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

藏书数十万册、在天津专门拥有一幢“西苑书楼”的韦力，堪称国内收藏界的传奇人物，这从别人送他的“民间藏书第一人”称号就可见一斑，甚至坊间还流传着以他的收藏生涯为蓝本的纪实小说。然而对此类声名荣誉，他是敬谢不敏的，在韦力看来，前辈藏书的高度不可企及，收书三十年，他只是从一己爱好出发，努力为传统文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三十年来古书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说古书放开销售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是在那个时候步入古书收藏领域的吗？当年主要从什么渠道购书、书价又是如何？

韦力：我大概从八几年开始买古书，最初主要是在古籍书店。1950年到1957年搞公私合营，在此之前中国没有国营的古书店。1957年之后，各地就把私人经营古书店的那些书商集中地并入公家。当初是把每个城市并为一家，北京的两百多家古书店并成中国书店，上海的一百多家并成博古斋。到了“文革”时期，古书私人不再藏，也没人买，当时有规定，所有文物类的东西，被抄家的、没收的，文物部分都归了文物商店，古书和碑帖都归了古籍书店。古籍书店积累了大量的古书卖不出去，因为当时买古书的地方只有各大图书馆，但重复的不要，还有一些国内重要的领导干部也买一些，数量也不多。这些书好的部分都归了图书馆，中低档的没人要。一直到1981年到1983年之间，北京开始搞古籍书市。1981年第一届卖得少，有影响力的主要是1983年那一届，在琉璃厂一个叫海王村公园的地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用大卡车把书拉过来，拉了二十多卡车，跟垃圾似的往院子里一倒，堆在一起。当时我人在场，起先那儿拉着线不让进，一到时间大家拼命往里冲，开始乱抢。书不分什么种类，一律五毛一本，全是线装书。很多人就一抱一抱地从地上往身上抱，谁抱起来了就是谁的。还有的人往书堆上一趴，扒拉到身子底下的都归自己，然后再坐下来慢慢挑，不要的扔出去。这个时候古书还没有市场的概念，买书大家尽挑自己喜欢的，版本意识也就一些老传统的人，像黄裳先生那一代的老先生还有。经历过“文革”，市场是完全没有的，古书涨到今天的价格，在那个时代完全无法想象，现在古书的价格已是那时的几百倍。大家得知古籍书市的消息，都很激动，因为好久没有买过古书了，我记得第一次买了一百七十一块钱，那会儿我还是个中学生，攒了半年的钱。我父亲的工资当时是比较高的，每个月一百三十六元。家里其实不让买书，认为做学生就该好好学习，买古书是不务正业的表现。这些钱都是连蒙带骗攒下的，中午不回家吃饭，对家里说中午吃不饱，或者说学校又要交什么费，多要一点钱。五毛一本书，我买了四大捆，几百本。那会儿也没打的的概念，就先背到公共汽车站，然后坐车回家。其实这些书按今天的眼光看，大部分都是垃圾，当时买只是喜欢，觉得凡是古书就是好书。今天看来，好书和古书是两个概念。

再往后，书价就一直在涨？

韦力：开始是涨到一块一本，接着就是几十块一本。北京的古籍书市一直在搞，连续开了将近二十年，后来逐渐就淡了下来，虽然现在还在开，但已经没有古书了，变成了旧书——古书和旧书在业内是两个概念。古书在市场上已经没什么便宜的了，再加上拍卖的冲击，市场上就捡不到什么东西了。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古书想捡漏得便宜，这个概率很低，黄裳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过，想得好书，“冷摊负手对残书”的可能性极小极小，只是文人的谈资而已，真正的好书很少有便宜捡来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还是重价才能得好书。我们总说古书当年怎么便宜，其实那个时候收入也没几个钱，按照书价占工资的比例来说，古书从来没有便宜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古籍拍卖市场兴起，您曾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能具体谈谈，拍卖对古书收藏和价格的影响吗？

