呷醋的女人

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中心，原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目前仍保留丰富的藏书，尤其有关中国科学史的部分，资料齐备，是这方面的学者必至的参考中心。

图书馆内有一盒盒的笔记卡片，卡上写满阅读索引，大多是李约瑟的手迹，亦有鲁桂珍的字体，他们是“学术共同体”，携手开拓中国科技史的研究领域。鲁本身就是十分杰出的生化科学家，数十年来贯注精神于支持李约瑟，成就了李的历史大名，自己的知名度相对地隐而不彰。虽说科学家只重研究成果而不重俗世浮名，仔细想来，个中未尝没有几分“重男轻女”的学术沙文主义味道。鲁桂珍自己想是不会介意，但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如我，难免越俎代庖地替她暗暗感到不值。——如果鲁桂珍是主笔，李约瑟是助手，巨著《中国科学文明史》的贡献可能更要巨上好几倍。

对于鲁桂珍的支持，李约瑟是明白而且感激的，所以他每到一地演讲，必提及鲁的贡献与付出。台湾《中央日报》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报道李和鲁访台，刊登文章，题为《荣誉归李约瑟，功劳在鲁桂珍》，实是公允之论。当时鲁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副馆长，但许多人仍只称她为“李约瑟的助理”，她从不反驳。反而回到英国，两人同到一个聚会，李约瑟玩得高兴，对女主人说“你真是一个好伴侣”，鲁桂珍在旁听见，不太高兴，酸溜溜地插嘴对女主人道：“你是他的伴侣，我在他眼中向来只是助手而已！”

李约瑟自知闯祸，连忙对鲁说：“你当然也是伴侣！”

女科学家也是女人，是女人，就会呷醋。中外皆如此。

李约瑟与鲁桂珍

从巴黎到伦敦，再从伦敦到剑桥，参观了李约瑟研究所。Joseph Needham，科学家，也是科学史家，把大半生精力投注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之上。巨著《中国科学文明史》，永垂不朽。Joseph Needham从英国到中国，再从中国回到英国，即使跟不懂汉语的英国朋友聊天，亦喜欢教导对方用字母拼音称他为Li Yue Se。他爱中国，更爱中国文明，从早到晚穿长衫，即使在家也不例外，即使在伊利莎白二世的邀请下参观白金汉宫也不例外。剑桥同维尔基兹学院墙上挂满学者、教授的画像，全部穿传统英式礼服，惟独李约瑟身披长衫，见证着千里以外的另一个灿烂文明。

李约瑟研究所内有其生前的办公室，室内有办公桌，桌上有一块小铁牌，李约瑟退休时，同事们把签名铸于铁牌上，送给他纪念。其中一个最大最工整的名字，是鲁桂珍。鲁，南京人，一九三七年赴英跟随李约瑟夫人李大斐攻读生物化学博士，毕业后一直协助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文明史，李的许多著作都跟她联名发表。曾有人说，没有鲁桂珍，李约瑟不可能完成得了他的雄心与壮志。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八九，五十二载的亦师亦友，百分之百的红颜知己，携手开展了两性之间的开放关系。李大斐女士于一九八七年病逝，李约瑟与鲁桂珍于两年后结为伉俪，正式以夫妻身份走向人生的终点。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八日，鲁桂珍病逝；四年后，李约瑟去世。

参观李约瑟研究所的时候，正值十一月底。想想，正是鲁桂珍逝世十周年。看办公桌上的小铁牌，看着小铁牌上的鲁桂珍字迹，原来，我来这里并非参观，而是凭吊，深深怀记这样的一对——喔，不，该是三个——学院佳侣。

在牛津遇上迈克尔·杰克逊

太美了，太美了，我简直觉得书页是有香味的，捧着十五世纪的善本书，指尖轻触软而脆的书纸，我忍不住深呼吸，吸尽书页之间的历史气味。今天来到牛津大学的东亚研究图书馆，Helliwell先生引领参观锁藏于书库的中国善本书，抽出一两本轻翻，窥探中国尘封的旧世界。六百年前，谁会捧着今天捧在我手的这本书细读？我的指纹接触了谁的指纹？这个问题足令我在牛津的咖啡店里玄想半天。

