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会战结束后，胡琏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国民革命军七十三军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奉命从鄂西开往湘西，暂五师席不暇暖，衣不解带，又赶往参加常德会战。

那时候，中国战场上，无日不战。

常德会战中，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和六千好男儿再也没有回来。

和黄埔军校的很多人不同，彭士量考上黄埔军校之前，是湖北明德大学的大二学生，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类学生。如果当时没有投考黄埔军校，彭士量可能以后会是一名教师或者政府职员。

报考黄埔军校，改变了他的一生。

后来，彭士量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排长，参加了南昌起义。那时候，后来叱咤风云的林彪也在这支队伍里任代理连长，共产党军队里另一位最能征惯战的人物粟裕还是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支队伍真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不过，这些中下层军官那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尚未崭露头角。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士量所在的部队脱离了南下的队伍，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彭士量只能跟从。如果他所在的部队那时候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他能够活到解放后，也一定会是一名开国将军。

从南昌起义中走出来的共和国元帅和将军，有很多。元帅计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林彪、贺龙、聂荣臻六名，大将有粟裕、陈赓、许光达三名。而与彭士量同为排长，以后成为共和国将军的有：萧克、聂鹤亭、唐天际、彭明治等人，而上将赵尔陆，中将谭甫仁、张树才等那时候还是战士。

离开了南下队伍，改变了彭士量的一生。

人一生的命运，其实都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抗战爆发，彭士量先后参加了淞沪、山西忻口、台儿庄、武汉、长沙等战役，几乎是每战必从。在武汉保卫战中，他因为作战勇敢，受到嘉奖，宋庆龄女士还赠送彭士量将军一床苏联毛毯、一架德国造望远镜和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

1943年11月，为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牵制缅甸远征军，并夺取洞庭湖米粮川，日军先向鄂西佯动，接着突然挥师南下，直扑常德。常德会战就这样仓促打响。

湖南省石门县是常德的门户，彭士量的暂五师守卫石门。

彭士量的暂五师，和《石牌保卫战》中写到的傅正模的预四师一样，从名字上就能够看出属于装备低劣的杂牌部队。

抗战开始时，全国有两百个师，其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三个：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番号最小的是一师，因为由伤愈归队的抗战老兵组成，所以又称为荣誉一师，师长先后有宋希濂、郑洞国、李弥；番号最大的是二零零师，师长是抗日名将戴安澜，后分别为高吉人、周朗，隶属于杜聿明的机械化第五军。

然而，抗战初期，日军不断增兵，两百个师的番号远远不够，国民政府再增加新的部队，就以新编某师称谓，比如著名的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是孙立人；著名的新编二十二师，师长是廖耀湘，那都是一等一的部队。滇缅战役中，新编三十八师发展为新一军，新编二十二师发展为新六军，那可是与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包括二零零师的第五军，统称正面战场五大主力。日本投降后，东北战役的时候，东北军里还有两句口诀在说这两支新编军：“只要不碰新一军，不怕蒋军百万军。”“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抗战末期，二零零师的番号开始增加，这就是青年军。青年军初期一共设置10个师，师长都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而士兵都来自于当时的大学和高中。这样高的文化程度，在当时历经战乱死伤惨重的中国军队中，实在属于凤毛麟角。

整编师、新编师和青年军各师都属于国民政府的战斗序列。

而暂编师和预备师，则是各大战区自主招募的队伍。暂编师，就是临时番号，战后会予以撤销；预备师，就是从事训练的新兵师，战事紧急，就被派上战场。

抗战老兵方风林说，虽然他们这些杂牌部队装备低劣，食不果腹，有的排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有的士兵甚至连一双布鞋都穿不上，但是这些暂编师和预备师照样打得非常顽强壮烈。只要一上战场，就不想什么杂牌军什么正规军了，想的是打死日本鬼子，保卫自己的国家。

为了在石门阻击日军进犯，七十三军暂五师在石门与日军激战八昼夜。彭士量与六千子弟兵全部壮烈牺牲。

暂五师6000人，预四师5000人，他们都属于不满员的杂牌师，而一个满员师是8000人至10000人。

祖籍石门的张东山说，那年石门激战的时候，他只有13岁，但是有一个情景一直记忆很深，大街上到处都是死尸，有中国军人的，也有日军的，有的满身血污，有的抱在一起死去。行人要从街道上走过，必须一步一跳地踩在死尸之间的缝隙中，才能通过。

