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涪陵，钱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我每个月的收入有一千元，而中国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四百三十元，如果按照官方兑换率一美元兑换八点几元的话，只相当于五十多美元。在农村地区，每个月的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五元，但农民们可以省下不少钱，因为他们吃的食物都是自己种植的。

我的薪水相对较高，只要我不做太多的旅游，这点钱用起来还是相当舒服的。到重庆的水翼飞船船票售价八十元一张，不过，你也可以只花费二十四元坐通宵慢船，这样能够省下不少钱，而这也是当地大多数人的出行方式。第一年，我总是乘坐慢船逆水而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一只老鼠趁我睡觉的时候跑过我的头上。

我醒过来，打开了电灯。整个船舱里全是老鼠——长江上的老鼠个头肥大，呈深褐色，拖着长长的尾巴。它们在地上到处乱窜，在人们的行李包里钻进钻出。其中一只爬到了下铺一位熟睡的妇女身上，这位盖着被子的妇女翻了个身，并没有醒来。我对着这群老鼠看了一会儿，最终离开了那间船舱。

整整一夜，我坐在外面的甲板上，听着江水流过的哗啦声。我想到了坐这趟船省下的钱，总共只有五十多块，相当于七美元。从那之后，需要往上游出行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多花一点钱乘坐水翼飞船，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我在重庆有一些朋友，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去那里。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怎么出行。

如果仅呆在涪陵，我要把每个月的钱用完还很有难度，而那正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存钱完全没有必要。如果精打细算一点，我每个月可以省下三百元，一年就可以省下三千多元，相当于四百美元呢。在“美中友好志愿者”服务有个最大的好处，薪水本来就不多，存钱毫无意义，而我在涪陵的日子既简单又便宜，完全无需为开销而担忧。在一定程度上，那是我最富裕的一段时期，因为那些钱如同玩具钞票，我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

在城里闲逛的时候，我浪费了不少钱，只要是吸引我眼球的，我都买——书籍、图画、小饰品、仿冒磁带。我曾经无缘无故地买过一根竹制钓鱼竿，一直扔在饭厅的一个角落里，直到上面布满了灰尘。在军需品商店里，我给自己购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军服，以及配套用品。这样的商店几乎什么东西都有出售——衣服、鞋帽、装备。甩棍三十元一根，手铐一百三十元一副。大街上的任何人只要兜里装着三百块钱，就可以走进去搞到一支高能电击枪。如果有单位开的证明，你还可以用不到两百元的价格买一根人见人怕的狼牙棒。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手枪皮套。

我在几家不同的商店里一件一件地买齐了我的全套制服，其中有几条裤缝上镶着红黄色条纹的老式军裤，一件公安背心，一件做工精良、肩部有衬垫的夹克军装，一顶缀着红五星的窄边红军帽。当我花十五元钱买下一副肩章的时候，那个女售货员很认真地告诉我，那副肩章不适合我——很显然，如果外国人要穿戴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话，应该佩戴另外的肩章。管他呢，我还是买了，因为那副肩章跟我帽子上的五星和裤缝上的镶边十分相配。

每当遇到特殊的日子，我都会穿着军装前去上课，这总会令学生们兴奋不已，有学生甚至劝说我，要我每天都穿着军装。我从来没有穿上所有的行头进过城，但我会经常穿那几条裤子，因为感觉非常舒服。很多农民和棒棒军都穿这种。有时候，有人会问，我是不是维吾尔人。

除了浪费掉的钱，我的薪水基本上都用来吃饭了，因为我差不多每一餐都在外面吃。大大小小的餐馆是城里面最令人舒心的地方，有的餐馆老板还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四川人做的饭菜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在涪陵的时候，我根本没必要自己做饭。

我每天至少要到“学生食家”这家小面馆吃一顿饭。我一般是一个人前往就餐，不过每一个星期，我们四个志愿者总会在这里一起吃一顿午餐。我们教冯小琴做四川版的意大利面条，亚当甚至把这道菜的外文名称写到了他们的菜单上。从来没有其他人点过意大利面条。他们安上电话之后，我和亚当有时候甚至会给他们打电话，提前订好我们要吃的饭菜。这样的专业手法让店里的几个人感到很高兴，他们甚至转而把电话打到了我们的公寓，主动邀请我们前去用餐。我接到电话之后，黄小强会问：要不要下来吃午饭？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如果在一起，我们会说要一碗普通面条、一碗意大利面条，然后就顺着山坡快步下去，吃刚出锅的热腾腾的面条。

我最喜欢在星期天的晚上来这家餐馆，那个时候的餐馆里坐满了学生，街上也到处是学生，大家纷纷走出来享受一周里最后的时光。不过，傍晚时分也很不错，因为餐馆这个时候的生意不太忙，我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地看报纸。我会跟这家人聊聊天，谈论的总是钱的问题，涪陵的每一个人都在谈钱。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尽管所谈论的金钱对我而言犹如虚拟，我每个月都把它大手大脚地花个精光。

12月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那里看着黄凯在餐馆门前的台阶上玩耍。跟中国所有过冬的小孩子一样，他那一身衣服已经有些肮脏。他身上的帽子和裤子都是他妈妈自己手工缝制的。他的裤子裆部开衩，因为他还没有学会自己大小便，他的小屁股和大腿冻得通红。他就快到两岁了。他身上裹了好几件内衣和毛衫，外面套了一件仿皮夹克，这是他妈妈在城里给他买的。“质量不好，”当我恭维她买的这件夹克时，她如此不屑一顾地说道，“反正也只有二十块钱。”她总是会把黄凯的衣服和玩具的价钱讲给我听。

我当时正在吃面条，并用我那只美国制造的“牢而紧”（Nalgene）牌透明塑料瓶喝水。在中国，这样的野营用水瓶是无价之宝，瓶身用硬质塑料制成，可以盛装开水，而开水一般旅馆、餐厅、火车和轮船上都可以找到。我刚到四川的时候，这样的水瓶还非常罕见，只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偶尔会看见出租车司机使用。而这通常也是由亲戚或朋友在深圳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购买过来的。

1997年初春的时候，成都的很多商店开始大量出售仿制的“牢而紧”水瓶，到6月份的时候，差不多人人都在使用这玩意儿了。成都是一个比较喜欢赶时髦的城市，西式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扩展得很快，而且常常看不出任何原因或意义。在这座城市里，自行车的后挡板大多贴有一小片不干胶，上面写着“内置奔腾英特尔处理器”，跟美国的电脑上标示的东西十分类似。成都所有的自行车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挡位，十之八九不会内置什么英特尔处理器，但贴上这样的不干胶片是一种潮流，因而在哪里你都能看见这样的玩意儿。

对仿制“牢而紧”水瓶的需求倒是可以理解，尤其在成都这个喜欢喝茶的城市更是如此，因而这种水瓶在这座城市的社会各阶层迅速流行开来。首批购买使用的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是类似潮流的急先锋——出租车司机多少带有标新立异的品格，也有比较多的收入。之后，生意人赶起了潮流。接下来的是小姐们。等到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大小小茶馆里的老人们甚至都用仿制“牢而紧”水瓶喝起了茶水。再后来，你在四川的任何大城小镇都可以花上二十元钱买到这样的水瓶了。

这些水瓶上有一张标签，说这是美国研发的太空瓶。是来自外太空的水瓶吗？可毫无疑问，这样的产品是在中国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因为做工很不标准，标签上往往还印着错别字。从这一点来看，很多事情从17世纪以来依旧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当时，一位名叫多明戈·纳瓦莱的西班牙修士对中国的为商之道进行了描述。“中国人非常精于模仿，”他写道，“他们只要看见过来自欧洲的任何物品，均能进行完美仿制。在广东省，他们对许多物品的仿制如此精准，以至于他们把这些物品当成欧洲原产货卖到了内地。”

