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方先觉在忧心如焚外，还有一个人则寝食不安。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抗战以来，特别是武汉失守以来的悲喜剧一幕幕在他脑海中上映。

作为重庆国民中央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自常德会战后，主要的精力用在作战和训练新军上。他命令陈诚到云南，与杜聿明一道，将美式武器重点装备了几个军，并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将这些军整编为军级师，以便接受美援时好以建制配备。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命令何应钦等逐批培训军官，达到在政治上忠于政府，军事上勇于打硬仗的目的。

这天，他叫来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安排说：“你立即去准备，明天下午到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

俞济时不敢耽搁，连忙通知与会人员，参加第四次南岳会议。

1938年10月，还在武汉失陷前夕，蒋委员长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邀请了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朱德到了武汉后，周恩来和他商定要吴奚如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建议书，由朱德在会上向蒋介石提出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要求拟定计划。其后，周恩来和有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

武汉失守后的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南岳高级军事会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及三个战区的师长以上的军官参加了会议。邀请了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会。这次参会的人数多达二百五十多人。会议检讨了前一时期的抗战工作，展望了二期抗战形势，总结了武汉会战的经验，找出失败的原因。确定自“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以正规战为主；尔后为第二期抗战，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

蒋委员长在会上详细地分析了中日会战以来的态势，指出了抗战前期的任务已圆满完成，现在的抗战是全面性的防御转为部份反攻的开始。因此，会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组编了集团军以下的军级单位，撤消了设在广州、西安、重庆的委员长行营，设立了桂阳、天水委员长行营。会上还决定：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南岳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调训各战区大批军政干部。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汤恩伯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人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培育了大批游击干部，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战场。

此次会议后，顾祝同、陈诚、李宗仁、阎锡山等战区总司令长官指挥本战区将士与日军作战。国民军将士作战勇敢顽强，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稳定了正面战场。

一年后，蒋委员长根据战况的发展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的敌我态势，召开了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战策，如何巧妙地打击敌人，蒋委员长在会上强调各战区要：“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并且“要不断地研究出避实就虚，乘间隙击敌”的方法。

苏德战争爆发后，蒋委员长举行第三次南岳高级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高级军事长官。他们中有顾祝同、唐生智、杨森、商震、孙连仲、薛岳、罗卓英等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日寇的中原会战和长沙会战作战役总结。会后，国军著名战将薛岳奋起神威，在第三次长沙战役中击毙日军五万四千人。长沙大捷，一时在神州各界广为传诵。

第四次南岳高级军事会议于1943年2月10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及这五大战区师级以上的指挥员。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前一段时间对日作战的经验，部署抗战阶段战略防御已经结束，即将进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阶段应做的准备工作。在分析了敌我态势后，蒋委员长指出：“中国军队要保持荣誉，战斗力不能落后于外国军队。否则，中国军队不被外国人看重，按照历史的发展，中国人在各方面都不比外国人差。因此，也要积极努力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特别强调了决战阶段的战略战术的科学性，又提到了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的有力配合。最后，委员长在会上宣布：只要我军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一年内收复武汉是没有困难的。

会议结束后，委员长偕夫人回重庆去了。由于与薛岳的关系，陈诚留在衡山。晚上薛岳与陈诚喝酒聊天。又是好几个月未见面了，二人十分亲热。在饮酒间，说些抗战之事，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谈话间，陈诚向薛岳说起他在云南组建新军的事。临了，他对委员长的第四次南岳会议上解决的问题感到兴奋。只听他对薛岳说：

“伯陵兄，你我来这里一趟实属不易。你对委座这次南岳会议有何看法？”

薛岳说：“辞修兄，委座是非常相信你的，不知你对此事有何感想？”

陈诚说：“委座这次南岳会议比剿红的一石二鸟更为精彩，这才叫做名义双收啊。”

薛岳笑着说：“辞修兄何以见得？”

陈诚说：“你我属下都有一批杂牌军，仗不会打，违纪违规满内行哩。这次委座给我们两个战区的装备可谓优厚呢。你看那些杂牌军的将领们在流口水了。委座的这种做法，名为有个先后之分，实则思虑长远呢。”

薛岳笑着说：“辞修兄不可欺我。”

陈诚说：“伯陵兄，此话怎讲？”

薛岳说：“如兄不见怪，伯陵当以实告。”

陈诚说：“伯陵兄说哪里话，你我的交情也快满二十年了。这么多年的携手作战，都是心心相应，不知‘见怪’二字从何而出？你我又何时分过彼此？兄有话，但说不妨。”

薛岳说：“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委座在会上分析得有些乐观。中共的毛泽东写有《论持久战》一书，委座曾多次要我等反复研读，用于实践。毛的这篇文章说得较准。到目前为止，我军虽处于战略进攻的阶段，但如果马上发动进攻，是不现实的。因为，第一，就敌我态势而言，敌强我弱。现贪生怕死的将领还有之。违纪违规者也有之，祸害百姓者有之，出卖祖宗投靠日寇者也有之。此时提出反攻，我总认为是早了点。第二，尽管国际形势对我有利，但那是国际，不是国内。日寇占我东北、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掠夺了我大量资源，成为‘以华养华，以战养战’的基地，虽然日军士气低落，但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夜之间就要举行反攻，谈何容易啊。还有一点，我曾向委员长提出，我军对日作战主动性不够，日军大部队到来，我军在心理上准备不足。敌军每到一地，大劫而归。敌走我方进行追击，吃亏倒霉的当然是老百姓了。但你我亦老百姓一员，此情此景你我作为抗日战将的，于心于此，实感愧疚啊。”

陈诚听了他的话，说：“伯陵兄所言虽也有道理。但委座又何况不知就里。委座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我等只能忠实地执行中央的决议，不应该有其它的想法。伯陵兄，还是按委座的部署行事吧。”

陈、薛二人谈战事，战事就来了。陈诚接蒋委员长电告回渝。第二天，送走陈诚后，薛岳也整顿军马，准备迎敌。

原来，日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又进行了一场大战，这次大战，日军大败亏输。空中、海上的霸权又被美军夺了过去。海上的交通线也有被截断的危险。同时，日军部为了解救太平洋以东广大地区的日军，以防全师覆灭，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在中国发起“豫湘黔桂战役”。日军这个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从陆路上依靠铁路线把朝鲜、中国、东南亚连接起来。

日军的这一计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摧毁美国在中国修建的飞机场，以截断美军各种飞机在中国的停留。美日开战这两年来，日军偿到了美军现代化武器的厉害，现制海、制空权已被美军全部夺了过去，失败的预兆已被日最高当局感觉到了。但日最高当局还不死心，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的派遣军还存在，也可以作最后一搏。由于有长期占领、灭亡中国的野心，在年初已有了战役的准备。日军首先是赶修了新乡到黄河北岸的铁路。日本大本营又命令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长官钿俊六，各集大军，由东条英机亲自指挥，实施他那臭名昭著的“一号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