那八天里，日军依仗人数众多，一次次冲进了石门县城，又一次次被中国军人压了出去。战斗的惨烈，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永远也不能想象的。张东山听父亲说，日军攻进城门的时候，有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军官，可能是个营长或者连长，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大刀，大声呼喊着，领着一百多个中国军人冲上去，经过惨烈的白刃战，终于将日军又压了回去，夺回了城门。可是，不久，日军又组织了反扑，中国军人只能撤回城里，再没有看到那个大个子营长。

石门城门被攻破后，暂五师节节撤退，日军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遭受了顽强的抵抗。后来，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在报道彭士量的事迹时，引用了日军电台对暂五师评价的一句话：“暂五师为战意坚强、不可轻侮之师。”

敌人没有想到城墙已破，杂牌军的暂五师居然死战不降，依托房屋节节抵抗，就施放毒气。张东山说，那时候的中国人很穷，中国军队也很穷，都不知道啥叫毒气。日军戴着防毒面具，施放毒气的时候，中国军人不知道防护和躲避，结果，一排排军人就倒下去了，鼻口出血。后来，前面的战士倒下去了，坚守后面阵地的长官有文化，知道这是毒气，就让大家把毛巾浸湿，捂在嘴巴上。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毛巾，也找不到水，就把尿洒在衣服上，用衣服蒙住鼻子。

毒气过后，日军以为再没有活着的人，就向前冲，结果到了跟前，被突然跃身而起的中国军人又打了回去。

那时候的中国军人普遍很穷，一身军服穿在身上，再没有换洗的，又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所以身上长了很多虱子。张东山说，他曾经看到过士兵们在打仗的空隙，脱下衣服捉虱子。士兵们穿的都是草鞋，破破烂烂，甚至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光着脚板打仗。队伍里还有很多和张东山一般大小的孩子，他们不打仗的时候，就唱歌跳舞，鼓舞士气；一打仗的时候，就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冲上去。

1943年11月15日，石门即将陷落，暂五师仍然苦苦支撑，重庆方面鉴于打下去再无意义，就下令放弃石门，寻路突围。然而，此时，暂五师与日军缠斗，已经无法分身。

彭士量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石门战役刚刚打响，他就在硝烟与炮火中立下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於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祖国，兹奉命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消灭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唯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歼敌任务。”抵御外侮，取义成仁，早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国军队每一位抗战将军的血管里。

当日夜晚，彭士量带着暂五师仅存的300人撤退，走出城门，来到一个两山结合部位，突然遭到日军合围。黑暗中，日军一挺机关枪打过来，彭士量倒了下去，战士们扶起他，彭士量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疾呼“大丈夫为国尽忠，死何憾焉”，然后，闭上了眼睛。士兵们跪在地上哭成一片。

后来，六千将士的暂五师，仅有二十余人撤出来。

暂五师坚守石门八昼夜，牵制了大量日军，为常德会战的中国军队调度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许国璋将军是继彭士量后，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二位师长。

许国璋是一五零师师长，全师将士都是四川人。

后世的人们，只要提起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川军，全面抗战一打响，川军所有兵力四十万人就穿着草鞋，背着干粮袋，扛着简陋的武器，甚至大刀长矛，全部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台儿庄、武汉、长沙、鄂西……每一次大的会战都有川军奋勇杀敌的身影。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了一本《八年抗战之经过》的书籍，书中记载，八年里，四川共提供了300万抗日将士，而伤亡高达64万。

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不仅仅是士兵，还有很多军官，由于那时候的抗战将士们武器简陋，每有激战时，总是军官舍身忘死，率先冲锋，士兵紧跟在后。据统计，抗战将士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有五分之二牺牲在抗日前线。

许国璋毕业于黄埔五期。

就在彭士量牺牲后的第六天，许国璋将军也牺牲了。

当时，日军向常德步步紧逼，许国璋带领着川军组成的一五零师，坚守桃源县陬市镇。一五零师仅有8000人，而进攻陬市镇的日军多达两个师团，一个骑兵联队，人数五万人，而且还有飞机重炮。