即便这样的水瓶在涪陵变得十分常见之后，黄凯对于我和亚当携带的这两只水瓶依然迷恋不减。其一，这跟瓶身那亮闪闪的塑料有关；其二，跟它紧密相关的是两个外国人，是黄凯一直不太信得过的两个外国人。

12月的那一天，我先是把那只塑料水瓶摇了几下，然后把它放到了凳子上。小孩子蹒跚着走了过去，心头既有些好奇，又有些小心翼翼。

“股票，”他的嘴里说着，“股票。”

这个东西只在股市上才有啊。我于是问他的妈妈。“他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像电视上的股市行情，”她笑着回答道。她随即指了指瓶身的一侧，那上面印着容量刻度线，这些刻度线从一百毫升开始，呈梯度依次上升到了九百毫升。我那只水瓶的盛水量在五百毫升下面一点点。

黄凯很快就忘记了我的水瓶，自个儿又回到了门前的台阶上。他蹲下身去，裤子叉开着大口子，在地上玩起了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自己在那里喃喃自语：“毛主席，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说这个词语。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他也许想到了这幅画像吧。他还不到两岁，但他的脑子里已经被填进了很多东西。

毛主席不喜欢钱。他的父亲是一位狡猾而又贪婪的地主，攫取了不少的钱财。部分出于叛逆的原因，毛泽东对任何跟钱有关的东西都加以蔑视。身为贫穷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对钱财嗤之以鼻，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之后，他更是拒绝接触钱财。

毛主席是新中国之父，也许是出于对他的逆反，中国人现在花很多时间谈论钱。也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比以往更多的钱财，挣钱和花钱的门道都多了起来，而且尽管新增了不少钱财，可总也没有满足的时候。在涪陵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谈钱。

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说到钱的时候，完全没有理由显出羞答答的样子。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薪水，如果某个朋友新买了什么东西——比如衬衫、收音机、钢笔，你完全可以问他花了多少钱，而他也会如实地讲给你听。提到钱几乎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习惯得如同涪陵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们长久以来见面问候的方式：吃了没有？举国皆穷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吃饭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一如他们乐意把能够挣到手的钱都要挣到兜里。

我喜欢这样的开诚布公，这有助于我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因为我可以打听他们的收入和开销，而完全不会冒犯到他们。我一般也会告诉别人我的收入状况——这通常是他们问我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问题。到第二年的时候，这样的财务公开基本上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看起来全城人民都知道了。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南门上的一张石凳上，跟围过来的几个人闲聊着，其中一个人问我每个月能够挣到多少钱。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人群中有一个声音脱口而出：“他每个月挣一千块！跟师专其他那几个外教的工资一样多。”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谈论钱，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贪婪：我在涪陵认识的所有中国人都极其豪爽真诚。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付钱的总是对方。事情总是这个样子，而我总是对此无可奈何。我们的学生同样如此——如果他们碰巧跟我和亚当在“学生食家”吃饭，他们总会替我们付钱，哪怕他们囊中羞涩。一般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两百块钱，相当于二十四美元，而这点钱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因为这些大学生多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政府给他们每人每个月五十元的生活补助。

在这家餐馆，一旦另有学生在场，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尽管几个老板并不赞同我们的做法。“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琴有一次跟我这么说道，“他们应该尊重你们，应该给你们拿饭钱。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噻。”她也一样十分的大度，我经常在她的馆子里吃饭不用付钱。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纯粹是“外国友人”综合征，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他们对自己的家人尤其大度——如果某位近亲需要用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给予，而且不会想着要人归还。我头一年教的一个毕业生奥穆尔被分到了西藏从事教育工作，他在那里的工资是每个月一千元——这是在四川干同样工作的两倍多。可奥穆尔把他在西藏挣到的薪水的一半寄给了在家务农的父母，而他丝毫没有觉得那是负担，也没有对自己的大度行为感到后悔。“这是责任，”当我向他问起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这么回答。他解释说，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他小弟弟的学费问题。奥穆尔在西藏的服务期限是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赔偿金将会高达两万元，但我从来没有听见他抱怨为了支持父母和小弟弟而在西藏从事的这份工作。

在涪陵，什么东西都有价码，罚款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学生每门课程考试不及格会被罚款十元，教室清洁卫生不合格罚款两元，旷早操罚款一元五角。在四川的另一所大学有我认识的志愿者教师，他们的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学生两个月的生活开销，起因是他在校园里公然拉了女朋友的手，而当时正好城里来了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切都让他们为长大成人之后的生活做足了准备，因为成年后免不了也有罚款之虞。有时候，你甚至要交了罚款才能调换新工作——这样的奖金真是搞反了方向啊。廖老师原本在她的老家自贡的一所大学教书，可她的丈夫在涪陵教书，他们结了婚之后，就想着要调动工作。她在涪陵这边提交了申请，学校也同意接收，可麻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了。自贡那边的单位需要她先交五千元钱，然后才能允许她调离。同时，涪陵师专也要她先交同样数量的一笔钱，然后才能开始上班。不过，涪陵这边给她免了这笔钱——这说明中文系急需廖老师前来工作。她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涪陵师专一分钱也没要，还照样给了她一份工作。只有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那样的工作。

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罚款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学校周边的农村是这个数。在城里，很少有人愿意缴纳这笔罚款——如果谁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立马就会面临失掉工作的威胁。如果她不是在国营单位，也会有其他办法向她施压。而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她会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

城镇居民好像大都已经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无怨无悔地认可了其中的含义。毕竟，他们每天都要行走在摩肩接踵的大街小巷，这让他们很容易就理解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可乡下人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乡下，你可以躲着政府，中国人对这样的躲避行为有一个词语——超生游击队。怀孕的妇女可以投靠某个亲戚，直至小孩出生，然后再回到家里补交罚款。在城镇周边，这样的事情不大发生，因为当局可以对所有的事情都严加控制。可如果你深入到了山区，那里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会高出很多。

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赶集之后回家的农村妇女，我们之间展开了一次简短的交谈，这样的交谈我跟操本地口音的人已经进行了无数次。她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来涪陵这样差劲的地方。这是我与人们进行的无数次交谈的一致主题——人们总也搞不明白，如此自尊的外国人怎么会来到涪陵这个地方生活，而且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块钱。对此，我没有答案。我也不想跟他们说明真相，说有诸多缺点的涪陵正是我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还说我感到相当的充实，因为我挣的少，所以完全无需考虑存钱这样的事儿。

我告诉这位妇女，我是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派才来到涪陵的，这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如果政府决定你去什么地方工作，那意味着什么。我向这位妇女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她有两个孩子，儿女各一。

“你生两个孩子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我问道。

“有麻烦，不过不大。我们交了罚款的。”

“生儿子交了多少钱？”

“四千块。”

“比现在交的少多了，对吗？”

“对。现在要交一万多块。我们当时交的不算多。”

“那就好，”我说道。

“以前要便宜些，”她有些怀旧地说道，“那个时候交点罚款不算个事儿。”

“你一年存得下四千块吗？”

“除非收成不好。”

“那倒是不算太多。”

“对，”她说道，“不算多。”

那位妇女坐在那里，面带笑容，想着正在家里等着她回去的价值四千元的儿子。她把竹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又转过身来。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吗？”

“没有。”

“那你们可以生几个小孩呢？”

“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道，“如果你想生十个孩子，就可以生十个。没有限制。但大多数都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这么多。”

那位妇女脸上带着羡慕的笑容，摇了摇头。我知道是什么更让她感到吃惊——竟然有国家不执行生育限制政策，美国人真是笨，竟然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我遇到的很多农民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们有时候对于美国的农耕方法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四川的农民们看来，那简直是好运气和没本事这两样东西难以置信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密苏里州的普通农夫拥有一百多公顷土地，成套的机器设备，偶尔还有政府提供的各种补助，可竟然还有入不敷出的时候。在这里的农民们看来，只有相当不够格的农夫才会浪费这么好的条件，就好像笨到面对完全自由的生育政策时，竟然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

