，胡宗铎已做好到蒋军兵败，新桂系重新入主南京中央政府的准备。他认为：“这次战事很快就可以结束，打到九江就没有战事了，我们乘船东下，一帆风顺到南京，不会像上次那样吃苦（指北伐时期）。”

胡宗铎叫来自己的幕僚：“我打算明天出发，想约你同行。到南京后，关于政治党务，还是要你帮我布置布置，在作战中途也有一些大文章要请你大笔一挥！”

4月1日晨，胡宗铎正要出发，却见夏威拿着文件跑了进来，并且招手让胡宗铎到卧室密谈。

听夏威讲完事情经过，胡宗铎顿时眼前一黑。

按照胡宗铎的计划，第十九军防正面，第十八军防右翼，第七军防左翼。由于夏威本人患扁桃腺炎住院治疗，无法到职指挥，第七军临时由李明瑞统带，这给武汉策反中蓄谋已久的兵变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

第七军出发之前，李明瑞就在汉口密约团长以上多名将领，商定全军开至前线后，即发动兵变。为免不测，李明瑞这时候还不敢说是要投蒋，只说是反对胡、陶，因此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到达鄂东前线后，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立即行动。当天黄昏时分，李明瑞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了，但是现在又有新军阀起来了，比如蒋介石、胡宗铎、陶钧等人就是。”

接着他列举了蒋、胡、陶的罪状，当然重点讲的是胡、陶如何把持湖北地盘，横征暴敛的种种事实，特别强调“我们的官兵，在北伐各次战役中出生入死，现在倒落得个食不饱、衣不暖，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的地步”。

第七军本是第十八军和第十九军的母体，可是在“桂系鄂军”吃香喝辣的同时，第七军却在军饷被服的补给等方面饱受歧视，甚至连军装都发不出。大家早就对此愤懑不已，那真是“提起心头火，咬碎口中牙”，李明瑞的讲话立刻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共鸣。

李明瑞说，胡、陶把第七军摆到最前沿，等于是让第七军给他们做挡箭牌、牺牲品，完全不值当——“现在蒋介石的军队向武汉打来了，我们的内部又有胡、陶的军阀部队，即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不是为胡、陶他们这些新军阀造机会？结果我们还是吃亏的！”

见众人频频点头称是，李明瑞决定绕至主题：“现在我的意见是这样，把我们的部队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不参加这一场肮脏的战争，听他们两方面的新军阀自己去拼吧。等到他们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不管哪方面打赢，我们再把他们消灭。我的意见，大家看看怎样？”

李明瑞这么一问，大多数军官都举手高喊“同意”。有几名军官是李宗仁、白崇禧、夏威的亲信，他们内心虽然不同意，但在多数人都赞成的氛围下，也只好被迫跟着举了手。

统一意见后，李明瑞即集结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西北移动。等夏威得到消息时，李明瑞、杨腾辉早已率部撤至孝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