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说，广东又到了七月荔枝季节，不少果园商人趁机图利，两颗“外销挂绿”标价八十元。挂绿产於增城，是荔枝中之极品，母树只剩一株，即“西园挂绿”，有四百年历史，一度是清朝康熙皇帝的贡品。这株树目前是国家保护的古树名木，四周围了围墙，六七月蝉鸣荔熟时节聘请六名园丁分五班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还要园内专家天天点算国宝树上荔枝，每一班园丁都要汇报掉了几颗在地上。“西园挂绿”这个名字诗意盎然，当年虽是朝廷贡品，现在当已经不堪乱摘了，每年树上长的禁果，听说都送到中南海给领导人日啖数颗，过一过康熙的瘾。这株名木乍看与寻常老树无异，否则文革期间可能早就毁了。

人非树木，难成国宝；十年浩劫，不知多少“人中挂绿”连根都给整烂了，遑言其他。日前《大公报》的“大公园”版有李辉《逛旧书摊》一文，说到文革期间“知识被贬，教授、学者被惩罚去打扫厕所，哪怕像冰心、俞平伯这样一些已逾古稀之年的文人，也只能被迫在水稻田里弯腰插秧，或者饲养小鸡。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同样的将知识毁於一旦、将知识分子尊严彻底贬斥的时刻”。陈寅恪先生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西园挂绿”了，他不但精治文史之学，而且常怀遗少之情，难怪红卫兵要罚他跪，要他背毛语录，背不上来就打他。

最近国内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深受知识界注意，“陈寅恪”三字走红，连商务印书馆也摆出了一九七八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的《谈陈寅恪》。这本小书收了当代十几位文人学者回忆陈先生的文章；他们都是陈先生的朋友门生，笔下感情真挚，谈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陈先生，文字清淡而隽永，教人心暖鼻酸。有一篇文章说，陈先生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参考书。陈先生很吃力的抱那包书进教室，绝不假手助教帮他；下课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陈先生常把资料抄满整个黑板，擦掉再抄；学生担心粉笔灰有碍陈先生的健康，於是一看到他快写满就自动上前替他擦黑板。陈寅恪身体孱弱，却从来不请假，讲课内容每次不同，创见（discovery）极多，全非複本（reproduction）。另一篇文章还说，陈先生律己严而给学生分数宽，每以高分给同学。这当是为了鼓励后进了。Henny Youngman开玩笑说，真想走进古董铺去问一声：“有新货吗？”（"Walk into an antique shop and say, What's new?"）陈寅恪这爿古董铺年年有新货，像“西园挂绿”那样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