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枪定天津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全歼，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

至此，平绥线全部为解放军控制。而东线只剩下北平、天津、塘沽三个互不相连的孤立据点。按照计划，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塘沽了。

攻克塘沽，是为了控制出海口，彻底斩断敌人海上退路。同时也因为北平、天津都是几百万人的大城市，为使古都名城和几百万人民免遭战争灾难，先打下塘沽，控制出海口，歼灭小的，孤立大的，作出个样子，从而使平津守敌放下武器。

塘沽，位于渤海湾海河入海口北侧，西距天津45公里，是华北地区重要港口，也是平津敌人由海上撤离的唯一通道。

12月21日林、罗、刘决心“先攻塘沽，后攻天津”。

当日24时，毛泽东致电林、罗、刘，指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23日林、罗、刘决定，以七纵四个师、二纵三个师、九纵三个师，共10个师的兵力夺取塘沽，其中以七纵、二纵攻塘沽，以九纵攻大沽，先夺两沽海口。战役由七纵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攻击时间在12月27日以后。

从12月19日开始，东北野战军攻塘各纵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并进行战斗准备。

邓华和吴富善一到塘沽便立即开始勘察地形，拟订作战方案。实地勘察时他们发现，塘沽东面临海，南面和西面直到海边都是草地和盐田，沟渠纵横，冬不结冰。这样的地形不便徒涉，难以接敌，更不便大兵团运动，而且敌人以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有陆上和海上炮火掩护。进攻部队虽然可以利用盐堤作冲击出发地，但发起冲击后就立刻进入盐滩开阔地，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密集火力之下，伤亡必然很大。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邓华、吴富善一面命令部队继续侦察，一面组织少量部队进行试探性攻击。试攻结果，虽然占领了少数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部队付出伤亡很大。各部队战况都不能令人乐观。19日，二十师攻占海滩车站，歼敌700余人，自己伤亡600余人；21日，二十一师配合友邻部队攻占新河镇，歼敌140余人，自己伤亡400余人。

邓华、吴富善心头逐渐明朗：“从全局出发，我们应建议‘前总’不打塘沽，改打天津。”

21日，二纵由芦台到达塘沽外围集结。

二纵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吴信泉，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主任李雪三。

部队刚刚到达塘沽外围，刘震和吴信泉即带领各师指挥员到预定地区勘察地形。

他们两个带领各师指挥员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到预定作战区域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

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无遮无挡的平坦开阔地，纵横交错的沟渠与未结冰的大片盐田，指战员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这里既不便构筑交通壕隐蔽接敌，也不便于展开兵力，必然造成我方大量伤亡。据悉，塘沽之敌第十七兵团侯镜如已把指挥部迁到军舰上，随时准备从海上逃跑。而我军当时无力封锁海面和切断敌人海口退路，难以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得出的结论是：不打塘沽，先打天津。

九纵的任务是攻打大沽。他们也遇到同样的困难。

大沽位于海河入海口南侧，寸草不生的盐滩与茫茫大海连成一片，海水一日两潮，涨潮时水深及胸，落潮后一片泥泞。退潮时战士们修筑的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还不时遭到敌人海军舰炮的袭击。24日，九纵一部向大沽发起攻击，敌人舰炮以密集炮火从海上拦截我攻击部队，因没有任何工事屏障，部队两次突击均未成功，而且伤亡较大。所有的战地勘察和试攻都证明，打塘沽并非容易。他们想到的不只是部队可能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战斗结果对全局的影响。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大部队不断向塘沽外围集结。

