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秋天最美的一天，湿润透彻，整座城市如痴如醉。让我想起那些芳华已逝的美女，虽然颓了却仍然缱绻在她们的赏味期。

重庆有些古镇虽勉强保留下来，但那不是重庆的气派。我1980年第一次到重庆时，朝天门码头的梯坎，那叫一个壮观！怎么就拆了呢？就那么容不下它的存在吗？什么叫没文化？这就是。

少年时，每逢周末，礼堂的前厅里常常举行交谊舞会。我父亲爱跳舞，我母亲很反感，但有时也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去。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为了看着我父亲，其作用相当于警察。可想而知，有我和姐姐在腿间穿来跑去，又有母亲端坐在场边，我父亲就是想有所作为，恐怕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前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宽敞华丽，但长大以后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实际的空间非常狭小朴素。令我对儿时的所有记忆都产生怀疑。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拍一部反映儿时生活的影片，我应该按印象中的环境拍摄，还是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孩子的视线看礼堂的门把，又大又高，成人却不然，究竟哪一种视线更真实呢？思考的结果是，应该按照孩子的视线拍摄，那才是童年。

“举重若轻”是一句好评，但也害了不少被评论家牵着鼻子走的“表演艺术家”。刻意不动声色，爹死了都不哭，弄得跟白眼狼似的表演才高级？国立说了一句正确的话，表演就应该是准确。该重则重，当轻则轻。拿来和各位想成为表演艺术家和导演艺术家的野心家分享，断不能上了“举重若轻”的当。那叫不尽责。

和白岩松在新浪聊《一九四二》，岩松说，以往是应邀参加，今天他是硬要参加。因为他看了电影后感触很多，想为电影做些事情。节目中他应允送给提问网友100张票，节目后一些朋友来信要替岩松买单，岩松谢绝，坚持要自己买票送观众。他说，做这件事心里舒服。我为此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输得精光也无憾。拍《一九四二》就得把脑袋上的天线全拔了，聋子不怕雷。

过度解读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姜文，他的剧本再送审就得拿放大镜找，生怕中了埋伏，其实他很单纯，就是想拍一不寒碜的片子。要真是那么处心积虑一阴谋家还当导演干吗？早就戴镣长街行或者成立一党竞选台湾伪总统去了，谁还跟电影费这瞎劲。

一大早打开电视听到两则新闻，一则是警方缴获一批可以乱真的上海车展假票，一则是不法商人研制出一种添加剂，用其腌制半小时猪肉可变牛肉的颜色和味道。咱能人真多，不仅勤劳而且智慧有想象力。由此想到可以拍一喜剧，一帮骗子弄一假国务院任命，一批假大使迎来送往出卖主权，大方得连帝国主义都不好意思了。

关于公平，我想说：机会应该公平，但不能要求结果均等。我没上过电影学院，也没念过大学。以往不是学院毕业的想当导演那就是句醉话。幸而适逢改革，电影界破除门槛，予我机遇执掌导筒。这就是机会的公平。但我绝不会妄想结果也拉平。俩木匠，谁的活细谁有饭吃。没手艺的和有手艺的、勤快的和懒的平分一块饼，那才叫不公平。

昨儿出差，下榻一伪五星酒店。想喝冰箱里的瓶啤，遂电招客服开瓶。俄顷，人到，昂首步入一位穿得跟北洋军阀似的少爷，眼神一扫，抓起茶几上的两瓶酒，问：都开吗？我点头。少爷挺直腰板用槽牙“咔哧咔哧”咬下两个瓶盖，咬得倍儿痛苦，吐出瓶盖，把酒瓶恭敬奉上。我目瞪口呆，问：起子呢？少爷羞涩答：忘带了。当时刘震云也在，也蒙了。那少爷瓶子盖咬得并不顺遂但很执着，咬第二瓶时我的心都要碎了。少爷咬完盖，扛着两肩章，顶着类似摩纳哥骑兵式的平顶帽，亦步亦趋退出去时，老刘张着嘴难以置信的目光与我交汇，问我：什么情况？我感动得都快哭了，我不容置疑地答：情况就是这么一情况！

在夏天我会想上天堂，因为那里没有蚊子还凉爽；在冬天我会想下地狱，因为印象中那里永远火光熊熊，暖和。传说中地狱里所有的酷刑看上去都是对人肉体的惩罚，人死了有没有灵魂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肉体是带不走的。没有肉体的灵魂下了地狱，下油锅等等所有刑罚都是虚设了。而且从描绘上看，也没有找到惩罚灵魂的刑具。所以我由此得出结论，地狱里的种种恐怖折磨都是瞎话，目的是把人骗进天堂。对肉体的惩罚带来的恐惧和痛感是人格的反应，肉体灭亡则人格随之消失，人格不是灵魂。既然死后不能带走肉体，没有人格的灵魂下了地狱，惩罚如何落到实处？惩罚通过什么形态反射给灵魂？灵魂通过什么形式感知痛苦？请下过地狱的高人指点迷津。另外，千万不要把人格等同于灵魂，人格必须依附于肉体而存在，但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如果有灵魂的话。

终于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舒服。这一年干了11亿，累死我了。歇！从今天开始我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想不干嘛就不干嘛，就虚度光阴醉生梦死，一直歇到恶心了再干活。在此，我要弱弱地说一句：感谢观众给了我游手好闲不干正事的资本，我能说，我爱你们吗？植入一句广告：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