我的学生也算是最后一代农民，他们的罚款交得很少。我第二年教口语课的班上一共有三十五个学生，只有两个是独生子女。这两个学生没交一分钱的罚款，其他的学生如果交过的话，也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戴安娜交过一百元的罚款。戴维的弟弟交过三百元的罚款。瑞克斯有个妹妹交过六百五十元，而茱莉亚的弟弟只交过一百九十元。杰瑞米交过一百元。他在家里排行老六，比他大的全是女孩。对一个中国农民来说，这一百元钱花得真值。

很多学生的家庭情况大致相同——前面是一连串的女孩，直到生了个男孩才踩住刹车。在以往那个年代，罚款交得很少，而农民们依旧抱着传统的生育观念，非要生个儿子才算完事。跟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一样，罚款也不是什么敏感的话题。我有时候会揶揄杰瑞米，说他只值一百元。我说愿意出价五百元购买茱莉亚的弟弟，因为这样子的话，她父母原来的投入就翻了一番，可她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我教的学生毕业后大多分配到乡下去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在四百元上下，换成美元还不到五十。工资虽然不高，但工作很稳定，而且还不用自己去四处寻找。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直没有自己单独找工作的传统，一想到要靠自己找工作就让我的大多数学生惊恐不已，他们因而一般都接受了分配好的工作。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工作，还因为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会受到处罚。如果选择自主择业，他们需要赔付读大学期间领取的各项奖学金，总额通常在五千元上下。我在那里的第二年，当局开始着手改变这样的规定，逐渐废止了非自主择业，但我头一年教的学生仍然沿用了传统的分配方法。

更为进取的学生通常愿意缴纳这样的罚款，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逃避分配到头上的工作。五个男生到西藏去教书——全都是党员，去那里既是爱国，也是为了钱。诺斯曾经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到乌江榨菜厂干起了销售工作。两个最优秀的女生到东部的浙江省一家私立学校教书。安妮，也就是跟我们同住一栋楼的那个女孩，跑到了南方——先在云南省昆明市当文秘，随后又去了临近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

对四川的流动大军来说，深圳是一片大有作为的土地。在那里，人们挣钱的速度很快，有时候甚至不靠关系，不靠读书多少，一切全凭脑子聪明，再加点运气。我的几个志愿者朋友在四川的几所师专教书，那里竟然流传着一个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私下里对某些同学议论纷纷，这些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或者考试作弊被学校赶出了校门，然后他们去了南方的深圳，并在一年之内成了富翁，他们对学校当初将自己扫地出门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第一年的任教期内，英语系一个名叫多恩的学生因为考试作弊被逐出了校门。之后，他因循着被开除学生的传统老路，径直去了深圳。可在这个快速崛起的城市里，他什么也没有——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到了第二年，多恩连面子也没有了。他只好交了一笔罚款，又回到师专恢复学业。那是深圳的另一面——只不过那么多失败者的经历没有被编成传奇故事而已。偶尔也会听到别人说起挺不错的四川女孩用光了身上的钱之后，当起了妓女，但人们听到的大都是某人某人大获成功的故事。

安妮给我和亚当写了好多信，对那里的“人才市场”做了活灵活现的描述，说她得先交上十元钱，然后才能和未来的雇主说上话。在这样的地方找工作，不光压力大，开销也不小，跟着姐姐一起过去的安妮很快就在这样的市场里花光了她们所有的积蓄。到后来，她们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派出安妮的姐姐一个人去了人才市场。她在那里终于找到了一个面试机会，要求面试者英语说得流利。安妮前去参加面试，并得到了那份工作。她开价一千二百元，可老板还到九百元，已经遭受了多次拒绝的安妮只好认可了这份工资。

大学毕业前，她一直没有离开过涪陵，可她现在突然之间在中国也许算是最激动人心的城市里独自找到了一份工作。上班之后不久，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刚坐办公室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

头两天，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女孩表现出了善意，其他的人好像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感到非常孤单。我想到了你们——你们刚来涪陵的时候，一定也非常的孤单。我给自己打气，要尽量表现出想跟他们交朋友的渴望之情。我的努力终于成功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我。

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他是个老头儿），其他的都是年轻女孩。她们来自不同的省份。露露、陆云、徐丽、莉莉来自江西省；易晓莹来自湖南省，林娜是四川人。露露最漂亮、最能干、长得最矮，大家都很喜欢她。陆云很善良，她总是让我想起［一个在涪陵的同学］爱瑞恩。徐丽是个古典美人，男孩子打来的私人电话多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候十分伤人。莉莉是另一个文员，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任。所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人欢迎。晓莹最胖，老是想着减肥。她的计算机很好，但英语很差。我们订了个口头协议，她教我学电脑，我教她学英语。我跟林娜可以讲四川话。但四川话大家都听得懂，我们一点都没有什么优越感。

噢，对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公司是几个月前才从台湾迁到这里来的。主要经营时装、服装及贝壳类饰品出口业务。我的工作就是通过信件或者传真跟客户进行联系，接收订单、向有关的工厂派发订单，并寻找最好的派送公司将产品送到客户手里。因为我对业务还不太熟悉，露露这几天帮了我不少的忙。

如果没有去深圳，你通过股票市场也能很快赚到钱。涪陵的交易大厅设置在南门山附近，一个大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一排排椅子，人们坐在那里观看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的股票行情。我有一阵子常去那个地方，希望能跟那里的人学点汉语，但那里的人不太说话。他们只是双眼紧盯着在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每一笔钱。

我的朋友大都投过资，尽管登记注册费用高达三万元。这笔钱经过一定的期限之后可以退出来，但是个大数目，人们通常把各自的资金凑在一起，以群体的名义进行登记。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经营“学生食家”的这一家子则通过黄小强的姐姐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着黄凯去了交易大厅，因为每天晚上只要电视上一报道股市行情，这个小孩子就变得十分激动，口里不停地大喊着“股票”。可真正面对股市的现状——人群嘈杂、屏幕闪动、声光交错——的时候，他开始哇哇大哭起来，谁也安抚不了他。他们只好回家，回到他熟悉的、堂屋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的家。

1998年1月9日，那是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姆从纽约打来电话提醒我，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太强了。他在华尔街上班，专门研究新兴市场，因为我的缘故，他对中国一直有所留意。

廖老师那天正好跟我上课，我告诉她，现在正是把钱从股市退出来的好时机。她耸了耸肩——我懂个什么？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证指数跌了百分之九点一，而深证成指跌了百分之七点八。那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天，廖老师亏了整整一千块钱。“学生食家”那家人也差不多亏了这么多。我下去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我。黄凯又学到了一个词，反复地念叨着：“跌了，跌了。”一周之内，这家人卖掉了所有的股票。

后来再上课的时候，廖老师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是对的，”她说道，“直到星期一，我回到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才想起你跟我说的事儿。但已经来不及了——已经休市了。后来我跟我丈夫说，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道，“只是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那是他的工作，他应该很清楚。”

“我们要是听他的话就好了。”

我问她亏了多少钱，她如实告诉了我。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市一直不停地涨，可现在呢，一年之内难得有一个月的上涨行情。我告诉她，我会随时把克莱姆的消息透露给她。

远在深圳的安妮可以使用公司的电话，她有时候会在晚上给我和亚当打来电话。一天晚上，她打电话告诉我，她的工资升到了一千元，我向她表示了祝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做老师最令人满足的一个方面，因为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会时不时地打来电话，报告他们成长和独立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进步。这样的进步多以钱为参照点：涨工资啦、分新房啦、新买传呼机啦。一次，一个学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刚买了一部手机。他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来跟我讲这部手机，随后才仿佛顺便说一声似的告诉我，他还订了婚。

我告诉安妮，她的工资终于跟我一样多了，这让她哈哈大笑起来。但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听着有点奇怪，我终于问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公司在香港有一个代理人，”她不急不缓地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头儿，有点喜欢我。”

“这话什么意思？”

一阵沉默。我又问了一句。“他喜欢你什么？”

