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厕所

看来应该跟你说说这趟美国东岸的旅程了，否则现在才是晚上八点，窗外波士顿街头零度天气，窝缩在酒店房间内的我又有什么好做呢？

这趟是出门不顺，早上八时多的飞机，那是我最痛恨的起飞时间，六时多须往机场报到，五时多须起床准备，小女孩被我吵醒了，睁着惺忪睡眼拉着我的大衣说，你要答应开完会马上回家，一天都不能玩耍啊！是的是的，一定一定。我哄着她，心里却想，可笑的孩子，开完会，还有一堆医生和护士在等着我顺道检查呢！这当然不算是玩耍，我没有骗你。

飞机准时起飞，我花了不到十分钟看完三份中文报纸，然后很不满意地对自己说，香港报纸怎么搞的？愈来愈浅薄，愈来愈只值得翻看而不值得细读。更不满意的却是此番在飞机上的座位竟被安排在厕所旁边，十四小时的经济舱而坐在厕所旁边，做了厕所“所长”，你都咪话唔闭翳。

天意弄人，无法改变，只好苦中取乐。西方人说：“如果上帝赐你一堆马铃薯，那就煎个薯饼吧！”我非西方人，却也只好如此，于是我借地利之便，一来比平常搭飞机多上了好几十回厕所，二来暗中细算男人女人的上厕所时间，验证一下女性主义者的“女人需要用更久的时间来上厕所，所以应该建多些女厕”的说法。

果然，女性主义者是对的，根据我在两个钟头内的统计显示（可信度不比钟庭耀的民意调查差），女人每次平均需花四分钟又廿七秒使用厕所，男人则只需三分钟零五秒，男女之别，非常明显。而且我发现，女人上厕所的频率似较男人为高，有五个女人于两小时内重复上厕所，男人则只有两个。当然，那五位女士到厕所不一定只是为了方便，但我猜，也不会是为了贪厕所香，化妆可能是主要原因。

就这样，我在十四小时的航程里做了这样的一个无聊统计，值得自我安慰的是我不会进一步无聊到把统计数字写成所谓“学术文章”，那只是沉闷旅程的聊以自娱，兼以写在这里，娱你。

发了疯的移民官

在芝加哥入境美国，天气严寒，我把头埋在大衣领内，再拿出皮箱内的毛帽，戴上，拉下帽缘，几乎盖住整张脸而只露出两只经过长途飞行而疲惫浮肿的眼睛，嘴巴呼出重重热气。这是我熟悉的天气，这是我住过两年的芝加哥，这是我喜欢的寒冷的北地。唯一可惜的是没有雪，没办法做个心情跃动而幼稚的“雪来疯”。

喔，不，尚有唯二可惜。入境时不幸遇上一位态度卑劣的移民官，检查我的护照，问我来此亚美利坚合众国所为何事？开会，我答，学术会议。

谈的主题是？他问。

跨文化研究与区域发展，我答。

住哪里？有地址吗？他开始有点不耐烦地追问。

哈佛大学的“哈佛教授会所”，我仍有耐心地答。

没有地址吗？有详细地址吗？你该有详细地址啊！他一番抢问。

没有。转机到了波士顿，我会搭的士，波士顿的司机都知道哈佛大学在哪里，也都知道教授会所在哪里。我开始有点失去耐性了，但仍保持礼貌地回答。

不知何故，移民官开始发狂，用极不友善的语气说，你不可能没有地址，如果司机不知道地址怎么办？你是否真的来开会？开的是什么会？主题是什么？重讲一遍。这番抢问令我开始怀疑眼前的移民官是由蔡疯华或红潮疯化妆所扮，目的只是考验我的耐性，而且电视台在远处设置了一部摄影机在偷拍。

我笑笑，复述刚才的答案，本来想嘲讽地把开会主题改说为“Racism and the Decline of USA”，但硬生生忍住，不想惹出麻烦而延误时间。只剩不到半小时的转机时间，若再跟这疯子纠缠，赶不及于五时前抵达波士顿，无法出席会议欢迎晚宴便极可惜。