川军的武器，在正面战场中是最简陋的。有一尊著名的雕塑，叫做《川军出征》，一名川军士兵，手持老套筒，身背大刀和斗笠，穿着草鞋，挽着裤脚，脚上是一双草鞋。这尊雕塑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想象我们的川军弟兄就是依靠这样简单的武器和穿着，出川抗战，奔袭千里，用血肉之躯与日军的坦克大炮抗争。后来，我寻访到了几名当初的川军老兵，他们说，能有一把枪，已经算装备不错了，有很多战士都是扛着大刀去杀敌。能有一双草鞋穿也不错了，很多人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板去打仗。那时候的中国军人，一打完仗，先搜索战利品，能有一把三八大盖，能有一双日军的胶底鞋，那就能高兴很多天。

用不到8000杆老套筒，与5万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战况不忍设想。

当时，许国璋的一五零师得到的是“不得退过沅江”的命令。陬市镇后，就是沅江。

抗战老兵吴荣凯说，当时，日军不敢贸然进攻陬市镇，不知道镇上有多少人马，先派出1000人试探性进攻。一五零师还击。日军看到一五零师火力不强，装备简陋，就全部压上猛攻。一五零师全力反击，可是，武器、人数都相差太远，无法抵挡日军进攻。

仅仅半天，一五零师几乎伤亡殆尽。

日军进入陬市镇，许国璋将仅剩的几百名士兵聚集在自己周围，鼓励他们说：“三面被围，一面临水，大丈夫死就死矣。反正是一死，不如拼死多杀一个鬼子。”许国璋带着战士，端着刺刀，齐声呐喊，迎着敌人冲上去，一排子弹打过来，许国璋全身是血，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士兵们抬着许国璋且战且走，来到沅江边，放眼望去，天色昏暗，冷风瑟瑟，江面宽阔，到了这里就是死地。士兵们把许国璋放在地上，跪在四周，放声大哭。突然，一艘小船划过来，船上是两个当地农民，他们正准备划船逃往对岸，看到中国军人这种景象，就冒死将一五零师仅有的几十人，全部载过沅江。

渡过沅江后，士兵们一路都抬着许国璋，他们舍不得丢弃自己的师长。凌晨4时，他们又饥又冷，看到路边有一间房屋，就走了进去，生火取暖。这时候，许国璋突然醒来了，士兵们振奋不已，这一路，他们都以为师长已经牺牲了。

许国璋问明一五零师全军覆没，他们已经离开了陬市镇后，异常悲愤，他大喝一声：“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喊完之后，就又昏迷过去。

凌晨时分，劳累过度的士兵们都睡着了，许国璋从士兵身上摸出枪支，饮弹身亡。

士兵们悲伤不已，只得又去追赶已经走远的大部队。

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三位国民党军队师长是孙明瑾将军，他是第十军预十师师长。

第十军是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的功臣部队，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曾经还参加过常德会战，直到那一年我和衡阳保卫战的幸存老兵卢庆贻交谈，才知道英雄的第十军也参加了艰苦卓绝的常德会战。

参加常德会战的，是第十军预十师。

在这场战役中，孙明瑾将军牺牲了，但是预十师打死了日军一名师团长。日军的师团级别，相当于中国的军。

卢庆贻说，第十军当时镇守衡阳，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的电文，要求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派人去解常德之围。卢庆贻是军部报务员。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常德保卫战到底惨烈到了什么程度。

衡阳到常德300公里，军情如火，守卫常德的中国军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倒下，早到一刻，就能早解救一批战友。卢庆贻刚刚把电文交给方先觉，方先觉就命令预十师紧急集合，检查弹药装备，准备出发。

300公里的路程，即使急行军，也要一个礼拜左右才能赶到，更何况那时候还有日军的飞机在空中轰炸，还要翻越高山，涉过河水，还要冲过日军的重重阻挠。

方先觉那天晚上站在高台上给预十师的官兵讲话，预十师老兵吴淞记住了一句话：不能做饭，不能睡觉，不能慢走，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常德。