“因为我比较胖。”她在电话里有些焦急地笑着说道。她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女孩，我知道，自从毕业以后，她的体重增加了一点点。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让她看起来更加漂亮动人了。

“你说他因为你比较胖而喜欢你，你是怎么想的？”我问道。

沉默。

“他是想让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可能吧。”

“他结婚了吗？”

“他已经离婚了。他是个台湾人，在台湾有好几个孩子。但他一般在香港上班。”

“他一般多久来深圳一趟？”

“一个月来两次。”

“麻烦大吗？”

“他总是想法子跟我待在一起。”

“你会辞职吗？”

“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在香港给我找一份工作。你知道，那边的薪水比这边高很多。他说如果我愿意去香港的话，我可以挣到好多钱。”

我深吸一口气，想着该怎样应对这件事儿。“那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地说道，“如果你想换工作，不用找他帮忙。那只会给以后造成更大的麻烦。”

“我知道。我想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你应该想法避开他。”

“我会的，”她说道，“我跟同事们说过，如果他来了，她们一定要随时陪着我。”

“你现在还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吗？”

“没有了。”

“好吧，如果问题很大，你应该辞掉这份工作。那种情况可能会很糟。”

“我知道，”她说道，“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很好的工作，如果我不得不辞职的话，我会这么做的。”

孔老师的一个远亲被强行卖到安徽省跟别人结了婚。那个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跟孔老师是一个姓。在一次关于人口贩卖的讨论课上，我们谈到了她。

我问孔老师，那位妇女是否可以逃离她的丈夫，他说他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一起。她被贩卖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结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她觉得很满意，”孔老师说，“因为她的丈夫很有钱。”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很明显，她是他花钱买来的。可除了钱的问题，她对这种暴力手段难道不感到愤怒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不太认识她，”孔老师说道，“但我觉得她是想离开丰都的。她生活在很贫穷的农村，你知道，女人要想离开那样的地方很不容易。通常情况下，她们不是被暴力弄走的——而是被骗走的。某人可能给她们许诺，说在某处可以找到好工作。一旦她们去了那儿，就被卖给别人当了老婆。她们远离家乡，无能为力。我觉得我堂姐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她从来没有回来过吗？”

“出去五年之后回来过。一开始，她还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写信。过了一阵，她就跟家人取得了联系，后来就回了一趟家。现在呀，她都回来过好几次了。她很爱她的丈夫。如果那些女人从小生活在跟我堂姐一样贫穷的地方的话，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只有一个问题很严重，那些妇女可能会被卖给傻子、跛子，或者老头儿。当然，如果嫁给那样的人做老婆，她们肯定幸福不起来。那会很麻烦，可只要有钱，很多女人是不会觉得太难受的。”

“通常会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吗？”

“对，那有时候就是个大问题——她可能被卖到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做老婆，丈夫的家人会对她严加看管，让她无法脱身。有些是文盲，没法给家里人写信，怎么走回来都不知道。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不会，”我回答道，“美国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听说哪儿有过人口买卖。”

“现在在中国也不常见了。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比较普遍。现在不大发生了。可在偏远的地方，我听说还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每个学年刚开始上文学课讲到美国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课本里印着的《独立宣言》。中国的出版社之所以把《独立宣言》印到了课本上，是因为这多少带有一点革命的意味。于是，这个材料就变成了非常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内容。当然，他们从没在书里印过《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

针对这一章，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要他们写下自己的独立宣言，宣称跟限制他们的某种东西脱钩。尽管也有好几个学生写了些别的东西，但所有的男生几乎都宣称要跟学校脱钩。马克思——一个人如其名的学生，宣称要跟金钱决裂：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全都是，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们都明白，金钱只是人类创造的物品而已。我们需要食物、衣物、汽车等不受金钱控制的东西。我们无须跟金钱作对，因为金钱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它的危害远甚于好处。我们一定要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暴君。我们一定要废弃它。

没有一个女生写到钱的问题，她们也很少宣称要与学校决裂。许多人是想要从父母那里获得自由——她们写到了自己的日记曾经被妈妈偷看，父母不让她们自由交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些女生宣称要彻底独立于男性。一个学生写到：

法律和上帝赋予人类以平等。我们享有了欲望的自由、恐惧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恋爱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几乎剥夺了我的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和恋爱自由。

他是个什么都想管的人。我和他都是思想比较开放的人。他可以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他可以跟他那些“小妹妹”一起玩。他可以和她们嘻哈打闹。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小妹妹”。可他不喜欢我也那样做。恋爱之前，我有好多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外出、开玩笑等等。那时候，我不知道神经病是什么意思。我就像一只快乐的鸟儿。现在，如果他看见我跟别的男生说话，他会揍我。更过分的是，他一点也不尊重我的感情。我没有了朋友。我很孤单，我的性格也变了。有时候为了一点小事，我也会勃然大怒。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了。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粗鲁。所以，我决定要永远地离开他。当他得知我的想法之后，他威胁过我。他说：“如果你敢离开我，我就杀了你。”天啊！我该怎么办？

我仍旧相信法律和上帝给了所有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要大声地宣布，我一定要独立！独立和自由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重要，包括爱情！

安妮上次跟我电话交谈之后没多久，她就写信告诉我，那个香港老头儿对她的追求冷了许多。她对那份工作甚为满意。从前的一个同学也从涪陵来到深圳碰运气。她们跟安妮的姐姐住在一起。

安妮总是为她的姐姐担心，因为她的姐姐老是调换工作。她上次跟亚当交谈的时候，她对她姐姐当时的工作进行了描述，听起来多少有点像是金字塔式的传销活动。类似的骗局在深圳司空见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安妮的姐姐自然而然地在这个金字塔传销组织的底层谋得了一个职位。我和亚当都极尽委婉地建议安妮，她应该鼓励她的姐姐从事别的工作——政府正在严加打击，金字塔式传销活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安妮在写给我的信里提到了最新的情况：

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多了。实话实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少的只是机遇而已。前些日子，她挣钱很辛苦，但她交了很多朋友，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认为，不管她今后干什么工作，这都是非常有用的。可是，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妈妈，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很为她担心，因为她都二十五岁了，可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男朋友。这样的情况真是好笑——得知我有了男朋友之后，他们很不高兴，甚至非常生气。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还只是个小女孩——年龄相差只有三四岁，可差别竟是那么大。

你写给我的几封信（其实只有两封）我都看了好几遍。能够跟智慧的长者“对话”，真是件乐事。我父亲可能算得上是个智者，但我在他面前总像个被惯坏的孩子。我们很少认真地交谈过。

几个星期后，安妮在上班期间打来了电话。我问起那个香港老头儿的情况，她大笑起来。

“所有他看见的女人他都喜欢，”她说道，“所以，现在没问题了。”

她告诉我，她的工作干得不错。我问她，她姐姐的情况怎样了。

“她很好。”

“她重新找工作了吗？”

“是的，她现在负责接听电话。”

“怎么讲？”

“人们打电话给她，”安妮解释说，“她就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交谈吗？”

“是的。”

“给她打电话的人多吗？”

“是的。”

“他们谈些什么呢？”

“困惑。”

“什么样的困惑？”

“感情上的困惑！”说完这个，她笑了起来，然后就不做声了。

“你姐姐喜欢那份工作吗？”

“我觉得她很喜欢。”

“薪水怎么样？”

“每个月六百，”安妮回答道，“可如果打电话的人很多，她的工资会高一些。”

“谁打电话呢——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男女各占一半吧。打电话的人很多的。”

“他们打电话是为了什么事儿呢？”

“深圳这儿很多人都有困惑。”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是感情困惑。有人说深圳没有真爱。人们要忙于赚钱求生存啊。”

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里，亚当所教的新生中有一个女生的成绩最好，名叫简奈尔。她远超其他学生，无可匹敌。由于她的聪颖，她跟其他同学的交往也有些疏远。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是一个人打发时间，常常通过跟我和亚当交谈来练习她的口语。那个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显得有些忧郁。然后，不知何故，她早早就回到了家，没能参加期末考试。