箭在弦上，不能引而不发。

日益紧迫的战争形势，逼着指挥员们必须迅速作出决断。

平津前线总部，那张几乎占去了整面墙的地图上，两只鲜红的箭头拖着扇形的尾巴戳向塘沽、天津。

林彪脸上的表情有几分不悦。他静坐在桌前的藤椅上，一双眼睛似幽深的井，仿佛埋伏着百万雄兵，却悄然无声。

罗荣桓、刘亚楼也在无声地工作着。

这种沉默已经持续了一个时辰。

林彪的脑袋转动了一下，目光射在了地图上的那两只红箭头处，在天津、塘沽之间缓缓移动。还是不说话。

林彪：“塘沽、天津两地之敌，我们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否则，就要出错。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是塘沽，还是天津？依我看，这里面有文章可作！”

罗荣桓的手里捏着一张纸，那是中央军委发来的关于东北野战军攻打天津的部署电令，是经毛泽东同意签发的。电令到前线司令部后，林彪是第一个受令的，其他几位领导也都看过了。电令在谈到攻打塘沽、天津的步骤时指出：“先打塘沽，后取天津。”

这是命令，军委没有给东北野战军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现在，三个人都把目光落到了电令上。庄严的目光。空气骤然带上了几分紧张。

尽管林彪只是提出了先打塘沽，还是先打天津的问题，并没有肯定谁先谁后，但是罗、刘二位还是已经隐约感觉到林彪要说话了：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

罗荣桓：“我也想到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

刘亚楼：“形成决议的东西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改变它的充分的理由。”

三人不谋而合。

塘沽、天津，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哪里是第一枪的射点？

前线、总部在思考。总部里的首脑们在研究。

“不能先攻打塘沽。”林彪的口气异常肯定，“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塘沽守敌侯镜如把他的指挥部早已设在了军舰上，他的五个师随时都能逃跑。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全歼塘沽之敌。另外，在我们攻打塘沽时，北平、天津之敌有很大可能实行突围。一头跑了，一头惊了，打塘沽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刘亚楼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也许比别人更明白突破口选在哪里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更多地掌握着战场上的各种情况。所以，林彪把目光投向他时，他马上领悟了那目光的含义，补充说：“我完全同意林总的意见。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通，困难很多。塘沽背靠渤海，附近地形开阔，周围都是河流、沼泽和大大小小的盐田地。由于碱性大，现在虽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也不结冰。在这一片汪泽里作战，不但我们的步兵、炮兵、装甲兵施展不开，连构筑工事也无法进行。这样，从何去谈四面包围敌人？从何去谈切断敌人退路从而全歼呢？”

林彪赞同地点着头，眼睛似乎也变亮了。

罗荣桓也点了点头。

夜幕合拢了平津大地。

不熄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

东北野战军的领导人连夜起草了一份紧急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他们提出改变原定攻取塘沽的计划，建议：

“我军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林彪的心一直悬吊着，他毕竟是这份电报的发起人。

他忧虑……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痛快。毛泽东完全同意林彪等人的建议。军委立即复电：

“放弃攻打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照例是林彪最先看了电报。他如释重负地长出了口气，然后慢腾腾地在屋里兜了一圈，脚步是轻快的。

指挥战争最有发言权的人应该来自第一线，他们的决策理所应当地受到尊重；而那些尊重第一线上决策者的意见的人，同样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罗荣桓、刘亚楼看罢电报后，望着林彪。

林彪：“按照军委的电令办！”

伟大的部署总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人们显示它的威力。

刘亚楼率领五个纵队、22个师及两个炮兵师共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气势磅礴：

一纵队向杨柳青挺进；

二纵队向王庆坨挺进；

七纵队向欢蛇挺进；

八纵队向汉沟挺进；

九纵队向大任庄、大寺挺进；

炮纵队向杨村挺进……

林彪乘坐吉普车来到了杨柳青以东的桑园。从即日起，平津大战指挥所就暂时转移到了这里。林彪发出了他到达新指挥所后的第一号命令：

派十二纵队主力去军粮城附近，严密监视塘沽之敌。

这位平津战役的总指挥在简陋的木凳上落座之前，先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有很好地休息了。