吴淞说，军长在讲话的时候，炊事班就在大锅里炒米，生米炒熟后，就装在细长的米袋子里，斜背在肩上。装好一个班，一个班出发；装好一个排，一个排出发。每个人出发的时候，都是奔跑着出去的。

300公里，预十师跑了三天三夜，一天奔跑100公里，没有歇息，没有睡觉，刚刚赶到常德城外的德山，就与日军短兵相接。战士们饥肠辘辘，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投入了战斗。

卢庆贻说，预十师出发后，方先觉就天天等待他们的消息，每天询问电台好几遍，预十师到了哪里。预十师与日军接战后，方先觉关心着他们的每一步战况，可是，预十师很快就没有了消息，估计是电台被打坏了。

方先觉焦急地等待着预十师归队，卢庆贻也在等待着，可是，好多天过去了，预十师没有一个人回来。

常德光复后，他们才知道，预十师全军覆没。

如今，能够找到的预十师老兵只有吴淞一个人。

吴淞是一名和尚，他在当初预十师激战地的乾明寺出家，为血战到底全军覆没的预十师将士守灵。

吴淞被人熟知，很有戏剧性。那一年，常德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来了一名和尚，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拿着笔记录着。当会议快要结束时，主持人询问谁还愿意上台发言时，穿着一身袈裟的吴淞走上了讲台，举起手臂，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吴淞的身份才被人知晓。他是预十师仅有的幸存者。

预十师的对手是日军第三师团，属于日军甲种精锐师团，这个师团曾经在石牌保卫战中与胡琏的十一师交手过，现在在德山阻击预十师驰援常德。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奋不顾身地扑向日军，想从日军的包围圈中撕开一条口子，进入常德。师长孙明瑾手持一挺机枪在前开路，战士们紧跟而上。机枪子弹打完了，孙明瑾又拿起步枪，与汹涌而上的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刺刀都折断了。

预十师所有将士都已杀红了眼，像一股旋风一样地扑向常德方向。

后来，日军一份电文评价预十师，对于预十师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感到“莫名震撼”。

孙明瑾将军的儿子孙瑞星曾在《追忆我的父亲孙明瑾》中叙述父亲牺牲的过程：“父亲率部冲锋至一山隘，一手持机枪的日军在三米处向他狂射。猝不及防中，父亲颈部、胸部、腰部和手臂，连中四弹，血流如注。父亲至死仍力持不倒，手扶卫士，喝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预十师就这样全军覆没。

几天后，日军打扫战场，看到有一具身穿高级将领制服的军人遗体，一半泡在水中。日军擦拭去军人领章肩章上的血污，看到一颗将星闪耀夺目，不知道是谁。日军从战俘中找到一名上尉，让他辨认。上尉看了一眼说“不认识”，但是眼眶里已经满是泪水。日军感到蹊跷，要求他继续辨认，上尉跪倒在地，抱着遗体痛哭失声。这具遗体，就是孙明瑾将军的。

日军深感孙明瑾将军忠勇，就用杉木棺材安葬了他，并在坟头树立了一块木牌，上书“中国将军孙明瑾”。

常德光复后，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陪同孙明瑾将军的夫人姜文珍从衡阳来到常德，寻找孙明瑾将军的遗骸。当孙明瑾将军的遗骸从棺材里移出时，只见满身血污，遍体弹洞，头部还有与日军搏斗时的累累刀痕。姜文珍一见，就昏了过去。

当天晚上，方先觉在孙明瑾将军的坟茔边搭建了一个木棚，亲自为孙将军洗身更衣。

天亮后，方先觉就将孙明瑾的遗骸运至衡山，在衡山重新安葬。安葬的时候，方先觉亲自拉着棺材绳索放进墓穴里。

衡山有中国最大的抗日烈士忠烈祠和忠烈墓。这些忠烈祠和忠烈墓最初建于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鉴于抗战烈士曝尸荒野，就在衡山建立公墓，以便后世瞻仰凭吊。

卢庆贻说，他不久前带着儿孙去过一次衡山，他和儿子卢定安、孙子卢正泉一起攀山越岭找到了孙明瑾将军的坟茔，看到荒草萋萋，虫鸣唧唧，冷风瑟瑟，不禁悲从中来。坟茔已经荒芜很久了，祖孙三代磕头拜祭英烈后，黯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