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逸飞在《磨励精神》专栏里写《牛刀割鸡》，说起何安达编的《彭定康语录》卖个满堂红，而同期推出的《董建华语录》几乎无人问津，认为此事未必是因为港人拥彭倒董，主要由於彭定康英文好，值得读。他说：“他的英文简洁、准确、有力；而一般人有此功力，下笔难免尖酸刻薄，例如鲁迅，但彭定康能免除此弊，文风兼有几分幽默。”这一点很对。我很不喜欢读一些下笔就要骂人的文章。以尖酸刻薄为能事的人心里也许常常不很舒坦，越是走笔发泄越不开心，实在辛苦。我深爱鲁迅的小说，写得非常有深度，文字都结了晶了。他的杂文当然也有深厚的功力，文风还开了先河，影响久远，可惜尖酸刻薄过了头，大损阴德。鲁迅学问不浅，雅兴不小，逛琉璃厂，收集版画，印制笺谱，热爱艺术，生活原本大有情趣，却难得快乐，永不饶人，就算最后真的成了革命斗士、青年导师，心里还是彆扭，一脸嶙峋，可怜得很。他笔下的阿Q虽然死得不明不白，生前毕竟摸过小尼姑标致的脸，手指头腻腻的，飘飘然了好一阵子。人生苦短，关心社会，关心国家，见义勇为，肯定是要的；弄得自己老发脾气，笔头冒火，却往往会浪费学问，浪费元气。

彭定康的文章也不是毫无火气：那火气是内蕴的，字里行间於是更见内涵。英国人是辩论辩大的，逻辑分明，死里可以翻生，加上天气阴冷，性情孤独，善於在炉边的故纸堆中寻求慰藉，天增岁月人增诗书，下笔气势自然高华。鲁平、周南、张浚生见过的文化世面似乎不够幽深，跟这种英国人交锋难免显得浮躁轻浅。马毓真、姜恩柱都出使过英伦，大抵摸清了那边大大小小的文化陷阱，站出来都不太说话，说的话都有深意，那是叶公超、乔冠华一流的学者外交官，派到回归后的香港来，多多少少还接得上英国文化的遗韵：以静制动。

传统的中国人一向不太愿意承认外国人的长处，总觉得说人家好等於妄自菲薄，甚至丧权辱国。王安石《明妃曲》第二首的“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从宋代到今天一直引起很多争论。朱自清说，那是“沙上行人”听了琵琶的哀声回首自言自语，不是明妃的呧咕，也不是王安石自己的议论：“汉朝对你的恩浅，胡人对你的恩深，古语说得好，乐莫乐兮新相知，你何必老惦着汉朝呢？”郭沫若则说关键那个“自”字是自己的“自”，不是自然的“自”：“浅也浅他的，深也深他的，我都不管，我所要求的是知心人”，王昭君心中不仅无恩怨的浅深，而且无地域的胡汉。他说：“更进一步说，便是汉恩浅罢我也不怨，胡恩深罢我也不恋，这真是最同情於王昭君的一种想法，那里牵扯得上什么汉奸思想来呢！”朱自清和郭沫若都不愿意看到胡人对王昭君好，王昭君爱上了胡人。彭定康跟中国硬拚，确是下策，最后只好靠一张嘴一枝笔争取民心。中国管香港的官员技不如人，进退失措，香港人虽不计较什么汉恩胡恩，眼睛却是雪亮的。“是对是错，吾爱吾国”（“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那是愚忠。GKChesterton则谓此话爱国之士非不得已不轻易乱讲，那等於说“是醉是醒，吾爱吾母”（“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is a thing no patriot would think of saying except in a desperate case.It is like saying:'My mother drunk or so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