他明白，指挥即将开始的攻打天津这场硬仗，对他来说，仅有个机动、灵活的脑瓜不行，还要有一个非常健壮的身体。因此，他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从现在起不让人打搅他，他要好好地睡一觉……大战之前

天津战役是一场异常艰巨的作战，拿下天津困难很多。但是，东北野战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全体指战员以高昂的斗志和坚强的决心投入这场他们还没有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攻坚战。战斗任务一经下达，各纵队立即行动，军事准备和政治工作齐头并举。一方面要做好周密的军事部署和攻坚准备，一方面要进行强有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发挥高度的战斗顽强性和旺盛的攻击精神，保证作战胜利。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毛泽东在献词中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1948年7月~12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毛泽东宣布：“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毛泽东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东北野战军全体将士，部队上上下下深入学习，热烈讨论。

“啥叫将革命进行到底？”

“就是打下平津，再回家种地！”

“不对，国民党还在长江那圪塔蹲着呢！”

“那就打到长江再回家种地！”

“还有全中国呢？咱得解放全中国！”

“那就等解放了全中国再回家种地！”

“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解放全中国，消灭所有的国民党军，叫他们一个不剩！”

“到那会儿，就能回家种地了？”

“等全中国都解放了，所有的穷人都有地种，都有房住，没有地主老财，不再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庄稼人就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了！”

“不光种地，还要开工厂，干社会主义！”

“哎呀妈呀！那可太好了！”

胜利的希望鼓舞着每一个勇敢的战士，美好的憧憬激励着每一个年轻的生命。人人充满坚强斗志和必胜信念，大战之前的准备工作忙而有序地进行着。

打一个漂亮仗，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二纵在位于安光的纵队指挥所召开了会议。纵队司令员刘震作战斗动员并布置各项任务，他说：“天津战役是在新形势下进行的，对解放华北具有新的意义。中央军委、毛主席和野战军首长一再指示我们，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来阻止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了，于是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积极地策划‘和平’的阴谋。我们要学会把政治的、军事的斗争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孤立打击顽固的敌人，分化争取动摇敌人，以尽可能小的损失来取得最大的胜利，这就是天津战役的新意义。现在我军能够十万、几十万地歼灭蒋军精锐兵团，在敌人大量被消灭、一天天瓦解崩溃的大好形势下，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一天天地增加了。这次解放华北，军委、毛主席制定了军事打击配合政治争取，战斗消灭与和平解决两种斗争方式并用的方针，强调执行这一方针必须立足于打，只有以军事打击为后盾，才能达到和平争取的效果。天津战役是关系到能否和平解放北平的关键一步棋。我们纵队担任主攻任务，一定要走好这步棋，打一个漂亮仗，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一纵本来部署在北平外围廊坊一带，阻北平之敌向天津突围。天寒地冻，泥土特别坚硬，战士们燃起稻草，烤化冻土，构筑工事防北平敌人突围。接到打天津的命令后，部队以急行军的步伐奔向天津外围。全纵队立即展开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政治工作人员向部队作战斗动员，军事指挥员则提前奔向天津外围前沿，熟悉道路和地形。

