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看过紧张大师Hitchcock导演的The Thirty nine steps之后，一度读了原作者John Buchan的一些小说和非小说。他在牛津念书期间就出版了长篇故事和散文集，一九零一年到一九零三年在英国驻南非的高级专员公署任职，处理布尔战争后的重建工作，一边接着写作。他一九三五到四零过世的五年里出任加拿大总督，亦官亦士，声名很盛。他那些描写乱世谍影的故事最为普及，待人接物又祥和亲切，过世的时候《泰晤士报》收到千百篇追悼文字，只能选登一小部分。John Buchan似乎很珍视他写的四部传记：Montrose、Sir Walter Scott、Cromwell和Augustus，说是写作过程中带着表白信仰的心情，从中看清了自己对许多主义和实践的信念，思绪顿然明净。他说小说不难写，这些传记倒相当费事费神，却也娱情养性，暂忘无益之俗务，一心高瞻远瞩，从而能以更持平的眼光看现世的问题。他说那是历史之无上价值（“All these four books were, indeed, in a sense a confession of faith, for they enabled me to define my own creed on many matters of doctrine and practice, and thereby cleared my mind. They were laborious affairs compared to my facile novels, but they were also a relaxation, for they gave me a background into which I could escape from contemporary futilities, a watch-tower from which I had a long prospect, and could see modern problems in juster proportions. That is the supreme vaulue of history.”）A L Rowse说，John Buchan重友情，懂礼数，两人同时在伦敦患十二指肠溃疡的时候，Buchan在病榻上还要处理公事之余，竟然抽空写信慰问Rowse。“也许只有天天接触文字的作家才清楚知道片纸寸笺的意义”Rowse说。

（二）

那确是很难得。现代人大半不讲究人情世故，一切像机器那样冷漠。一位旅居国外几十年的老学者说，香港一些高等学府都不甚讲礼数，办事程序颠三倒四，来信不回，诺而不践，敷衍了事。学者慨叹这些办事情的手续与规矩都不见了，今日最烦嚣的地方如纽约，最现代的地方如美国，文书往还，也没有不循规蹈矩者，况乎我辈为文事者邪？老学者於是想到今日香港台湾各处称博士者多如过江之鲫，大半是留洋之士，做人礼义竟比没有那么多博士的时代淡了许多，可见学位与读书知礼是不挂钩的。战前英国无博士，香港老一辈华人世家子二十年代去牛津念书，得个BA而归，因英国人当时认为first degree最紧要。牛津剑桥的MA是不必读的，交满了昂贵的宿费，甚么也不做，抽熟了两年烟斗就是MA了。博士是美国货，以前没听过。爱尔兰一些大学first degree就是MA。日本人也不随便给博士学位，往往名学者老教授到六十左右才凭着作授与之，所以文学博士真的是一种荣誉和地位，名片上只印这四个字就够了，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如此印也。老学者说，我国老辈如王静安、钱锺书，都没有博士衔，而人皆仰之。夏志清先生已退休，来信自印地址，已取消Prof.、Dr.这类头衔，只写Mr. C.T.Hsia。老学者真是语重心长了，我这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听来倒挺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