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江城》的初稿。我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快，因为既没有合同，也没有交稿期限约束我。离开那么长时间之后再回到美国，我本应该好好享受一番的，但我每天都很早就动笔，很晚才收工。我对涪陵的记忆催促着我加快动作，因为我担心我对涪陵记忆的即时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同时，未来也驱使着我： 对于这样一座即将迎来巨变的城市，我希望能够把我对她的印象记录下来。

在过去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一种模样，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说，中国人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时至今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确切的描述了。作为一个作家，他手里的笔头跟不上变化的步伐成了他的挑战之一。在《江城》的第一页，我这样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

到2001年，也就是本书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经长江去涪陵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这座城市在飞速发展着，而来自即将被三峡工程淹没的低水位城镇的移民们是其中的诱因。之前开过一家小面馆、我曾经常常在那里吃饭的黄家人开起了一家网吧。我的学生们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这些都没有写进《江城》——永远停滞的正是这本书。

1999年春天回到中国之后，我至少每年回一次涪陵。这几次旅程比以往容易多了，既因为有了高速公路，也因为我在北京从事写作的新生活给了我更多自由旅行的空间。通常，我会先拜访涪陵，然后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来到三峡的腹心地带。

我在“和平队”服役的那几年，三峡大坝一直显得十分抽象——既像一个模糊的承诺，又像一个遥远的威胁。但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它都一点点地显得可以捉摸了。到2002年，移民工作已经开始实施了，那片土地上已经截然地形成了过去和未来的分界线。靠近河岸的地方，古老的江边村镇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哪怕全中国上下都在进行着疯狂的建设工作，在这些水位上升注定要淹没的地方修建什么东西都不会具有丝毫意义。这些低水位的移民区域任由破损衰败，直至所有东西都无人理睬： 残破的砖头、肮脏的瓦片、污浊的街道。跟这些注定要消亡的城镇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崭新的城镇，雄踞在俯瞰长江的山坡上，镶着白色瓷砖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只要乘船顺长江而下，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片土地演进的历史，呈一连串的水平带状分布： 黑色的沿江移民区属于过去，一溜溜绿色的农田即将沉入水底，一连串高踞的白色建筑物展望着未来。

2002年，我做了大坝建成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我跟一个朋友带着帐篷和睡袋，沿着长江岸边一百多年前开凿出来的古老栈道上了路。天气很好，而那些栈道更是扣人心弦。它们时而高踞于长江之上，垂直俯瞰三十多米之下的江水。每走过一米，我都这样对自己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栈道。

我们溯江而上悠闲而从容地旅行着。沿着栈道走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进入了正在被拆除的沿江移民区。巫山的旧城区刚刚被拆除，我在一片瓦砾之间穿行，拾荒者们捡拾着一切可以用于变卖的物件——砖头、电线、玻璃、木头、钉子、窗框。几个人正在围着一个火堆烤火，四周就是一栋大楼的断垣残壁。随即，我认出了毁灭殆尽的一个标牌。他们烤火的地方原来是红旗旅馆的接待大厅，我在1997年第一次顺江而下的时候，曾经下榻于此。

所有我喜欢的沿江小城都已经处于不同程度的拆毁阶段。大昌拆了四分之一、培石已经成了过去、大溪拆迁完毕。有时候，我会从拾荒者们曾扫荡过的村子里穿行而过。这时，我会默默地琢磨着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物品。在大溪，我发现了一幅带框的富士山风景照，前景中满是盛开的樱花。在青石，我步行途中经过了一张堆满物品的红色椅子、一个废旧的篮板圈，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其上的题刻竟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初。有一座房子——屋顶和窗子都已经拆除了——依旧大门紧锁。在培石，我从一对夫妇那里买了些矿泉水，他们那临时性的窝棚全是用捡拾来的门窗框搭建而成。那可能就是道家思想的一道谜题： 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等我来到涪陵，她的老城区就要拆毁殆尽了。山坡上到处密布着新开工的建设项目，绕城而建的巨型堤坝也快要完工。在乌江的对岸，涪陵师院也在经历着扩展和变化。老干部们纷纷退休，新聘请的门卫对老外也开明了许多。阿尔伯特——也就是迎接我和亚当到来的那个友善的年轻人，现在当上了英语系的系主任。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的时候，他拿出了一年前我送给学校的《江城》的精装本。

“你看，好多人都读过这本书了，”他说道。书的封套已经撕破，还沾上了茶渍，边角也已经磨平。几个页面上脏兮兮的灰色手指印赫然在目。我把书拿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这俨然一件老古董啊。我是怎么写出这么古旧的东西的啊？