司令员李天佑亲自率领各师师长到主攻方向和平门外侦察敌情。

李天佑虽然才三十几岁，但他身经百战，赫赫战功已在全军闻名。长征开始时，他已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了。他率部担任军团前卫、阻击和掩护任务。在新圩阻击敌人两个师，激战三昼夜，掩护中央机关纵队安全渡过湘江。到达陕北后，他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卢沟桥事变后，他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开赴抗日前线。在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中，他率领的六八六团和杨得志率领的六八五团担任中间突击主攻任务，与兄弟部队配合，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余人。随后，担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代旅长，转战吕梁山地区，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长期的极端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使李天佑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身体极度虚弱。彭德怀得知他的病情后，命令他回延安治病。随后，组织上决定他去苏联治疗，然后学习。1938年底，李天佑取道新疆赴苏，途中辗转周折半年多，到达莫斯科。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治疗，于同年10月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特别班的学习提前结束。8月，李天佑等十几名中国同志由一名苏军上校护送回国，先到蒙古乌兰巴托，然后计划经沙漠地带，越过中蒙边界，经大青山和黄河进入陕北。但这条路线已经被日本人封锁，一行人只好又返回乌兰巴托。这时，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很多，因供应十分困难，共产国际派的人也不管他们的生活了，大家都不得不自谋生计。他们当中，袁牧之去导演话剧，冼星海去教唱歌，杨至成去农场锄草，钟赤兵去戏院卖票……李天佑和李世英很想回国，但迫于生计，也只好靠喂兔子暂时维持生活。李天佑从1941年11月底滞留蒙古，于艰难竭蹶之中过了一年多。他日夜渴望回到祖国，重上疆场，痛杀敌寇。但由于战时困难，党的交通员久去无音。困守异国他乡的李天佑，心急如焚，度日如年。经历了漫长而寒冷的冬日之后，夏天又来到了。可这已经是1943年了！李天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他终于打听到了一条回延安路线，从乌兰巴托向西，绕过日军控制的中蒙边界，从额济纳旗进入中国内蒙阿拉善盟，再经宁夏、陕西到延安。这条路线迂回曲折长达三四千里，要经过沙漠无人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还会有许多设想不到的困难。李天佑一天也不愿意等待了，为了早日回国，重返前线，他宁愿再来一次万里长征。于是，他和李世英扮成蒙古商人，请了向导，每人三匹骆驼，走进茫茫大漠。风沙、干渴、寒冷、暴晒、雨雪冰霜……所有最恶劣的天气向他们袭来，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经过13天搏斗，终于走出沙漠无人区。接着，又机智勇敢地应付过国民党统治区内数不清的盘查和关卡，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又等了大半年，才于1944年4月28日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在延安，李天佑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抗战胜利了，他和刘伯承、张际春、陈赓、薄一波、滕代远等同志一起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延安到达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启程，靠两条腿走到了濮阳。就在这时，中央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不去山东改赴东北。于是，他冒着绵绵秋雨，踏着满路泥泞，昼夜兼程奔赴新的战场——东北战场。

此时，东北全境解放，他率领部队来到华北作战。作为解放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他知道，全中国的彻底解放就在不远的将来了，而他们现在面临的每一次战斗，都将为那最后的胜利奠定基础。他告诫自己，告诫身边的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敌人越接近失败就越疯狂，解放天津的战斗，将是一次最残酷，最激烈的战斗。

李天佑带着师长和作战参谋们来到距离敌人前沿工事只有一千多米的李家坟。两军对垒，兵临城下，稍一走近，敌人就拼命打枪打炮。

缩在工事后面的国民党兵只顾着朝外面拼命射击，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摸到他们鼻子底下的这几个“当兵的”竟是解放军的纵队司令员和师长。

李天佑和师长们利用敌人射击的死角，紧贴地面，爬到护城河附近的坟堆中间，拿出望远镜观察他们的攻击目标——和平门及其两侧。眼前的和平门紧贴着护城河，城门被层层迭迭的沙袋封住。城门前有座石桥跨过公路，桥面上堆放着厚实的沙袋。这段城墙伸在两翼的前面，格外突出。城墙上碉堡、暗堡林立，十步一小碉，百步一大碉。各段城墙还有火力支撑点伸出来，火力可以相互交叉支援。判断护城河外是布雷区，雷区外有好几道鹿砦、铁丝网、木桩。和平门内，敌人拆毁了许多民房，造成大片的开阔地，街道上的各种火力可以对着开阔地射击，形成立体火力封锁。