我不顶嘴，移民官总算冷静下来，但仍刻意放慢手脚，盯住我的护照达三分钟之久，似在捕捉人蛇。最后，终于，把护照交回给我，然后送上一句非常美式的have a nice day。这是一句很抵死的美语，在美读书时常遭警察抄牌罚钱，抄完后，他把驾驶执照还给你时会附送一句例牌的have a nice day，故作礼貌，令你更觉气顶。Nice day？ No damn way！

赵元任的学者女儿

很想告诉你一桩高兴的事情，但你必须先答应不会笑我幼稚。嘿，在杜维明教授的派对上，我终于有机会坐在赵如兰教授旁边，跟她聊天。

听来很像fans见到偶像。是的，不怕你笑，我的心情的确如此。我是教育工作者，对学问感兴趣，自然对大学者有崇拜敬佩之情。赵如兰教授是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元任夫妇于二十年代任教于哈佛大学，后返中国，赵如兰十七岁赴美，住下来，读书，教书，毕业于哈佛也任教于哈佛，并曾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而且是第一位女院士，成就骄人。

坐在赵如兰教授旁边，我请教她有关中国音乐的疑问，她耐心地答着。我忍不住告诉她一个“温暖”的经验：数年前我在威斯康辛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内找到一本《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作者杨步伟，亦即赵元任夫人，亦即赵如兰的母亲，而书的扉页竟然有着杨步伟的亲笔签名！

杨步伟把书题送给一位洋人，名字我忘记了，但当时我极好奇，跑到图书馆查数据，终于在一个文学档案里找到该洋人的来历背景，原来他是英国人，曾在香港大学任教，杨步伟出了自传，路经香港，签名送他一本。不知何故，该书辗转被收于美国中西部的大学图书馆内，而今天找到此书的我亦来自香港，抚摸着扉页上的杨的签名，刹那间，几个地方于我的手指头上串连起来，数个世代串连起来，感受特别窝心。

是夜我也见到赵如兰教授的丈夫卞学璜，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航学工程教授，刚退休，白发苍苍而文质彬彬，极具学者风采。据说赵元任和杨步伟是“绝配”，赵是语言学家，却很安静，在应酬场合上总是杨步伟滔滔不绝，赵则坐于其旁，沉默微笑；赵如兰不仅继承了赵元任的语言和音乐天分，以这两方面的研究学问扬名，连夫妻相处竟亦雷同，赵如兰很健谈，滔滔不绝，卞教授则坐于其旁沉默微笑，好一对学者夫妻，文理相配，动静相宜。你一定比我更羡慕他们。

在寒夜校园里吃粥

东岸的天气冷而干，躺在旅馆床上，墙边喷出来的暖气令我心暖，却也使我干燥得嘴唇裂、鼻血渗流，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放在焗炉内的烧鸡，炉火加温而我无所逃于天地间。恍惚之间隐隐梦见一杯一碗的鲜橙汁、生鱼汤、甘蔗水之类润喉佳品在眼前飞来飞去，很想伸手去拿，但手脚无法动弹，非常痛苦，如此挣扎到天色微亮，床头电话响起，morning call，是时候开车上路了。

收好行李，办妥check out，离开教授会所，召唤的士载我到机场租车。的士驶经校园，这么早竟然看见赵如兰教授在路上缓缓散步。天寒，她身披绿色风衣，把苍苍白发埋在头巾之下，怡然走着、走着，很有淡然的典雅。我忽然想起哈佛燕京图书馆张凤小姐在《哈佛，哈佛》书内谈到的一幕情景，某年春天她与赵教授在哈佛校园闲逛而谈到东亚系的某位洋教授，笑他总是“头前脚后紧张地冲来冲去”。赵如兰教授认真表示“洋人大多是那样走路的，不像我们中国人总是脚先出来，再是挺出来的肚子和高抬的手……”，说着就在那哈佛老园的水泥路上，踱了几个京戏老生的台步，人人都笑弯了腰，她也不以为忤。

赵教授于一九六○年以《宋代音乐史料和诠释》论文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十四年后取得正教授资格，是哈佛前十位女教授之一，也是东亚系第一位女教授。赵教授于一九八三年与陆惠风博士合组“剑桥新语社”，约定在每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交替在赵家和陆家举行文化沙龙，纵论古今中西大事小事。文化沙龙有一项特别的“吃粥仪式”，主人家每回必煮粥款客，让大家边填肚子边聊文化，赵家煮的是红粥，陆家煮的是白粥，红白交替，是哈佛华人学者每月一次的“红白盛事”。此番会议，曾在哈佛苦读七年的张隆溪教授亦有与会，他对赵如兰教授笑道，他在城市大学亦是每月筹办一次文化沙龙，亦承续了“吃粥仪式”，这是文化生活的延续，人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文化自亦不会中断。