在某种程度上，变化的步调似乎令当地人对这本书感觉自在了许多，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仿佛已经远去。我的辅导老师孔老师花一个暑假读完了这本书——借助词典、一字一句，因为他几乎不会英语。他告诉我，读到很多章节的时候，他都笑个不停，因为那让他想起了曾经的美好时光。拜访期间，师院的干部在当地一家餐厅设宴招待我，他们对我关于昔日宴会的描述揶揄不已。“我们现在不会让你喝得太多了，”其中一个干部说道，“你在书里说我们经常劝你们喝酒。”

“没事儿，”我说道。

“我们再也不会那么做了！”另一个干部说道。这时，不知谁冒了一句：“还要不要来点白酒？”

一连几天，我在城里穿行着，不停地拜访旧时老友。在银行，我看见了钱曼丽，我在涪陵的两年期间，跟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曾有过唯一的一次“约会”。那实际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插曲而已： 见面一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孩子。我每次回涪陵的时候，她都会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

“你都认不出我了，是吧？”她问道，“我比原来胖了。”

我回答道：“你还是原来那样啊。”

“要说实话，”她问道，“我胖了，对不对？”

笔下的人物变胖了，作者有什么办法呢？“你看起来不错，”我就只说了这么一句。

三峡大坝一期工程完工，船闸终于关上之后，我回到了巫山。当时是2003年6月。在《纽约客》杂志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家庭面对江水上涨时的种种反应。他们一直等待着，终于在江水上涨之前把地里的蔬菜收割回来：

2003年6月7日

早上六点十三分，周家人把一台电视机、一张书桌、两张餐桌、五把椅子全部搬到路边的一块南瓜地里之后，我在江边竖起了一块砖头。在新绘制的巫山城区图上，这一片水域叫做滴翠湖。但湖还没有出现，地图就已经画好了。实际上，这里的水域一片浑黄，所谓的湖也就是长江上的一个小水湾，数个星期以来，它的水位一直在不断地上升着。周继恩又从他家的竹棚屋里出来的时候，背上背了一只木柜子。他个子矮小，但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养育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直以来都居住在龙门村。新绘制的地图上已经没有了龙门村。紧接着，周家的一个朋友背着东西走了出来，其中的物品有他们家那一只电池闹钟。闹钟上的时间跟我的腕表一致，大约是六点三十五分。砖头四周的江水已经上升了五十毫米。

看着江水上涨就如同看着闹钟时针的走动： 几乎察觉不出来。既没有明显的水浪，也没有奔流的水声——但每过一个小时，江水就会上涨十五厘米。这样的运动和变化似乎来自江水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正在不断后退的岸上那些生物而言，这成了一个谜。甲虫、蚂蚁、蜈蚣纷纷从江岸边四散逃窜。江水快要淹没那块砖头的时候，几只昆虫疯狂地爬上了干燥的顶部。眼看着它们的小岛就要没入水中，昆虫们不顾一切地逃离了。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江水以每小时接近六英寸的速度不停地上涨着。那个过程引人入胜，直至相机焦点越来越清晰，镜头越拉越近，出现了分针、秒针、砖头、昆虫。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坐船离开了巫山，长江已经变成了一座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没有故意计划成那样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再推迟。也许是因为我想写完手里的第二本书，而我担心重回故地会令我分神。也或许三峡大坝的最终建成多少令我感到有些伤感。

不过，我也认识到了身在异乡——尤其在被称作“永远停滞的民族”之乡——仍对旧事念念不忘的种种危险。如果眼看着一片土地被改变得面目全非会令人悲伤，那么去那些丝毫未曾改变的地方打发时日则会更加让人感到难过。我曾经的学生之一，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毕业之后就离开了自己偏僻的老家。跟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一样，他也成了流动人口的一员。他去东海岸的新兴城镇，在一所私立学校成功地谋到了英语老师的职位。有一年，他在假期回乡看望父母之后，给我写信描述了自己的老家。跟威廉年龄相仿的人几乎都离开了，整个村子仿佛就要老去：

我回家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变，道路依旧崎岖不平，村里的人越来越老了。我感到很伤心，我小时候熟悉的人和朋友一个也找不到了。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 贫穷、烂路、慢船。身为外国人，我在1996年至1998年间学会了热爱涪陵。令我心怀感激的是，我有机会记录了那些年的人和事。我会怀念我所熟悉的每一个地点。我同时心怀感激的，是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乐观。我很快就会回去，我期待着这样的旅程。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2005年10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