Helliwell是好好先生，一通电话，他即爽快地安排图书馆之行。他说牛津收藏了散落欧洲的四分之一中国善本书，亦正因如此，我们非看不可。在图书馆坐了半个下午，走出街头，学院围墙如城堡，俨然闯入中世纪，但路旁停了数部装备碟形天线的采访车，令我迅即回到廿一世纪的现实，一定又有VIP访问牛津了。走到转角处，Blackwell书店旁边窄巷塞满学生，有人拉布条，有人高声喊叫，初时我还以为是反这个反那个的泪情抗议，看一眼布条上的字样，始知道原来比抗议更激情，Michael,I love you！King of pop！原来是学生欢迎迈克尔·杰克逊来访，人山人海。我挤过去，个子矮小，连洋女人都比我高，前后左右只看见背脊与腋窝，受不了，加上洋人爱喷香水，数百种香水味道混杂而涌入鼻，绝不好受，还是转身为妙。于是急脚走入Blackwell，其地库藏书量据称全球最多，如鱼入水，我快乐极了。莎士比亚始终比迈克尔·杰克逊更得我心。

步出Blackwell时已是六点，抱着一大袋书准备找店吃饭，但，且慢——离我不到百米之处站着一个男子，黑衣、黑帽、白口罩，岂不是迈克尔·杰克逊？他怎会在此？连忙闯过去，上前伸手欲握之为快，但又马上问自己：可能吗？迈克尔·杰克逊怎会独自站在这里而无保镖？这个一定只是替身，作用在于引开歌迷的注意力，以免真的迈克尔·杰克逊被妨碍行程，还是别要求握手了，以免闹出笑话。于是硬生生止住，双手抱紧两袋书，在寒风里，回到墓园旁边的Queen Elizabeth House，泡一壶咖啡，读书；在我心中，有些身影永远比迈克尔·杰克逊伟大。

英国牛肉店

伦敦的唐人街，纵横两条半，比纽约的格局细眉细眼得多。但，我喜欢这里，理由可能不止是这里比较整洁和规矩，更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恰到好处，前有一条街的旧书店，后有一条街的小酒馆，左有一个区的艺术中心，右有一个区的购物商场，方圆之内变化多端，对懒于走路甚至乘车的我来说，这里便是丰富精彩的王国。

那天下午，一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华人教授请饮茶，点心满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牛肉；疯牛成风，大家都怕了。“我已经三年没吃牛肉……”卢教授笑道，“现在逐渐连猪和羊都不太敢吃了！”

的确。英国流行牛排馆，街头巷尾皆有分店，落地玻璃，鲜红沙发，装潢统一齐整，但每间分店也统一齐整地没有客人，每晚路经往内窥探，有些店是全然空荡荡，有些算是幸运了，有两三桌“敢死队”在埋头大嚼，而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用，隔窗看去，隐然觉得他们吃得提心吊胆。你知道我向来是“纵肉分子”，尤爱牛羊，这几天在伦敦必须忍口，且望返港后天气尚寒，可到九龙城至爱火锅店打它一个大大的边炉。

嗯，是了，今夜约了小智到唐人街碰面。她抛下丈夫和儿子来伦敦念“国际关系”硕士，在台湾多年没碰英文，来到这里抱着一大堆横行蟹文苦啃狼噬，确够可怜。她托我带了几本《欧洲百年历史》之类中文书给她“补底”，个中苦头我们都尝过了，但那是廿来岁的时候，不像小智四十岁人了才来读书，无法不佩服她的毅力和勇气。