第二学年开始的时候，亚当第一次上课就点了名。所有学生都到齐了，就差简奈尔。亚当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几个学生只是摇了摇头，大家什么也没有说。

“她会不会晚一点才来？”亚当又问。

“不会，”班长香农回答道，“这一年她都不回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香农答道，然后他笑了笑。他的笑声里只有焦虑，没有玩笑，是中国人在极为不爽的情况下一种简单的反应而已。要把这类笑声跟一般的笑声区别开来并不十分困难，然而它还是时常让外国人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学生们埋下了头，亚当只好换了个话题。那一堂课真是漫长的两个小时啊。

这个话题很难讨论，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简奈尔的消息，因为学生们对她也不太了解。他们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那个暑假，她从家乡的一座小桥上一跃而下。中国人打算自杀的时候，总是惯于从什么东西上往下跳——桥上、楼顶上、悬崖上。在乡下，人们有时也会服食农药。在结束自己生命这件事情上，他们比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女人——做得更加彻底。美国人往往大量地吞食药片，然后通过洗胃的方式让别人给救回来。

中国的女人比男人更有自杀倾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女性自杀比例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其自杀的女性多过男性。

涪陵有诸多迹象表明，女性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亚当和我都经历过一些事情，其中的女性多少有些不正常。我们来到涪陵的第一年，一个大一女生总是徘徊在亚当的公寓门外，声称亚当爱上了她。亚当试图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则说她的身体里有个声音就是这么跟她说的。有几次，她还编了个故事，说傅主任召开过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告诉所有的参会学生，亚当对她很感兴趣。还有一次，她很生气地指责了亚当，说他太胆小，不敢追求她。她还说，亚当跟所有美国人一样，是个懦夫、骗子。

我跟一个叫欧小姐的女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欧小姐在城区的一家百货公司上班，四十多岁，没有结婚。她总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给我打来电话——清晨六点，她会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看看她。她给我买过一些礼物，有筷子、书籍、手工编织的毛衣。她是个善良的女人，没有坏心。一开始的时候，我尽可能地对她报以友善，但她的孤僻绝望很快就让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个星期，她就会送我一首诗，或几句短小的格言警句。这些诗句要么是从英语课本里摘抄下来的，要么是她自己翻译的。“我们一起开启未来之梦，”她曾经这么写道，“和睦的家庭才是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

偶尔，她也会给我写来长信，其中一封名叫“让爱情之树常青”：

你应该知道，女人是男人力量的不竭之源。她能够影响他、让他自信、勇往直前、令他兴奋，她能给懦夫以勇气，给弱者以力量。这全都看女人如何发掘自身的巨大潜力。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会用她自己的魔力去影响、鼓舞和塑造你们男人，让你们终身受益。为了自我完善，男人应该进入这所学校。有理想的男人才是男人的最强者。

尽管涪陵的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容易陷入孤独和挫败的状态，我却无法解析这种不幸福感背后的各种原因。要非常全面地理解两性关系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关系非常敏感，纯属私事儿，而我又只是个外来旁观者。不过，尽管我跟他们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我仍旧感受到了当地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我尤其注意到，他们跟金钱的关系差异巨大。在我的印象中，金钱在涪陵具有男性特征——我自然而然地会把金钱跟男人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当地的男子汉气概，跟他们的穿着打扮紧密相连。城里的男人几乎从不穿短裤，不管天有多热，还是多冷，他们总是周周正正地穿着西装，袖口上的标牌十分惹眼。炎热的时候，他们会穿着亮晶晶的丝质衬衫和薄薄的涤纶长裤。他们细细的腰上扎着的皮带绕了一圈半，腰带上还显眼地别着手机或者传呼机。他们把钱鼓鼓地装在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十分讲究——男人大多穿着黑色皮鞋，随时保持得锃锃发亮。当我进城去跟几个混得不错的男性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这通常是必须例行的公事之一：几个人在人行道上的一排凳子上依次坐下，先把鞋子打磨一番，然后再找馆子吃饭。

有些涪陵男人会让自己的小手指甲留到一两寸长，因为这可以表明，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活儿。我有好几个男学生都留着这么长的指甲，在他们那双明显曾经被农活儿打磨得十分粗糙的手上，这样的指甲看上去十分媚气，十分滑稽。不过，这些男学生谁也没有再回去做农活儿的打算。因此，他们那长长的指甲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生活正在往前迈进。留长指甲的涪陵男人大多属于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阶层：曾经一度做过农民，靠着开出租、当职员、做生意走上了成功之路。真正有钱的人很少留着这样长的指甲，因为他们身上昂贵的服饰和手机已经足以显示他们的财富了。

跟男人身上的衣饰一样，他们小指上那长长的指甲也代表着金钱——事实上，坐在银行或者商场里清点钞票的人往往都会蓄着长长的指甲。涪陵的女人身上自有她们的衣饰，表明她们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筹。但总体而言，她们身上的标志不如男人那么显眼、那么物化。上流男性就连使用钱包的方式也比女人更多一层炫耀之意。他们付钱的时候，会炫耀性地打开钱包，好让旁边的人看见那里面有一大沓钞票。

很显然，金钱大都掌握在男人的手里——挣得快、花得快、谈论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要多，女人进入商界的可能性不大，也不可能找得到开出租那样独自赚大钱的工作。这样一来，金钱对男性显得更加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之前，涪陵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金钱是他们最基本的身份象征。

而这样的身份象征极其无聊，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年之后，我感觉自己最不喜欢跟某个社会的、经济的群体——有那么几个钱儿的年轻男性——扯在一起。当然，也有例外，但当我力图对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下一个定论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都变成了受着狭隘的目的和兴趣支配的一个群体，我看到的几乎是一幅炫耀男性气概的讽刺画。画中的人物一般热衷于配带手机或者传呼机，努力挣钱来购买不断翻新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系统。他不停地抽着宏声香烟。他说话比较大声，很爱面子，喜欢摆出大款的派头儿。每到周末，他总会跟几个男性朋友一起来一场喝酒比赛，争先恐后地把一杯杯白酒吞到肚子里。如果想来点违禁的刺激，他还会到卡拉OK厅或者发廊里找个小姐玩玩儿。

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狭隘的偏见，不太公平。我在涪陵工作的第二年，跟当地的好几个有钱年轻男子交上了朋友，他们身上就不存在我曾经抱有的这种偏见。不过，我也认为跟中下阶层的人士最容易交朋友。我跟孔老师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会感到非常舒坦，因为他有思想，兴趣广泛，毫不市侩。当然，我的男学生大多也不像涪陵的有钱人那样目中无人。黄小强尽管时刻都在想着挣钱，但他丝毫不会表现出有钱人专属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实际上，这样的派头非常肤浅，只需假以时日就能看个对穿。不过，我没有这样的耐心。除了个别例外，我这一竿子打倒的是整一个阶层。

审视自己身为男人在涪陵的行为举止，尤其当我参加在当地上层男人群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日常活动时，我也形成了这样的偏见。在我们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亚当和我都厌倦了宴请吃喝——那无非就是毫无意义的酒量比拼、仗势欺人、劝酒花招。头一年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很好玩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交门路不广，出席过的一些宴会也因此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但有些宴会却非常令人难堪。第二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场宴请。不巧的是，重庆的一个干部考察团跟这事儿赶巧碰在了一起。随着一杯杯白酒下肚，我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比领导干部的来访跟圣诞节赶巧更加吉祥如意——这无异于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同时排成了一条直线。从听到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早晚会丑态百出。

出席宴会的有三十多位干部，等到一轮轮节日敬酒结束的时候，我和亚当用四川话大声地说着脏话，隔着餐桌用塑胶玩具枪相互对射了起来。至少后来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对宴会的后两个小时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桑尼和诺林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那天晚上，尽管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和亚当身上，她们两人也挡了不少的敬酒）。

