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衡阳守军浴血奋战，苦撑危局的艰难时刻。外围局势始终如迷团一般难以理解。

在原拟定的长沙会战中使用的部队零散地摆在浏阳、萍乡、醴陵一带，各自为战。日军的三路人马很快就越过这些部队小规模的缠绕，而迅速挺进到耒阳、安仁、茶陵一带时，国军第20军、26军、44军、72军、37军、58军等，这些这些正规军团居然陷入了游击战境地。湘省的大部分水网及大小道路均为日军控制，这样大量的正规军团被逼入大山之中，后勤保障无着落，部队进击奔袭全靠武功山、罗霄山等山脉中的小路去完成，辎重、火炮、粮弹物资运输耗去了部队的大量战力。

当这些部队接到战区和军委会的命令要南下衡阳参加会战时，其行动已处处受制，不得不在日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钻来钻去，或到深山老林中去寻找路径。这样大部队从敌后钻隙归来，仗打了不少，却尽是失大于得的遭遇战或攻坚战，消耗了部队，丢光了重武器。他们早已不是蓄势待发的生力军团了。

但这些部队不能说毫无用处，他们集合起来，仍然对湘江东岸地区的日军起到很大的威胁作用，他们仍然控制着攻击衡阳日军的东南侧翼地区。

此时，湘江西岸地区还有属于第四、六、七、九战区的部队共7个军。这7个军分别是第74军、73军、79军、99军、100军、46军、62军。它们应该是参加衡阳保卫战的生力军和主力军。但在解围过程中，逐次使用兵力的错误仍未避免。当62军两团兵力突击到衡阳西南近郊时，应予积极配合的第79军却在蒸水以北一直按兵不动，未能起到夹攻的效果。等到第10军一再呼救下，该军到达衡阳西侧时，第62军已经被日军冲垮。所有日军打援部队便一齐掉头来对付第79军，于是第79军立足未稳，即遭重创。

7月27日，从第四战区赶来的第46军赶到衡阳西北近郊三塘附近时，又成深入之孤军，受到日军两面夹击，战力不支而败退。第74军是国军最能打仗的部队之一，在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以及常德会战中都有上乘表现。然而，这次参加衡阳解围作战时，独自在衡阳近郊鸡窝山一带与日军打援部队鏖战，也没有与其他援军联手进攻，当攻克鸡窝山阵地后又突然撤离。第62军可以说是最得力的援军，两次攻占雨母山，但都因为没有友军接应支援，而功败垂成。当时，第62军北侧衡宝公路60华里处就有第100军，但两个军分属两个不同的战区，没有形成协同作战。各支援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令出多门，都深恐孤军深入，无人救援，反陷日军重围之中，如此顾虑，作战力度可想而知了。

受到第62军将校们热情接待的美军著名记者白修德在其《雷霆后的中国》一书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在7月初到第62军前线观摩第62军反攻作战的情形。他说：下火车后步行了45公里，见到“三个中国兵有一个扛着枪，其余的肩负着给养、电话线、机关枪配件等。但每个人都有几颗手榴弹，攻击前进之前锋师有75野山炮两门，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物，随炮配有炮弹200发，射击起来有如守财奴一般算计着金币一样吝啬。

日军盘踞在衡阳南郊的一座较高的山头之下，国军则在一座较低的山上。国军希望凭步枪刺刀冲上日军阵地。但是自清晨3时半起到上午，中国兵只能爬到日军高地的半山腰，迫击炮呼啸临空，机关枪、步枪在炎热的夏天空气中长久的间隔后，喋喋着，全战线没有一个人在行动。”

“……我们发现我们所见即是反攻，这战役不会再有其他的后果，因之返回后方。”

第62军对手是日军第40师团第234联队。他们对第62军却有不错的评价。说到7月31日、8月2日都曾经与第62军“进入接战格斗”状态，日军防线几度被突破，日军联队死伤惨重；还曾因弹药用尽，用石块向国军投掷；阵地被突破时，日军曾集合马夫通讯兵等向国军反击。可见战况之惨烈，援军不是没有机会。

第九战区本来就是一个多地方部队的混合体。但在抗战中一直还能有良好配合，互相支援，密切合作。蒋介石多次莅临湘中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一方面策划军事，一方面协调关系，稳定军心，最近一次是在1942年2月。但是，日军的一号作战打乱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长沙会战的部署，也打乱了第九战区的指挥系统。薛岳避开日军锋芒所向，避开蒋委员长命令他前往的粤汉路和湘桂路相夹的粤湘桂三角地带，而是带着部队向湘赣粤边界。离开了作战中心，第九战区指导衡阳作战和衡阳解围作战的指挥机能等于瘫痪，战区内的固有矛盾显露无遗。

如此复杂多变的军情，如此不属于同一个战区、同一个集团军、同一个派系、同一个省籍的部队，没有临近战场的统一的指挥部，如何能统一指挥、统一协调、服从和服务于一个主题的战役行动。统领这一任务艰巨、成分复杂的部队的指挥官必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长，他应该恩威并重，公正明断，宽人严己，赏罚分明。而此时的薛岳长官却是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难免辖公带私，众望难归，在大战中日渐失去威信，失去了实际控制第九战区部队的权威。

蒋介石贵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却越级指挥，朝令夕改，部队临机处置权谋不易。而大战军情瞬息万变，岂容等待。第六战区王耀武集团军出湘西，其属下之第79军与第62军的作战任务、攻击方向相同，却分属不同战区，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官长，而是直接听命于重庆的蒋委员长和林蔚主任的指挥，造成各自为战，不能形成合力。到了战役后期，第79军刚接防第62军阵地，即被日军猛攻所击破，顷刻即告溃败。

而奉命指导整个湘桂方面作战的参谋总部副总长白崇禧却又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只重保桂而忽视湘战。从战后第62军、79军、74军、46军等各军参战人员的回忆看来，各部都在竭力解围作战，尽管各自都苦战鏖战，好比第62军之雨母山之战打得十分艰苦，与日军反复争夺，几失几得；第74军的鸡窝山之战也是打得难分难解，但均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将各部拧成一股绳，集中兵力打破日军的包围圈；亦或冲进城内，增加守军实力，以其持久拒敌。

白崇禧在7月下旬由桂林致电蒋介石，对衡阳作战以不抱希望。但却不明确提出。他深知蒋正把衡阳作战与外交、政治等紧密结合起来，于是含含糊糊笼统地提出在一定条件之下“解决衡阳一部分之围似有可能”。但其策略是在截断日军的后方补给线上。白崇禧继续建议道：“我军最高战略为消耗战，在中印缅公路未通之前，如何善为运用现有兵力，以待盟军联合反攻，究竟如何确保重庆、昆明、西安、桂林各要点，得支持较长时日，想均在钧座明鉴之中。”

白崇禧指出日军的打击会进一步延伸，我方或许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击日军的继续进攻。他的分析也还透切，并提出了在广西进行决战的谋略。值此衡阳行将陷落之际，他又提出确保桂林，为即将到来的广西作战积蓄力量，其煞费苦心，殊堪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