上了锁链的书

相遇是一种很奇妙的经验，经常在你的掌握与计划之外，unexpectedly，电光火石的刹那碰在一起，嘿，居然是你。

你一定在猜我在伦敦遇见了谁？是的，遇见了我们的朋友，但不是在伦敦，是牛津。

从伦敦搭火车到牛津只需一小时。古老的城市，古老的大学，拜访了墨顿学院院长罗森教授。她是中国艺术考古专家，是学院六百年来第一位女院长，极有自信心的一位学者。谈及艺术考古，她毫无保留地说自己与另一所大学的一位教授是英国两个“the best”，说如果不跟她们学，最好不要学。我哈哈大笑，罗森教授以为我不相信，连忙补一句：“我是说真的。”我的回答是，当然，当然。

墨顿学院建校于一二六四年，是牛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T.S.艾略特、Max Beerbohm等皆曾在此驻足。图书馆至今犹在，是英国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罗森教授派保罗先生引领我们参观藏书室，保罗先生看管这里二十年了，详细介绍室内室外每个细节，每句话语都充满自豪与骄傲。图书馆上下两层，下层昔日为教授宿舍，用的石头远较上层粗糙，可见建校者刻意把最好的留给知识。藏书室分东西两翼，密麻麻的书架，直立插放十三世纪以来的知识累积，有些书仍牵系着一条长长的锁链，这是古欧洲的图书馆标准装置，保持书的存放及阅读位置，避免扔散；在那年代，知识如钻石，矜贵稀有，不像在所谓“知识经济”被唱得高耸入云的当下，知识反遭随意践踏。藏书附锁链的习惯沿用到十八世纪末始被荒废，有一本叫做《书架：阅读的起点》的书，不知你读过没有？台湾“蓝鲸”出版，里面谈到锁链书的来龙去脉，很有趣。墨顿学院图书馆内有一间Max Beerbohm纪念室，这位能诗擅画的大才子，读书时在课室笔记本上顺手涂鸦，才情横溢，小小的课室锁不住他。喔，谈了太多图书馆，忘记告诉你我到底遇见谁，只好留待下一封信了。

踏出酒馆的门外

你是喜欢钱钟书的，当然知道他的牛津老师是C.S. Lewis，他在四五十年代，每周至少三晚与文友们聚集于St. Giles街上的The Eagle and Child酒馆，大口大口喝啤酒，大声大声谈文学，这个狭窄的空间曾是缪思围聚的圣地。

到牛津的第一天，我和朋友急不及待到The Eagle and Child“朝圣”，岂料门外贴着一张很奇怪的声明，“因为不可预计的理由，本酒馆今天暂停营业”。失望。只好到旁边街市胡乱吃点炸鱼薯片，传统风味，倒也不赖。第二天再去，酒馆开门，点了啤酒，食物却预早声明要整整四十分钟始可上桌，炉灶故障，昨天正因如此停业。

好，四十分就四十分，趁等候时间先回旅舍取本书，推门而出，从暗处走出亮处，光线刺目至无法直视，蒙眬间，眼前见一熟悉的身影，个子不高，头发灰白，咦，怎么是他？还以为是光影下的错觉，定神一看，原来是冯成章。

你记得冯，是吗？资深报人，我父亲当过他的上司，他又当过我的上司，去年拿了奖学金，抛下工作，来牛津修习一年。我于出发前忘了带他的联络电话，早感不安，没想到不早不晚，酒馆的炉灶让我在这个分秒踏出门外遇见他，真是有缘千里。握手，谈笑，相约晚上到大学城内的“半岛”唐餐馆吃宵夜，就是偏爱这名字，听起来够气派。

巧合！还有呢。在牛津三天，离开前的下午再到Blackwell书店逛荡，站在书架前搜索，不经意侧脸看看身旁的一位洋人，被吓得哗一声叫出来，竟是我在美国的博士班老师Erik Wright。此公被称为“美国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执信阶级理论，初见他于十年前，最后见他于四年前，而今不期而遇，恍觉十年岁月，只如电光火石。你好吗？Wright教授问我。很好，好得无法再好，我答。而只有你知道，我没有说出百分百的真话。