如果换成别的什么地方，我清醒过来后会觉得无地自容。但我第二天醒来之后，丝毫没有任何担心。我觉得头晕脑胀，到处是瘀伤，但我知道根本不用道歉，因为没有人需要我去为此道歉。倒推回去不出一年，每个干部也许都曾在某次宴会上让自己出过洋相。毫无疑问的是，我和亚当那一晚的失控把他们的欢乐推向了新的高度。毕竟，那几把塑胶玩具枪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来此看望我们的一个外国朋友提议购买这么一件礼物，几个干部当即发现了这件圣诞礼物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于是，有人从街上买来了玩具枪，装上塑料弹丸，交到了我们的手里。

在涪陵，酒精常常是男人干了坏事之后说得过去的一种借口。头一年的有一次，我正在学校的餐厅吃饭，体育系三个喝得醉醺醺的学生走到我的桌子边上，对着我进行了一番嘲笑和辱骂。我尽力不去理睬他们，可他们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叫骂声也越来越大。我只好站了起来，一场打斗眼看就要发生。几个餐厅员工走过来，把那几个学生赶了出去。但那几位员工只能做到这个样子——他们没有问那几个学生的姓名，也没有报告学校当局。看着学生走远了之后，他们才向我道了歉，说那三个年轻人其实是喝醉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只能说这么多——学生喝醉了酒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

男人喝了酒往往会引起暴力行为，但我最讨厌的还是其中的冗长乏味。当我回顾第一年最生动活泼的一次宴会时，也就是那家文学刊物约请我写一篇有关狄更斯的论文那一次，我一方面觉得那很好玩儿，但同时也觉得那一次丧失了很多良机。一桌子坐的都是些读书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那个晚上大家的精力全都集中在给已经不能再喝的赛先生灌酒这件事情上。这事儿让我想起了高中时的一次次聚会，区别仅在于那天晚上的那些人全都四五十岁。第二年的圣诞晚宴之后，我和亚当终于又采纳了“美中友好志愿者”当初为我们定下的建议，拒绝出席任何带有斗酒性质的宴请活动。

但这个决定只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做出的，因为没有人要求我们中规中矩，不要喝得像个醉鬼。到头来，这可能算是我对涪陵男人——尤其是上流男人——这个群体最强烈的偏见。总体而言，我没有发现他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什么过高的期望值。任何极度男权为主的社会均是如此，男人享有的灵活性超过了正常水平。而在涪陵呢，由于男人们财大气粗，他们的傲慢愈发膨胀，愈发明显。

我尽量避免跟有钱的男人发生纠葛，但我有时候又忍不住把这样的偏见扩展到了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我仍旧力图克制着这样的态度，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对涪陵那些排外骚扰——无一例外全都由年轻男子首先引起——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我每次一个人到城里闲逛的时候，总有人对着我大声吼叫。但在这一片片嘘声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来自女性。总体而言，这都是男人们想要表现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如果看见三个年轻男子朝我走过来，我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见，他们会对着我来一番吼叫，目的只是为了在朋友面前长长脸。从那个意义上说，这样的骚扰跟在美国没有什么两样，一般也是由年轻男子引起，但这在涪陵实在是太常见了。

没过多久，我就得出了结论，跟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找我的麻烦，我于是据此调整了我的生活轨迹。如果我前去购物，看见有两个人出售同样的物品，我会无一例外地首先走向女性，因为她欺骗我嘲弄我的机会可能会小一些。我知道，其他志愿者遵循的也是这种模式。这的确是一种偏见，但这样的偏见来自我们自身的经验。

正由于这样的反应和偏见，我更难以理清涪陵这个地方的两性关系。我自己的生活就充满了矛盾：我本能地学习着对男性保持更多的戒心，但我最密切的朋友又全都是男性，而且我对跟女性保持一对一的交往方式颇感不爽。身为男性，且是外国人，又处在涪陵这样的小城市，你和女性之间肯定会存在着一道不言而喻的障碍，我则尽量避免跨越这一道分界线，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惹下任何麻烦。“美中友好志愿者”的人几乎是很正式地建议过我们，尽量避免在这样的小城市与人约会，因为这儿的人在外国人面前很容易大惊小怪。不过，即便没有这样的建议，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样的事情会非常棘手。因而，我们那一批志愿队员中的男性全都非常严谨。我们一共有七个单身男性，在两年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与中国的女性闹出过什么绯闻。

这样一来，我对当地的女性始终感到神秘而陌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和亚当最先把“小姐”这个词融入了我们的日常英语中。“小姐”这个词对应的是“年轻女子”，但在涪陵它还包含了我对这些女子的不甚了解，以及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横挡在我们和她们之间的那一道屏障。实际上，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使用过这个词语，部分原因在于有些行业里的年轻女性员工比比皆是，比如餐馆服务员、百货店员、火车乘务员，人们对她们的称呼均是“小姐”。但这个词同时也有非常模棱两可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指称在卡拉OK歌厅或者令人生疑的发廊才能见到的那些年轻女性。涪陵人把在卡拉OK歌厅上班的年轻女子说成是“三陪小姐”。她们陪喝、陪唱，还陪舞。只要你有钱，三陪小姐还可以“第四陪”，也就是陪客人睡觉。

要讲清“小姐”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可能，因为它的词义延展太宽。安妮是小姐，在茶馆里对我展开追求的李佳丽也是小姐。“小姐”这个词的词义含混模糊，但又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因为在涪陵这个地方，对于年轻女子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她们不像那些上流的年轻男人，其志向和雄心可以做一番简明扼要的归纳总结，而我对涪陵的年轻女子一直未能得出同样简明扼要的定义和概念。她可能年纪轻轻就已经结了婚，婚后立即就有了孩子，但她也可能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她可能有工作，自己挣钱自己花，但她在工作中遭受到的歧视和偏见可能比美国更甚。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很不平稳，很不健康，娼妓现象因此越来越普遍，婚外恋同样如此。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城里面结交的很多已婚男性朋友都在欺骗自己的配偶，而离婚对于涉事的女性来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耻辱和骂名。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人们会说那个女子“偷人”，或者“偷汉子”。但没有“偷女人”这个说法。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子有染，人们会说这个女子“水性杨花”。同样，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因此，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出性别歧视。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可以骂她是“臭三八”，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女性们的生活预期非常复杂，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压力对她们来说尤其显得沉重。很多乡下男人离开农村进了城，对城市里面的每一个棒棒军和建筑工人而言，他们都把妻子留在家里继续务农，让她们一个人侍弄着那些田地。总体上说，中国百分之六十六的农村劳动力由女性构成。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失衡现象正是女性自杀率高居不下——其中又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原因之一。农村的自杀现象很少因为贫困而引起，事实上，大多还发生在那些相对较为富裕和读书较多的农民身上。亚当的学生简奈尔就是这股潮流的经典案例：她不算穷，受教育机会远甚于其他农村女孩儿。但简奈尔的职业道路极有可能是回到家乡当教书匠，对她这样聪明的人来说，这样的职业前景可能显得非常令人沮丧。我觉得，她对自己的潜力心知肚明，对自己暗淡的前景同样心知肚明：回到乡下当教书匠、早早地嫁人、生儿育女。到头来，她要么承受不了，要么全都承受。

当然，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为糟糕。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女性发展空间更为广阔，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妇女根本没法与之相比。再者，中国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解放后推行的变革政策使妇女可以更容易地出门干活儿，政府还一直在强力禁止买卖妇女，坚持妇女离婚自由的权利。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只不过让她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苦境而已。跟中国人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一样，女性的独立问题已经走到了转折点，但这个过程似乎尤其艰难。

由于受着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每当读到某人关于“文革”中的受难故事时，我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通篇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某个人今天还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风向在一夜之间陡然改变，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被拉到游行的人群中“坐飞机”，双手平展，弯腰低头，十分痛苦。这个风向改变的过程本身并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冲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羞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曾经导致过全国性的灾难和悲剧。从“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有可能变得非常疯狂。但在更浅层的意义上来说，任何转型时期都注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最近几十年间，对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值形成破坏的莫过于改革开放。