“总攻前，敲掉它！”李天佑当即命令说。

“是！一定敲掉它！”第二师师长贺东升豪迈地回答。

打下了天津，就等于勒住了敌人的脖子

天津前线指挥部作战会议后，七纵和八纵领导立即在军粮城七纵指挥部聚会，共商津东方向攻城计划。他们进一步研究了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和天津前线指挥部的作战部署。认真分析了津东方向敌军分布情况和地形特点，区分任务，划分分界线，研究作战指挥和协同问题，并要求部队针对敌情、地形特点，抓紧做好思想、组织和物质等一切准备工作。随后，各纵队又分别召集师级干部会。

七纵统一部署各师团营连召开政工会、干部会、军人大会，进行战前动员，阐明打好天津战役的意义，深入进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要求部队积极勇猛作战，认真贯彻执行政策纪律，加强内部团结，在战斗中创造“天津连”、“天津英雄”和“执行政策模范连”，做到军政双胜利。指战员们都知道，打好天津这一仗是迅速解放华北的关键。打下了天津，就等于把敌人的脖子勒住了，敌人就再也不能从海上逃走了。各师的任务和要求明确后，纵队上下立即展开紧急备战。部队中掀起了争当主攻团、尖刀连、突击排，争取战场立功、火线入党的热潮。主攻团之间也提出挑战应战，看谁首先把红旗插在天津城头，看谁执行政策纪律好。与此同时，全纵队广泛开展战前练兵，加紧构筑工事，做好一切物质准备。

八纵在刘快庄召开纵队党委会，讨论攻打天津的准备工作和执行城市纪律问题。在此之前，刘亚楼还亲自来到八纵商定作战部署。

刘亚楼说：你们八纵和七纵由东向西，一纵和二纵由西向东夹击敌人，把敌人截成南北两段，先解决市区南段敌人，最后攻取北洋大学！

听了刘亚楼参谋长的部署，八纵参谋长黄鹄显想到，八纵主要突破口民权门敌工事坚固，如果能有一个大口径加农炮连配属作战，打下民权门就更有把握了。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向刘亚楼提出了请求。

攻坚作战，炮兵是宝贝，“炮兵是战争之神”。

刘亚楼当即决定：可以考虑总攻之前两天过来一个连。

八纵是先期到达天津附近的，当时，刘亚楼要求八纵首先弄清天津敌人情况，以便为其他攻津部队提供情报资料。遵照指示，八纵一到天津外围就积极侦察敌情，加强审讯俘虏，多方面获取敌人情报。天津市地下党组织主动派人与八纵联系，提供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料。八纵立即绘制成图，上报野战军总部转发各攻津部队，并受到上级表扬。除此之外，八纵各级干部认真勘察地形，特别是突击部队的营、连干部以至战斗小组长，白天看、夜间摸，反复察看地形，熟悉运动道路。二十四师担任突破的尖刀连对攻击点上的每一个火力点的打法，障碍物如何克服，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做到心中有数。

东北野战军连续作战，进关不久，人地两生，要在短时间内迅速查明敌情很不容易。但它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华北党组织派专人到前线司令部协助工作。华北人民和地方武装担负了帮助侦察地形、恢复交通、派出向导、供给敌情资料，以及部队供应等繁重工作。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获取敌人城防工事图送出城，地下党通过多种途径向解放军传递情报，协助部队做好攻城准备。

一天，一纵指挥部里铃声大作，电话里的人点着名要李天佑接电话。

“老李吗？我是老孙！”电话里传来李天佑熟悉的河北口音。

“啊！老孙！好久不见了！你从哪里冒出来了？”

长征期间，孙毅和李天佑同在红三军团部工作。李天佑是作战科长，孙毅是教育科长。现在孙毅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说他们通过天津地下党搞到了守敌的工事构筑图，并且要马上派人送来。

孙毅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这份礼物，你愿意收下吗？”

李天佑喜出望外，连忙说：“愿意！愿意！你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我们十分感谢你！”