恐怖分子的炸弹余威

不期而遇旧上司，也不期而遇论文导师，都是惊喜，但也同时不期而遇了恐怖分子的炸弹余威，倒是挫折万分。

前天早上搭地铁往伦敦西区看一位朋友，甫走入站口，即闻广播，表示地铁西线最远只走到Marble Arch站便停，前头封路了，黑漆漆的地下世界再也前进不得，欲继续走，必须先往南去然后再左转右转，麻烦得很。乘客们都在议论，昨晚城西的BBC电视中心遭受炸弹袭击，恐怖分子来了，政府当然要拉起警报，防守严厉一点，为的也是市民的安全，我们忍受转车之苦，亦属应分。

我没那么体贴，瞄一下手表，赶不及了，心里不断嘀咕，讨厌的恐怖分子，讨厌的警方，真麻烦。不想左转右转，索性在Marble Arch站下车，走上路面便是象征英国言论自由传统的海德公园的Speaker's Corner了，谁把肥皂箱放在地上，站上去，天南地北话题便由你操纵，有没有听众都由你讲。可是这个寒冷的早晨，不止没有听众，连讲者亦欠奉，空荡荡的一片空地，没半个人影，只每隔十五分钟左右路旁驶来一辆观光巴士，车上搭客下来拍张照片，转身便走。我站在公园沙地上，欣赏几位小孩子在老师伴同下骑着矮小的马匹漫步，寒风把孩子的眼睛吹得半眯，构成我最爱看的温馨情景。

在海德公园闲逛了半个早上，跳上宽敞温暖的英式的士往唐人街进发，我的胃向来很Chinese，尤其在寒冷的下午，有什么比得上一碗热腾腾的鱼蛋粉呢？

伦敦的咖啡和香烟

三月的伦敦竟然仍在飘雪，伦敦人都说这不常见，算我幸运，遇这浪漫雪景；也算我倒霉，向来怕冷的我更有瑟缩在旅馆而避不出门的理由了。

你知道我喜欢旅馆更甚于街头，人在途上，办完该办的事，见过该见的人，谈妥该谈的话，即返旅馆写字看书，沉闷的旅人。但伦敦总是要好好逛逛的，尤其Leicestor square附近的旧书店，在泛着霉酸味的旧书架之间钻来寻去，时光在此停驻，我向知识暂借问，替心中千百个问号找寻亿万个答案。第一天的寻找竟然给我遇到Michael Walzer的Just and Unjust Wars，数星期前布什轰炸伊拉克，我记起这本从道德哲学角度分析战争之义与不义的书，找了半天，不在自家书架，显然又被我流放在台湾旧居，颇讨厌寻书不获的失落感觉，没料到今天在伦敦旧书店内遇得，七七年第一版，两镑九九，当然毫不犹豫买下来。逛累了，到Soho街角找一家咖啡店坐坐，抽烟看书，倒也写意，十多小时的旅程疲累于烟雾和咖啡之间失了踪影。三个月前去波士顿，禁烟厉害，甚难找到容许吞云吐雾的咖啡店，抽烟如做贼，讨厌；在伦敦抽烟可以肆无忌惮得多，也抽了雪茄，也抽了烟斗，原来肆无忌惮可以如此过瘾。

谈到旅程，本以为已经大致克服了惧飞症，不吐不晕了，岂料此程颠沛得厉害，飞机在欧洲的天空大摇大摆，我忍住、忍住，终于还是吐个狼狈。走道旁边的一位菲裔女士好心递来一个接一个的呕吐袋，她后座的一位印裔老先生更伸手轻拍我的背，旁人不察，必以为是老爸照顾儿子。体贴的陌生人。