对女性来说，集体思维似乎尤其麻烦，因为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严格和不确定性这两者的奇怪结合体。跟男性相比，一直以来她们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比男性狭窄得多，而新的经济秩序带给她们的期待和要求却又极度地模糊不清。总体而言，这样的变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们来得过于迅猛，对于身处其中的某些人来说，变革所带来的自由很容易显得势不可挡。

而且，他们往往求助无门。我在我的班上一次次地看到了这种现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亲近，彼此扶助，但如果其中某个成员或多或少有些与众不同的话，他们会非常残忍地对其形成孤立之势。没有一个人对简奈尔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和关注，而每个班级至少有一两个学生处于类似的孤立状态，无一例外都是女生。跟美国不一样，与众不同并不是一种解放，对于具有农村背景的女性尤其如此，她们不可能坦然地面对他人的看法置之不理，甚至开辟自己的新生活领地。这样一来，她们就变成了局外人，但与其说是出于自愿，还不如说是出于无助，这自然而然地让她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有过错的是我们自己。

在一定程度上，安妮跟这有点类似。她一直跟其他人不太合群，但她相当聪明，具有社交天赋，也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和关注。因此，这样的素质给她带来了足够的自信，她可以对群体中的某些方面置之不理。然而，简奈尔只是非常聪明，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她的孤独感。

这些压力的核心，总是跟钱有关。农妇们看着自己的丈夫外出工作，在经济上获得了安全感，却把自己的配偶们晾在一边，这种孤独感有时候就会把她们彻底地毁掉。女人自己也能够挣钱，这是自立的方式之一，但有些职业却可能给女人带来性别方面的挫败感，同时还会招致别人的批评指责，说女人不应该如此费心。像安妮这样的女子就可以到深圳挣钱，但到深圳挣钱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可以做文秘，有的可以当“三陪女”：有的女子像李佳丽，有的女子像安妮。她们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去挣钱。围在她们身边的男人真不少，但有的男人早已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于是，这些女性只能孤身一人时不时地跟这个不确定的世界进行着各种协调和沟通。

那个学期末，也就是春节之前，欧小姐把一个信封从我的门缝里塞了进来。里面有一封信、她的一份体检报告单，以及五百元钱。信是用英文写的，写得有些支离破碎：

亲爱的彼得：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最近去了哪里？

请记住：“当务之急。”你能告诉我吗？我能帮帮你吗？

“要冒险，就要赶早。”

“机不可失！男人的一生之机，胆子越大，走得越远。”

“虽然语言不连贯，但示爱之语总能看明白。”

“最好的关系，要用我们的真诚和理解共同创造。”

因为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纵然有奇迹，也应该努力追求。”

“愿神力助你一臂之力。”

“贤妻和健康是男人最好的财富。”“健康才是终身伴你的好朋友。”

“三思才能明智。”你够棒的了！

能不能帮我个忙？你肯定能帮我。很抱歉给你带来不便，但我感谢你的善意之助。请来我家吃饭，一起过春节，好吗？祝你好运！

真诚的，

欧晓梅

又及：附上我的体检报告单。

体检报告单上注明，她的身高为一米七十，体重为六十七公斤。她的心脏、胸部和肺部没有任何问题。她的牙齿、鼻子和双耳也都正常。标示的年龄为三十岁，并不属实。报告单经过了复印，年龄这一细节很明显被做过手脚。

体检报告单的右上角贴着欧小姐的照片。这张照片至少已有二十年之久，是一张黑白照片，尚显年轻的欧小姐戴着宽边眼镜，卷曲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照片上的这个年轻女子面带微笑，满脸自信。

那几张百元大钞对折着重叠在一起。那差不多是欧小姐月工资的一半多。换成美元有六十多，这在美国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五百元钱在涪陵可以吃上两个月了。如果把这笔钱翻上二十番，就足够生第二个孩子的开销了。

我很害怕欧小姐，很少直接跟她打交道。头一年，我已经知道，直截了当只会让她更加来劲。有一次，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不要在夜间到公寓里来拜访我。她一听到这番话，立马兴奋不已，在接下来那一周的时间里甚至每晚都来登门拜访。跟我遭遇的所有欧小姐故事一样，这事儿如果不明就里，听起来会非常好玩儿。但当事情真的摆在面前时，看着欧小姐如此的绝望、不开心，我心里想到的只有烦恼和沮丧。

我把那笔钱交给了跟欧小姐同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但工作部门不同的费晓云。费晓云也许算得上是我在城里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同时心地也最为善良。当我们的汉语还说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她是第一个敢于跟我和亚当说话的人。每次进城，我总会跟她闲聊一番。我因此知道，她一定明白欧小姐的问题所在。我把钱交给她的时候，对其中的原委做了一番交代。

“你知道，春节就要来了，”费晓云说道，“这个时候，中国人有很多习俗，其中就有送钱这个习俗。所以，她才要给你这些钱——她可能只不过想表达一下善意而已吧。”

几年前，费晓云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因此，她的普通话说得十分动听。我听着她那清晰的嗓音，不住地摇头。

“人们在过春节的时候是把钱送给小孩子，”我说道，“我知道这个习俗。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们也不可能把这样的钱送给大人吧。就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便送给你五百元钱，这合适吗？”

“不合适，”她回答道，“不合适。”

“那么这笔钱也是一回事儿啊。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很令我难堪。”

“是呀，”她叹了口气，又说道，“是有点莫名其妙。”

我就喜欢费晓云的这个性格——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去撒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尽力地维护她，但她同时又明白我的难处。她很为难地看了看信封里的钞票。

“拜托你，能不能请你把它还给欧小姐？”我说道。

“好吧，我一定做到。”

“你可以告诉她，我不能接受这笔钱，我感到非常抱歉。但请你不要怂恿她——我不希望她再来打搅我。我不想没礼貌，但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公寓看望我。”

“我懂。我一定尽量跟她讲。”但我也看得出来，费晓云明白这事儿有些无望。欧小姐属于那种举止出格的人，像她这样的人你多少有些无可奈何。我估计，等我永远地离开涪陵的时候，我跟欧小姐肯定会有一番小小的吵闹，后来真是果不其然。不过，当我站在百货公司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劳心去想今后的事情。在涪陵，我总是要应付很多麻烦事，但眼下的重中之重是把钱还给欧小姐。

我谢过费晓云，并预祝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就把信封放在了跟前的柜台上。几个星期之后，她告诉我，那笔钱已经成功地转交回去了。我把欧小姐的体检报告单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后来就忘记了。但有时候我会回想起那张旧照片，禁不住纳闷，这个年轻的女子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是什么使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不知何故，那张照片我一直没有扔掉。

老师

“每个人都需要一点信仰，”孔明说道，“要么是宗教、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或者是共产主义——不管是哪一种信仰，每个人都应该信点什么。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第一次想到入党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但当时没被批准。”

孔老师是党员，从前是农民，现在是涪陵师专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老师。他三十三岁，黑发中夹杂着几根银丝。他脸上时常带着淡淡的笑容，上唇有一绺淡淡的髭须。他对汉代诗歌了解颇多，他那三岁的儿子取名松涛，意为“松林之涛”：风儿吹过，松林便会发出呼呼涛声。

“在中国的诗词中，这个用语非常普遍，”孔老师解释道，“雪莱曾经也用过这样的词语——我读的是译文。他写过一首诗，描述的就是松林，他描述了松林发出的声音。我觉得那片松林在意大利境内，但不太确定。”

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整整十年间，孔老师入党的兴趣一直不减，但在经历了正式申请、持续数月的一轮轮谈话和衡量之后，直到去年才终获批准。“在过去，他们会仔细审查你的家庭背景，”他说道，“家庭背景很重要，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他们现在看你的思想如何，这样好多了。

