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决定和谈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准备作战略调整。

1951年5月下旬，正是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毛泽东作出了一项似乎反逻辑的决策：将正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第38军政委刘西元（军长梁兴初因病未参加）召集回国，汇报战况。

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批出国赴朝作战的军队的首长，个顶个都是扛硬活的。

撇下激烈战事不管，将正在朝鲜战场作战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召集到后方商谈，不管是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且，这也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就在第二次战役打响的当口，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也曾干过诸这样的事儿。他放下战事不管，召集将领们到远在日本的东京开会，商讨战事，被将领们恨得牙根直痒痒——是啊，前方快要崩盘了，后方却在开什么鸟会，等会开完，黄花菜都凉了。甚至连小报记者都笑话，称“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会议”。

战略家毛泽东这么干，他到底怎么了？

形式相似，内核不同。

其实是毛泽东感到，仗打到这个份上，战局出乎预料（第三、第四次战役），该进行战略调整了。

战略比战术更重要。

思路比操作更重要。

这，正是毛泽东这么决策的原因之所在。

调整战略，怎么调整？

毛泽东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这样批评那些教条主义者。

方法，人们不是大谈特谈方法吗？

毛泽东，就是方法论大师，他的方法简便易行，常有奇效。

没有办法亲赴朝鲜战场，他就让在朝鲜战场上的人回国，听他们直接汇报。

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影响一点战事。

5月底的一天，晚饭后，吴瑞林接到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电话，称“毛主席要接见你”。吴瑞林一听要见毛泽东，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毛泽东不喜欢客套，很少迎送部下。但当吴瑞林到达时，毛泽东却站在门口迎候这个大功臣。

毛泽东先关心地询问吴瑞林在战场上累得吐血的事情，吴瑞林回答：“突破三八线时，我坐着担架，指挥战斗。”

吴瑞林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认识，接着就讲起了入朝作战在军事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毛泽东：过鸭绿江，一夜之间，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和运输车辆都过去了，远的过江后还前进了六七十里，近的也走了30里，你们是怎么这样快过桥的呢？

吴瑞林：过江前，我和副军长看了三天地形（看，同样也是采取调查研究），最后拿出了招法。

快速沿铁路线走。从火车道上走，障碍多，步行慢，他们就把木板搭在枕木上，与铁轨镶平，用爪钉钉住，火车通过没问题，步兵四路纵队通过也没问题。

如何过江？方法是水下架桥。除走鸭绿江大桥过江，他们在江水浅的地段用石条铺水下桥。桥头两面修急造公路，伪装得看不出，车辆马匹从水下桥通过，甚至可以防空袭。

毛泽东：不管仗打得多凶，你始终保持一个两千人的完整团，这是为什么？

吴瑞林：一防敌空降，二防敌从海上偷袭，三用来补漏。

毛泽东：预备队，好。

毛泽东：你军单独在东线执行任务，任务很重，你还建议留一个梯队师守熙川以南的妙香山，这是为什么？

吴瑞林说：那是一个节点，重点地区要重点防御。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

上级，最怕下级不听话，要求部下服从，而毛泽东则谈了另外一番“高论”。

毛泽东：兵法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在现场，对带有全局性威胁的问题、战略意义的问题，可以立马决定，一面执行一面报告，不必等批了再执行，这样做是非常对的！我从来就主张，指挥员依据实际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

毛泽东：听说从敌占区回来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指挥员，都想找你吴瑞林谈谈，是怎么回事呢？

吴瑞林：那是因为我熟悉的干部比较多，时间也长，他们想找我了解志愿军的情况。根据彭总指示，我和他们30多个师团级干部、四个军级干部谈了话。这些人中，有我在三个不同时期认识的三批人，他们都认识我或者知道我。第一批是1945年，我们刚从山东到东北安东，招收学生办军校，萧华同志叫我兼任校长，招收了1600多人，其中有朝鲜学生600多人。金日成同志回国路经安东时，把这批人要回去了。第二批是我们到东北后，组建了一支朝鲜族的队伍，支队长是李红光，有6000多人。这支部队全副武装，很能打仗，后来金日成同志将该部队要去改编成为第5军团。第三批是中央军委曾把各野战军的朝鲜族同志集中起来整编成立一个加强师，四野首长把它交给我，这个师共编了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技术营。我给他们讲过几次话，所以他们大都认识我。

接着，毛泽东和吴瑞林讨论起抗美援朝作战的艰难程度。

吴瑞林讲到有时弹药供不上，有时衣服穿不上，有时粮食吃不上，就发动士兵自己打草鞋，自己做棉袜子，用缴获补充自己，保持战斗力。

对在什么情况下敢于冒险，毛泽东讲了自己的看法。

吴瑞林谈到，穿插成川，是不得已被迫走的一着险棋，其实有危险。

毛泽东：是有点冒险，但这一行动，不仅使清川江敌人动摇，而且把平壤的敌人也动摇了，使敌人全线崩溃，向三八线溃逃，故而彻底打破了麦克阿瑟的圣诞节在鸭绿江饮马的梦想。所以说，有条件时，冒险也可起到决定性作用。当年我在陕北，全党全军都很担心，打电报问，我回电说，“稳如泰山，放心好了”！

吴瑞林：第42军和第66军突破三八线，把主攻方向放在天险道城岘。道城岘就是一条羊肠小道，上下都是陡岩，三个师和军指挥部都要从这条小道通过，且要从冰上爬上去，难度极大。但此处敌人也忽视，工事薄弱，无铁丝网地雷，无防御工事，只在山口修了一个炮楼，又是敌人两个师防御的结合部，敌人很麻痹。侦察员曾两次在敌人的炮楼下观察了两个多小时，敌人未曾发现。

战前，突击部队在冰路上搞爬雪山冰坡的训练，准备了谷糠，每人带一包，边走边洒，以起到铺路防滑作用。万一道城岘突破不成，在主攻点15里的地段，还有三个师可以打进去。

毛泽东：好呀！你的准备工作做得细致。敌人认为我无飞机，吹了牛皮，被你们给彻底粉碎了。

最后，毛泽东讲到，要正确理解和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今后抗美援朝战场上，将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方针，进行杀伤战、消耗战。

吴瑞林：抗美援朝战争往战略上看，我们是防御的，战役、战术指导思想则是积极防御，不是消极防御。大的反击，如反击横城、平里、原州，小的反击，在我军近70里的正面防线中，差不多天天有。我们吃掉敌人一口就走，一夜之间，就在好几个地方袭击敌人，这是我们杀伤敌人的战术。采取积极防御杀伤战术，我军伤亡一人，敌人就要付出三至四人的代价。

毛泽东：好呀！我想的就是杀伤、消耗敌人的战术嘛！

吴瑞林：这也是被敌人逼出来的。

毛泽东：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人逼出来的哟！

这次会谈，总共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能有机会与毛泽东谈兵论战三个多小时，成为吴瑞林一生引以为荣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