在异域的国度里

在返回繁华喧闹的香港以前，匆匆游了波士顿近郊一趟，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小姐很热心地担当导游兼司机，兜兜转转，看了宋美龄就读的女子中学，看了梭罗在《湖滨散记》内所日思夜念的湖和小屋，看了埃默森的房子，看了《小妇人》的课室场景，看了独立战争第一战场，当年在此响起第一响枪声，一个新而美而勇敢的国家于焉诞生……

归程时已是傍晚，停车于一间超级货仓前面，进内买了两盆圣诞红，然后驱车往看胡的父亲。胡于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往加州，读了两个学位，到燕京图书馆工作已然二十年，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出缺，有人推荐她，她都拒绝，嫌做馆长要掌管太多行政，结果必是“做人”多于做事，她宁可死守馆内阵地，替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学人整理、添购精神食粮。我们谈到汉学家费正清，她说，费于逝世前可能有预感，许久许久没去燕京图书馆了，忽然去了一趟，也没借书，就只是看几眼，然后没几天便病逝。汉学家死前犹惦记着满馆的中文书，可见其学问生命之真挚。

胡的父亲已八十多高龄，是国民党高官，曾任军校副校长，打过日本鬼子，打过他眼中的“共匪”。老了，离开那愈来愈不中国的台湾，垂老异域。我们到老人宿舍看他，他不良于行，却仍耳聪目明，勤看报纸杂志，故对陈水扁政府毫不陌生，当然更是批判多多。我轻轻问一句：“你觉得民进党上台，如何？”他即滔滔不绝抒己见半小时，令我联想到张大春小说《四喜忧国》内的主人公。国家兴亡，匹夫忧心如焚，在天下崩塌之前奔走疾呼。可惜，要崩塌的天下仍是要崩塌，再呼再叫亦无用。胡伯伯于异域颐养天年，在这安静的国度，心情却仍是沸腾的。

生命之书，忏情之书

走在哈佛校园忽然想起Edward Said。他的理论巨著《东方主义》知名于世，其实他另有数本对媒体的分析批判同样精彩，可惜没有中译本，华文阅读世界谈之不多，他的《知识分子论》中译本于去年出版，出于学院而批判学院，冷笑学院众生，傲然思考混沌。书和作者同具魅力。萨义德一九三五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少年岁月在开罗和黎巴嫩度过，身为阿拉伯人而为基督徒，身为巴勒斯坦人而持美国护照，游走于不同文化身份与语言之间，造就了一个敏感的心灵，由是写出《东方主义》以批判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理之所当。

忽然想起萨义德，可能因为前阵子读完他的回忆录《乡关何处》（Out of Place），书内有一张他在哈佛念研究所时拍的照片，高大英俊，鼻架墨镜，头抹发油，好一个中东新潮帅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于九四年发现患上白血球过多症，当下心愿是从纽约移居波士顿哈佛，回到这个曾经给他不少“学问温暖”的地方。哈佛人无不眷恋哈佛。

萨义德说获悉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时的最大感觉是恐惧，念及即将离开心爱的妻子和女儿，彻夜难眠，其后是急于“回归”，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许许多多的回归，尝试回到已经不再的人生片段或人”，例如带着妻女回到耶路撒冷，又例如动笔撰写回忆录，更例如坐下来写信给已经逝世多年的母亲。那当然是一封寄不出的信，在萨义德的生命里，母亲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他说，数十年来“在我自己经历根本大变——思想、情感、政治上的大变——的时候，我觉得我真正可以倚靠的，就是母亲，她的人，她的声音，她包围我的母爱”。《乡关何处》（台湾立绪出版）是一位思想大师的成长回忆录，却也是他处理自身与母亲关系的忏情书，大师的理论对你来说可能冷冰冰，他对母亲的依恋却必令你感觉人间温暖。如果萨义德相信将能在另一个时空里跟母亲会合，他对死亡必不再感到过于恐惧了。