“我觉得，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帮穷人，求平等——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定得很好。当然，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人入党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是为了要权力，这样的人入了党就一心想着自己的事儿。那很不好——所以我们存在着那么多腐败现象，因为很多人只关心自己的事儿。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糕，老百姓当然不再相信它呀。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仍然会支持共产党，我肯定会同意它的许多主张。问题总会存在，但它的基本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赋予每个公民稳定，这种稳定一向是通过国有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涪陵师专，他的生活中丝毫没有企业家那种混乱状态和不确定性。他的三居室公寓归学校所有，也由学校完成维护，每个月的租金大约是三十元——这点钱不算什么，基本上就是个形式而已。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健康保险和退休金。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不到八百元，不算多，但最大的好处在于它的稳定，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师专开除过某位老师。美国人把孔老师这种情况称作终身教职，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你一参加工作就具有了这样的终身职位。只要是国有单位，每个人都具有终身职位：老师、政府官员、邮局职工、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家的工作都是稳定的——那就是“铁饭碗”。

不过，这个词正在变成过去时，涪陵人说起这个词的语气不外乎以下两种。当强调这样的旧制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时，他们的语气常常带着很浓厚的讽刺意味；可当他们说到某些安逸舒服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往往带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谈论这个词，取决于他们在单位体制中的各自立场，而政府对于铁饭碗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加审慎的观点。这样一来，纯粹打不破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改革，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带上了中国特色，逐渐发展成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怪结合体，不断地改变和重塑着孔老师他们的生活参数。

给他带来冲击的第一个重大变化要在今年晚些时候才会发生，1998年6月，他居住的公寓将会变为私有财产。他再也不能享受每个月象征性收取的三十元租金了，那套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以不到一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这个价格并不高——但考虑到他每个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老婆做自由摄影师赚取的收入更少，那又是很大的一笔钱。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公寓可能会升值，从长远来讲，这就给孔老师带来了收益——但以往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让他把居住的公寓当成投资品来看待。涪陵人从来没有谈论过按揭或者再融资，普通人从银行贷款更是闻所未闻。要买下这么大件商品，你要么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要么从家人和亲戚朋友那里借钱支付——如果实在找不到这笔钱，不买就是了。

铁饭碗上还蔓延了其他的裂纹。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各单位的保险制度要进行改革。这项改革的细节尚未确定，但涪陵师专的老师们恐怕不得不自行到同样才在蹒跚学步的保险公司购买保单了。要不了多久，孔老师和他的老婆徐莉佳还得考虑孩子上学的事情。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按照标准收取费用——每学期一百多元的学费，书本费和校服费另外收取。这笔费用倒是不难承受，但涪陵公办学校的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多收费，给好老师支付高工资。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滑到了后面，师专的老师大多把孩子送到城内的学校读书。但跨区就学的费用越来越高——前几年的费用是八千元，现在的一次性收费涨到了一万两千元。三年之后，等到孔松涛开始上学的时候，还会涨到什么地步？交这笔钱值得吗？一度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体制还会不会冒出别的什么特色来，让每个家庭面临着更多艰难的抉择？这样的变革叠加起来，会不会达到一个点，令孔老师不再觉得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

不过，即便面临如此种种变革，孔老师依然不太担心。到了必要的时候，决定自然会做出。同时，他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成长。这样的平和心态跟孔老师的党员身份、严格遵循国家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他的平和心态跟其他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在外人看来排山倒海般的种种变革面前，他们保持着出奇的平静。原因非常简单，他曾经历过的，比这还要糟糕。

“我小的时候，肚子吃不饱，”孔老师说道，“尤其是在1972年到1973年——那两年艰苦得很。我们居住的地方偏僻，土地贫瘠，这是一方面，但跟‘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很多问题也有关系，那时的生产有问题，农耕方法也有问题。70年代后期稍微好了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很少吃肉，总是觉得肚子很饿。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稀饭，只有这么一点点。很少放盐。我们吃过野草、野花、松针——这些东西我都吃过。

“我五岁的时候，妈妈生下我的妹妹之后就去世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牛奶之类的东西喂给小婴儿吃，她也死了。这件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但在我十岁大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突然就生病了，患了重感冒，三天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情况更糟糕。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没法劳动，我太小，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我的大伯拉扯我们一家人。那个时候，生产队不行，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后来，情况有了好转，生产队才能够给我们一点照顾。但一连多年，情况都非常糟糕。”

孔明老师的早年生活在丰都县的大山深处度过，镇上的人口现在可能有三万。从他的老家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走到公路边，再坐三个小时的汽车才能颠簸到丰都县城，因此，孔明在十四岁之前从没有去过县城。他在家里帮着大伯种地，到山坡上种植小麦和玉米，到水田里种植水稻，还得到处种上蔬菜。“回想起来，那时的劳动并不算苦，”他说道，“可现在就算很苦了，因为我都做不来了。”他看着自己的双手，笑了起来。那是一双教师的手了——沾着墨汁，柔软细腻，灰尘和老茧早就不见了。

“我现在到乡下去的时候，”他说道，“简直不敢相信那些农活有那么艰苦，即便在涪陵周边的郊区，农民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农活依然十分艰苦。我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多来自农村家庭，我要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浪费父母的钱。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跟我差不多，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农村的活儿有多艰苦。一到周末，他们就跑出去，浪费了不少的钱。”

跟他一起读初中的那些人，继续读高中的并不多，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录取到了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学，位于成都，是全省最好的师范院校。1988年毕业之后，他被分到丰都财贸学校教了六年的书，然后调到了涪陵师专。

在美国，任何人如果能够像孔老师这样逐步提升的话，基本上都会满怀着自我奋斗成功的信心——甚至会有一点傲慢自大，但在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里，这样的自豪之情根本看不出来。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从来不说困难有多巨大，因为他知道，情况原本可能更加糟糕。

“在‘文革’期间，我的家庭没遇到过任何麻烦，”当被问及政治方面的麻烦时，他这样说道，“我们家太穷了。地主之后，农民分成三个类型：富农、中农和贫农。我们家很穷啊——当你穷得像我们家的时候，遇到‘文革’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只要你不去偷盗，不去杀人放火，没有其他罪行，就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家谁都没有受过迫害。

“我还记得生产队召开的几次大会，那是‘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74年或者1975年的时候。当然，我什么都不懂，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把某个地主，也有可能是某个走资派——通常就是想方设法卖点柴火或者蔬菜的人——找来，然后开个大会把他批斗一番。他要这样站着。”

孔老师做了个示范：双脚并拢，上身微倾，头要低垂，下巴抵着胸部。前后有几秒钟的样子，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他笑了笑，接着讲述起来。

“他们‘坐飞机’的时候不是很多。多数是站成这个样子，如果头低得不够，其他人会把他的头给按下去。我还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个老头儿，他是个地主，每次开会都要把他弄来站上好几个小时……就这样子，头要低下去。他总要把头歪向一边，因为那样会舒服一些。长久以后，他的头就一直这样子歪着……‘文化大革命’都过去了，但他在生产队走动的时候，头依旧歪向一边。”

孔老师依旧站着，这下子，他把头向左边歪着，在房间里走了几步。然后，他又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小孩子的时候，觉得那些事情看起来很兴奋。当然，这对小孩子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小小年纪就看到这样的事情，思想上肯定会受到影响嘛。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开批斗会的时候，批斗的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爸爸。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开那个同学的玩笑：‘你爸爸是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这么说。”

他又模仿起了小孩子的情形，用手指点着，大笑着，一边大叫着“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一边用手捂住了嘴巴。但突然，他又严肃起来。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会说这很荒唐。是有点滑稽，因为人们做的事情是那么荒唐，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现实生活。那不是闹着玩的。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在将来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都越来越好，而且我们也知道，‘文革’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再也不会重演。但在今后看起来肯定又会不一样。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会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荒唐可笑。也许今后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