收到情报以后，李天佑命令参谋将敌人工事逐一标在图上。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各纵队、各师、各团、各营、各连、各排、各班、各战斗小组都三番五次到前沿勘察地形，侦察敌情，摸清敌人前沿工事和火力配系，选择突破口。大家都知道，只有彻底了解敌情，对敌人的火力点和防御部署了如指掌，才能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把握突破敌人的坚固防线。

一纵三师二班副班长王焕文家乡就是天津。他从小跑遍天津城拣煤核，金汤桥、罗斯福路，他闭着眼睛就能摸到。部队赶到天津外围，他却害了眼病，两只眼睛肿得像血桃，十步开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大家让他留在连里，他却暗下决心，“就是瞎了，也要摸进天津城。”为了摸清敌情，一天晚上，他依照新战士所讲地形特征，带领一个小组，摸到了距敌人50米的一个茅草堆附近。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就问身边的新战士。

“到哪啦？”

“就有个大草堆。”

“敌人的活动看得清吗？”

“没三步远了。”

“把地形特点告诉我，把敌人的铁丝网、碉堡都记下来。”

“是！”

副班长带着他的小组回来了，指导员听说他竟瞎着眼摸到了敌人的鼻尖下，又生气又疼爱，严肃地说：“你不想活啦？”

“你可没说对，眼看家乡要解放了，回去喝口凉水也是甘甜，谁说我不想活，我还要争取火线立功入党呢！”副班长心里说。

协同练兵

天津作战是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多兵种协同作战。天津战役使用兵力之大，参加的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兵部队之多，攻城组织及各兵种间互相协同之复杂都是空前的。为了在战斗中各部队各兵种密切协同不出差错，各部队专门召开协同动作会议，明确协同任务、协同方法和协同要求。并进行反复演练。步兵和坦克演练坦克引导步兵冲击，步兵搭乘坦克前进及坦克以火力掩护步兵进攻等科目；炮兵演练准确摧毁敌人工事、向纵深转移火力等科目；工兵演练爆破科目。同时，担任主攻部队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架桥组、救护组，利用驻地街道、建筑物、河流、桥梁等地形地物，演练巷战、夜战、架桥、渡河、救护，以及火箭筒、机枪、随伴火炮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协同动作。每一个战士都明确在巷战中容易失去联络时，必须具有的独立作战本领。战士们提出响亮的口号：“发扬孤胆作战的精神！”

军队的纪律被称作“铁的纪律”，铁，就是硬进关前，罗荣桓曾在一纵干部大会上说：“一纵队的光荣历史，往上可以追溯到井冈山，你们这次进关，不仅要在军事上打个大胜仗，在政治上也要打个大胜仗，发扬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

罗荣桓政委的话激励着一纵全体指战员。战前动员大会上，纵队党委指出，天津是华北第一商埠，解放天津不仅在军事上有着重大意义，而且政治影响也十分重大。部队政策纪律执行得好坏，直接影响着人民军队的形象。另外天津战役又是一次诸兵种配合，多部队联合的大兵团作战，部队之间的密切协同、密切合作和密切团结也是十分重要的。纵队政治委员梁必业代表党委向部队提出了“一仗两胜三好”的号召，即：打好天津一仗，夺取军事、政治两个胜利，努力做到完成任务打得好，遵守政策纪律好，互相礼让团结好。

纵队党委的号召立即得到部队热烈响应。各级党委纷纷召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并通过相应的决议，要求部队坚决打好进关第一仗，争取军事政治双胜利；强调在执行政策中做到秋毫无犯，来去清白；在团结上做到谦逊礼让，不争缴获，不侵犯人民利益。并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圆满完成任务。部队中普遍召开士兵代表会议，庄严宣布党委号召，表示战斗决心，极大地激发了指战员崇高的荣誉心理和高涨的竞赛热情，成为动员部队做好战前准备工作的巨大动力。