抵埗时是伦敦的清晨，早上六时，希斯罗机场很安静，像一个未醒的市集，安宁得有点苍凉落寞。搭巴士到伦敦大学，住进酒店，扔下行李即往拜访东方学院的教授朋友，再逛书店，再抽香烟，再喝咖啡，抖落一身疲累，然后才给在远方已经是清晨的你写这封信。

吃下一片炸鱼

每回去伦敦，无论是长至一周抑或短至二日，离城之际，我都会独自到一间小酒馆进行一项于别人可能颇无聊，但于我却深富怀念意义的“仪式”：吃一客fish and chips。

英国人的fish and chips，属于传统食物，大大厚厚的一块炸鱼，配合长长实实的金黄薯条，香气扑鼻，闻之垂涎。从伦敦返香港的航机通常于晚上起程，下午便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好时机，办妥了该办的事情，买齐了该买的手信，把行李寄存于旅馆，轻身妙手，就近找一间看起来很地道的小酒馆，喝一杯啤酒，吃一客炸鱼薯条，尽管戒了烟，却仍是忍不住抽一根香烟，一两个钟头转眼过去。有点微醺，抹抹嘴，拍拍愈来愈胀的肚皮，离开酒馆，返回旅馆，乘车出发，上机去。

我称此为“怀念仪式”，跟童年记忆甚有相关。在湾仔成长，修顿球场对面，骆克道和卢押道交界，如果你稍为熟悉湾仔，自然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六七十年代，那仍是苏丝黄的世界，美舰、英舰轮流来访，酒吧霓虹闪亮了夜的大头，住处转角的地方有半边铺位经营着英式快餐，拿手好菜是traditional fish and chips，店前整日群集浓妆艳抹的吧女和喝醉了七八分的洋兵，淫声荡笑，年幼的我尽管听不明白他们的说话内容亦能猜懂他们的心理状态。小学时，乘搭“白牌”车上下课，该店门前就是上落处，候车时耳听吧女和洋兵的嘻哈喧闹，鼻闻店内传出的fish and chips香气，心头晃荡，头晕目眩，荷尔蒙被过早地启动，模模糊糊的情欲意识恍似一阵夜雾在我眼前缭绕不去，缭绕着，缭绕着，追随我直到今天的伦敦；每当我吃下一片炸鱼，荷尔蒙又发作了……

Too much Tomorrow

抵达伦敦之日，适逢报上大字标题讥讽布莱尔首相拼错Tomorrow一字，于是，当天，无论所到之处是酒馆抑或地铁再或校园，毫不例外也毫不意外地听见人人以此作为笑柄，Toomorrow，你一句我一句，争相夸张地模仿念着首相所多加了的那一个“o”字。

首相办公室于事后死鸡撑饭盖，表示那只是字迹潦草而非真的拼错。这就显得双倍愚蠢了。拼错就拼错，有啥稀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传媒嘲讽，一笑便算，有什么好紧张的？首相办公室发言人其实该说：“首相过于期待替英国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所以忍不住在Tomorrow里面多加一个o，这是一个很善良的错误，大家不该见怪，反而需要好好感激。”

四两拨千斤，便解围了。叶太的一句“如果我连自己的发型都捍卫不了，又怎能捍卫香港治安？”赢得港人喝彩，经常有人感叹香港政客不如英国，此番或许要倒过来，鼓励布莱尔向叶太学习。

当然，有人必不同意，原来在某些英国人眼中，布莱尔只是一位善于包装的政客，上台数年，毫无建树，这次拼错字更代表了英国文化的沉沦耻辱。对我表达这番意见的是杜德桥（Dudbridge）教授。他执教于牛津，晚宴上，谈话提及布莱尔，文质彬彬的文学教授立即扯火，手舞足蹈地痛责首相欺骗人民:例如将前任首相所做的施政成绩据为己功；例如盲目支持布什向阿富汗空袭；例如只懂演说而不推实务。“布莱尔拼错了toomorrow，”杜德桥严肃地说，“我们认为他错得too much！”

那一夜，在牛津文学与时事交错而谈，伴我度过非常愉快的四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