鹏飞九万里，而归于尘土

方向盘在我手里，高速公路在我眼前，世界便是我的了。这是每回我在美国开车穿州过省纵横奔驰的感觉。在香港开的是一部高马力的车，却苦无公路，难以急行；来到美国却租了一部低马力的车，可我哪管它三七廿一，一于踩尽油门往前冲冲冲，逍遥九万里如云上之鹏，数千年前的庄子《逍遥游》只不过是我于此时此刻的脚注。庄子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而我曰：香港有马，其名曰家辉，辉之志，不知其几千里也……

然而毕竟年纪大了，而且欠缺健康。数年前一开车就是三、四个钟头不必休息；今天呢？开了九十分钟便觉双腿发抖、腰酸背痛，双目更是景况堪怜，可能因为前阵子做过视网膜修补手术，累不得，不可累，开完长途车之后眼前直是天旋地转，离开车厢时竟然头昏欲吐。休息半小时，喝半热咖啡而伴之以香烟，休息室却严禁吸烟，只好站在室外零度气温里吞云吐雾，元气恢复得特别慢。

再上路，再休息，再上路，抵达新泽西州时已是傍晚时分，比预期慢了两小时；如果精力可以量化为时间单位，这数年间我所失去的精力便等值于一百二十分钟，换了昔日的我，早在预期内抵埗。

按照地址找到小陆，他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并必须每年如期如量发表论文，如无意外，六年后该可得终身教职，好长的一场学术战争。他买了一幢廿年的老房子，一家四口，三个人等他早出晚归，房子不算大，但有壁炉，柴火燃起，那就够温暖了。四年不见，我们坐于炉边聊个痛快，陆的啰唆变得更多，我隐约觉得那源自生命的焦急，正如自己，说话速度愈来愈快也愈来愈不管对方是否听得懂，只是兀自吐出心里急着想说的，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只想尽快向世界见证自己的一切。

陆唤我留宿，我没有，凌晨二时开车上路，天亮前开回波士顿检查身体，中途只休息了一次。结束这趟旅程之后，真的可要好好休息一场。

把什么放进嘴巴？

从新泽西返抵波士顿已是天亮，在公路上看着天色由暗转明，心情顿然亮丽，充满积极的奋斗意志。尽管我明白，通常这意志仅能维持一至两天便会消散无形于混沌的黑洞。嗯，几乎忘记告诉你数天前在旅馆的一桩丑事。临睡前刷牙，已摘了隐形眼镜，千度近视焦点模糊，挤了牙膏即把牙刷往口腔内又捅又刷，将自己弄得满嘴白沫，但忽然，隐约觉得牙膏味道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既不像牙膏却又像某些我颇常用的物体，于是连忙拿起牙膏筒，眯起眼睛一看，我的天，原来那是一支无比膏！呸呸呸！呕呕呕！用尽一切力量把口腔和喉咙内的无比膏吐得一干二净，否则要往医院急救，实在丢脸！

说到医院，我对哈佛大学医院的专业精神是心悦诚服的。那一群医生护士，资深的、见习的，在检查的每个步骤都一丝不苟，认真万分，老医生拿着检查结果向年轻医师讲解分析，我做了他们的“实习病例”，但我毫不介意。在聆听的过程里，我对自己的身体加深了许多了解，原来脑内有一张如此复杂的电路图表，层层相扣，环环相连，那比什么586、686、×86来得奇妙百倍；有人说肉体只是臭皮囊，其实肉体是一具极精致的皮囊，相比之下，所谓“精神”实在单纯太多，简单太多。

检查过程远比想象中简单，听了我想听的答案，讲了我想讲的话，离开医院时又是夜间时分。我回到哈佛广场，在Garage的越南店吃了一碗滚烫的生牛肉河粉，侍应生态度很差，华人对华人，照例如此。晚上的哈佛广场很冷也很热闹，街角散落站着流浪汉用很有礼貌的语言向行人索取零钱，你不理睬，他们仍很有礼貌地送你一句have a happy holiday，不知是否故意让你感到内疚？返回教授会所途中看见一位痴胖的女子在等巴士，至少有两百五十磅吧！我猜，显是分泌失调。“我曾因为没有一双漂亮的鞋子而难过，直到我遇见一个没有双腿的人”，寒夜里我忽然想起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