各部队在思想动员中普遍重视加强政策纪律教育。为了减少困难，不犯纪律，不扰民，不少连队除了准备熟食外，还每人准备一棵白菜解渴。有的单位严格财务登记手续，有的单位战士随身带着布字条，上面写着“决心做到‘三好’，争取天津战役的光荣”。

纪律是铁的规定，是严格执行一丝一毫都不能逾越的限定。执行纪律必须从上到下不动摇。解放四平时一纵一师政治部主任李欣有过一次深刻教训。1948年，一纵协同三纵、七纵担负攻占四平全歼守敌的任务。战斗中，纵队、师首长都到前面指挥作战，指挥所里只留下政治部主任李欣。部队突进四平城后，几个团纷纷报告，当面之敌不断向我占领区内一座弹药库打炮，这个弹药库如果起火爆炸，就要影响部队前进运动，问能否把弹药库的东西搬开。战前已宣布一切原封不动的规定，但遇到这种情况，李欣动摇了，他答复说，“看情况，要是不行，你们就搬吧。”这一句话不要紧，一切原封不动的规定无形中就被取消了。于是，大家都搬开了东西，把政策纪律搞乱了。战后总结时，政治委员万毅批评李欣“口松心软”。李欣记住了这个教训，决心在打天津的战斗中坚决贯彻“原封不动，秋毫无犯”的规定。

军队的纪律被称为“铁的纪律”，铁，就是硬性的规定！就是一丁儿不能软！一点儿不能迁就！

1月6日，毛泽东批准刘亚楼关于对待悬挂外国国旗的外国人住宅的三条规定时，一天之内两次致电林彪等东野领导，表示对天津工厂学校的担心。毛泽东说：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取劝降方法解决，则应我军通过冰冷的天津护城河。试图采取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攻天津时除应注意工厂区外，还应注意学校。如果敌人占据学校顽抗非用战斗手段不能解决时，自应使用战斗手段，即使有所破坏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劝降方法亦能解决时，则应使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对学校的破坏程度。

遵照毛泽东保护人民财产的指示，攻津前线司令部向部队进行深入的传达教育，提出了“人民财产全面保护，缴获物资原封不动”的口号。

二纵的动员会上，纵队司令员刘震说：“天津有4760余家工厂企业，占全国工业比重十分之一，有28500多家商号，有13所大学和几十所中等学校。这是国家的财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一再指示，要在可能情况下保护好重点工厂区和学校。对外国人住宅，只要没有敌人固守，就不要毁坏它。要维护好战场纪律。”

我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冲入市区刘震还特别强调了俘虏政策，他说：“现在捉住陈长捷的广西、广东兵俘虏，可是宝贝呀！等我们解放了华北，就要大军南下，到南方去作战喽。两广兵补充过来，将来到了南方，可以当向导和翻译，还可以做瓦解敌军的政治宣传。因此，我们在战场上要多搞喊话宣传，争取敌人缴械投降，捉的俘虏越多越好。”

深入的战前动员，掀起了部队指战员们的求战热情。二纵几天之内仅四师指挥所就收到了数百封请战书，部队纷纷要求受领最艰巨的战斗任务，人人表示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做军政双全的模范人民战士。

勇敢是两方面产生的，是不怕死的精神和为人民而活着的

信念各部队作战自觉性和积极性普遍高涨，上上下下展开挑战应战。师与师，团与团，营与营，连与连，班与班，个人与个人，挑战应战，热火朝天，争先恐后。请战书、决心书、保证书纷纷送到连队党支部和上级党委。有的战士还写了血书，坚决请战，请求担负最艰巨的任务。战士们决心：解放天津城，打好入关第一仗！活捉陈长捷，替天津同胞除害！有的战士激昂地说，战后一定与大家见面，不在追悼会上，就在庆功会上！

