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汇报》主张批评五种文学：一、游戏文学，逃避意义；二、遁入历史，逃离现实；三、零度情感，远离激情；四、张扬物欲，刺激感官；五、躲避崇高，消解价值。何义在《明报》“中国风采”版上说：“评者曰，以上几种表现，一言以蔽之，就是作家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失落。他们只需‘为自己写作’，这决不是文学的进步。”

现实变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农兵价值观也不同了。现实主义文艺的“现实”不可能凭空塑造。这是英雄死了的年代。制造过量的英雄，结局是没有英雄：“共产主义彷彿一场竞赛，所有参赛者都第一，可是没有奖品”（"Communism might be likened to a race in which all competitors come in first with no prizes"）。 Lord Inchcape一九二四年下过这样的断语。到了今天，人人要的是奖品，包括“为自己写作”这样的奖品。文学的进步也正是这样来的。游戏文学当然有意义；遁入历史是为了看清现实；零度情感求的是无言的激情；张扬物欲也可以净化感官；躲避崇高正是为了建立价值。文学永远是一束矛盾的演绎。没有《红灯记》就显不出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有多亮。没有《金光大道》就显不出《小巷名流》里的小巷有多静。

“一班人叫中国要亡了，为什么不去打仗；一班人叫闭门读书就是爱国。倘若这两种人知道我画了菊花甚且愿消费时间做无聊的笔记，必定要大加训斥的。我很知道中国近来病急乱投药的情形，他们是无足怪的。其实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远比英雄无用武之地者为甚。”这是二三十年代孙福熙《清华园之菊》里的一段话。只要孙福熙觉得他想画菊花写笔记，孙福熙应该可以去画菊花写笔记。“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花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南宋的罗大经喜欢这样写他的《鹤林玉露》。老舍也爱养花：“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到了台湾的台静老是这样写张雪老的：“庭院不大，颇植花木，雪老曾言：本想退休后，种花作诗，以乐晚年，没想到身体如此。早年我常去看他，每次总要我到院中走走，看看花木……”这些上好的作品都是“为自己写作”的，无意中竟带着文学走上进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