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汪精卫偕武汉政府要员自武汉抵达南京。当天街上便贴反汪的不署名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

汪精卫岂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欢迎会上，他当面质问李宗仁：“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谁敢贴标语骂你呢？”李宗仁做一脸无辜状，“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汪精卫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李宗仁居然还能继续劝导：“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驻中央，继续领导。”

汪精卫可没有李宗仁所说的那种“淡然处之”的涵养，在南京稍一逗留，便前往上海租界。汪精卫毕竟拥有政治号召力，他一走，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都纷纷去了上海。

中国的玩政治，跟美国选总统完全是两码事，说穿了，要诀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拉人站队。李宗仁自身在国民党内无根基，拉人方面比较弱，他便着意与谭延闿、孙科等人结交。谭、孙虽然是原武汉政府的官员，但两人并非汪系官员，现在见李宗仁这么把他们当回事，也就乐得拉着他一道去上海开开眼界。

这时的上海冠盖云集，从中央执监委到西山派，能来的都来了，只有蒋介石因为仍在和汪精卫闹意见，所以没有出席。

开了几天谈话会后，各方决定合组“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机构，同时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政府成员。

特委会主要由沪、宁、汉三部分委员组成。宁汉是蒋汪两系的人物，所谓沪是指整个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以张继为首，包括林森、邹鲁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时代的老人，且均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持有异议。孙中山去世后，这些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集议，主张坚决反共，从而与当时以容共为号召的蒋汪相对抗，由此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简称西山派）。

由于涉及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继承问题，西山派与蒋汪都矛盾极深，这甚至已经超出了反共容共的范围。即便后来宁汉分裂，宁方已经“清党”，蒋介石对这一派别的态度仍无丝毫改变，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经常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西山派也一样对蒋汪始终保持着敌视的态度。张继公开说，蒋汪都曾与共产党合作过，都是有罪的人，不能让他们参加特委会和未来的南京政府。

在上海，李宗仁和西山派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李宗仁有枪杆子，但缺政治资源，亟须这些“年高德劭的老同志”推上一把，于是便称赞对方“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

西山派的人见新桂系声势日隆，又与蒋汪不对付，也存心拉拢。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这些老头子就处处对李宗仁表示好感。

双方一拍即合，里外一吆喝，对汪精卫展开夹攻。他们紧紧抓住汪精卫在宁汉对立中“反共过迟”的把柄，对汪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和谩骂。汪精卫有苦难言，被迫一再声明：“及时引退，听候处分。”

9月15日，特委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张继做政治报告。会议同时任命了一批国府政务委员和军委会委员。

虽然汪精卫也被任命为国府政务常委，但他失去了控制权，而且宁、汉两派在特委会中的名额也均不占有优势。汪精卫为此大失所望，遂以患病为由拒绝加入特委会，之后动身离开上海。汪系人士亦随之离开了京沪。

特委会和军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新桂系大权独揽。南京政府表面由谭延闿、李烈钧主持，实际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白”的意旨。军委会的情形也差不多，这个军事指挥机构一共有三个常委，分别是程潜、何应钦、白崇禧。程潜虽位列常委之首，但他的老部队早就被蒋介石解除，新部队又不受重视，“李白”不过是利用他的老招牌来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与白崇禧的私谊不错，又有帮助“李白”“逼宫”、合力促成龙潭大捷的功劳，然而因为他终究不是新桂系团体的成员，所以“李白”也始终不把他当自己人对待。

何应钦当然有理由表示不满，可是凭他的那点能力和心眼，要独自与新桂系抗衡，也是件不可能的事。在军委会，何应钦的处境和程潜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无权过问具体事务的“泥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