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牟润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常常谈起台大老校长傅斯年。傅斯年当年似乎很照顾牟先生，牟先生於是一生感恩，傅斯年过世的时候，他悲痛过度，病了一场。听说北京有一句流行词语：“一脸旧社会”，意思是几十年来的宣传认为旧社会人民受压迫剥削，生活痛苦，现在见到愁眉苦脸的人，即打趣其为满脸旧社会，比如说：“小丽牙痛，坐在办公室里泪汪汪的，一脸旧社会。”旧社会的人在苦难中成长，忧患意识格外浓，人生里的恩恩仇仇於是也格外上心，讲道义，讲良心的人好像比现在多，尤其是知识分子。山西省年轻作家谢泳满心怀旧，写成那部《旧人旧事》，里头也提到傅斯年。

傅斯年在大陆的时期做过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也代替胡适做过北大代理校长，最重要的工作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出过两位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一位是赵元任，一位是李方桂。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打算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托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面请李方桂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傅斯年一再催促，李方桂最后很不耐烦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了躬身作了一个长揖，退出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谢泳於是叹道：“最可怕的不是无学问而虚张声势，而是真有学问的人也不敢以学问傲视权贵”。

（二）

傅斯年在四十年代曾经大力批评当时的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孔、宋两人先后都滚蛋了。宋子文初上任深得民心，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好。后来故态复萌，成了众矢之的，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上说：“熬过了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他给南京的《世纪评论》撰稿，说明不能改动一字，总编辑同意了，文章题目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听说，蒋介石为了平息此事，曾经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於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谢泳认为“我们经常说文人的气节和品格，我看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人。”

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必须负有言责，傅斯年於是说“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谢泳说傅斯年“希望政府能存在下去，但又不顾一切批评它的腐败行为”。这句话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他不顾一切批评政府的腐败行为，为的是希望政府能存在下去”。愚忠的年代已经过去，现代知识分子既要继承中国传统的名节意识，也要效法西方知识人的品格精神。John Mack Carter借用燻鹹肉和鸡蛋明确界定贡献和奉献之分：母鸡做了贡献，猪则是奉献而已（“Always rememb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tribution and commitment. Take the matter of bacon and eggs. The chicken makes a contribution. The pig makes a commitment.”）傅斯年是生蛋的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