解放军主攻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中向突破口战士情绪高涨，干部则要头脑冷静，要掌握火候，把握分寸，让战士们懂得，既要有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又要有乐观主义精神和生存信念；光讲死不行，还要讲活；既要有坚定的决心，又要掌握完成任务的切实办法；既要明确战斗中的行动要求，又要分秒必争地完成战前各项准备。明确为什么奋斗和懂得如何奋斗。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连队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战前动员，一般动员，重点动员，各种各样的动员，深入细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环节。富有经验的干部们都知道，集体活动的一般效果不能代表个别活动的效果。干部们要分工对个别班、个别人进行活动，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一纵二团八连指导员卢锡勤看见三班的决心书上有血手印，便去了三班。三班正在讨论。副班长个子不高，瘦瘦的，但身体结实，很爱说话，见指导员来了，就问：

西面主攻部队在突破西营门的战斗中“我们一排是不是突击排？”

指导员说：“支委会还没有研究，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副班长说：“准备好了，我们不怕死！”

指导员说：“打仗难免牺牲，你们有为人民而死的决心非常好，但是，我们还要有为人民而活的坚定信念。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勇敢是两方面产生的，是不怕死的精神和为人民而活的信念。”

副班长不以为然：“反正勇敢能消灭敌人，怕死上不了战场。”

指导员说：“别忘了勇敢加战术技术，智勇双全，这可是部队一贯要求的。”

副班长转了话题：“我们的决心书，你看到了，有三条。”指导员：“我不看到怎么会来？还有血手印。”

副班长得意地：“那是我印的！”

指导员：“争当突击班，轻伤不下火线，遵守纪律，讲团结，光这三条还不够完整。我要强调战前准备。你们没有战前练兵的表示，到时候损失大，甚至没人了，还怎么争三好？”

副班长似乎明白了：“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参加突破民权门战斗的东面主攻部队部分勇士指导员说：“胜利的信心和勇气是连在一起的，缺乏信心，谈不上革命的勇气，我们要的是有信心的勇气。你们这个班有什么胜利的条件，胜利建立在这个条件上，这就是，信心、勇气加灵活机动和熟练的战术动作，才等于胜利。三班的决心大，很好。可是敌人还没有打上，自己战士的手指破皮流血，我有点心疼，我们不提倡写血书。”

后来，三班挖交通壕、战术准备都非常认真，想了很多克服困难的办法，在战斗中，他们只有一人负伤。

思想政治工作战斗前开展，战斗中也开展。战场上的思想工作主要靠战士党员和老兵，他们的鼓动及时有力，有群众性，但干部的表现更为重要。战斗中，政治工作干部总是到战斗最激烈的班排去参加战斗。政工干部身先士卒，是最大的鼓舞。干部出现在最危险，最激烈的地方，畏惧战斗的新同志就长了胆，部队就能保证战斗情绪。

突破民族门战斗有位长期做政治工作的老同志说，战斗中的思想工作要特别注意两种人。一种是一贯战斗勇敢的战士，他们一见到敌人就容易忘记隐蔽，对利用地形地物不注意。这时，干部就要严格地甚至严厉地要求他们。有一个战士，因为打仗有股虎劲儿，人称李二虎。打到自来水厂上了平房，我一把把他拽下来，就在这时敌人的机枪打了过来，他一伸舌头表示万幸。另一种是畏惧战斗的战士，对他们更要注意帮助。有一个姓安的副班长，是活跃分子，快板大王，还会拉洋片。但战斗不行，过了突破口，我来到他身边对他说：“敌人的子弹不一定都打着勇敢向前的人。”

战斗中，过一个房子、一个封锁线都要及时表扬或鼓励。这样机动灵活，深入及时的思想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勇敢的战士更成熟，畏惧的战士更勇敢。后来这个副班长作战非常勇敢，表现很好。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致信天津国民党守军指挥官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劝其放下武器，争取和平解放天津

天津守敌拒绝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于1月14日上午10时发起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