韦力：古籍拍卖实际上是从1993年开始，第一场是中国书店搞的。当时还没有拍卖执照，所以严格来说它应该叫竞买会。真正的拍卖会是1994年中国嘉德这个拍卖行搞的第一场。拍卖这个事物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不接受，我也很不接纳。他们第一次搞巡回展览，展览的地方还不像现在是找大饭店，找的是博物馆。看的过程中，我看了很多标的估价，便宜的三万五万，贵的几十万，当时的古书在市场上根本没这个价钱，所以我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它错了，这个价钱是用阿拉伯数字来标的，后面还带着小数点，我认为他们少点了两位小数点。那时书还是搁在玻璃柜的，得凑着看，我就叫来工作人员——这个人现在已经是嘉德的部门经理了——问他，所有的数字是不是忘了点小数点。他特别不屑地瞥了我一眼，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就这样。”我挺尴尬的，认为他们疯了，书店里不过几百块钱一部的书，他们敢标三万五万。当初信息不对称，拍卖市场上能卖几万十几万的书，古书店里就在架子上摆着，只卖几百块钱。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在胡闹，肯定卖不出去，决定留下看一场。看的结果是，百分之六十多都拍出去了。有一部宋版《文苑英华》，是一个新加坡华侨买的。因为按照《文物法》的规定，从境外征集的拍品可以出境，并不限制出口。拍完之后，我慢慢地想，怎么会这样呢？古籍书店架子上很多书可以随便翻，以前一直嫌贵没买，这下突然意识到书价这么便宜。很多原来不愿买的书，凑钱都买回去了。接下来，我是看拍卖会上什么书贵就从书店把什么买回去，很高兴，觉得捡了便宜。所以，捡便宜这件事情都是相对而言，古书的价钱没有绝对值，你觉得便宜它就是便宜。

拍卖市场就是这么逐渐形成的，用不了两三年，古籍书店就买不到好书了。原因是，古籍书店把好书统统送到拍卖行上拍。我本来也经常从私人手里买古书，现在人家也不愿意卖了，或者他说，“这书在拍卖行曾经拍出去三万，给你的价不能低于那个。”拍卖行的成交价逐渐成为了古书市场衡量价位的一个标杆。我自己是从排斥到观望，再到无奈地接受。这个时候，拍卖行已经成了一个吸金的场所，卖家都想得最大值，而好书都送到了拍卖行，买家想得好书也只能去那儿，卖家和买家被吸到了一块儿。虽然私下里也还有交易，但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卖家上网一查，很轻松就能知道某本书在某拍卖行卖了多少钱，开的价也不会比这低。卖家都是想让利益最大化的，把书送到拍卖行对他们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如说，一本书卖给我十万块，送到拍卖行可能标价只有八万，但这个卖家会想，万一能拍到十五万呢？因为拍卖不确定性很强，他的底线是固定下来的，有一个保值的价钱，低于多少可以不卖，但上限是不确定的。拍卖场上只要有两个人看上一部书，这个价钱就没准儿了。就这样，经过十七八年的发展，今天拍卖已经成为古书交易的主要渠道。这个渠道无论你接受与否，都已经形成了事实。

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前相比较，四九年以后古籍整理出版成绩斐然，一般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古籍，可以直接用校点整理本，不再需要寻觅线装古书。古书的阅读功能正在消退，收藏价值更加凸显。这一变化对古书的收藏风气和价格变迁有什么影响？

韦力：我先说点校对读书的意义。从读书角度来说，今天不止是整理本、点校本，互联网实在是太发达了，对普通使用者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买古书，除了专业读者，绝大部分使用功能都可以上网寻找电子本，或者买名家点校本，就能解决问题。名家点校本经过整理，错讹更少，而且加注，更方便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一般人买古书意义不大。但古书依然有它的使用和阅读价值，比如说，名家的未刊稿本、批校本、手札，在各大图书馆里，包括私人手中，都有积淀，而且并没有得到揭示。我们所说的古书点校本，始终是那些大部头的、常用的、属于热门研究对象的名著。对研究者，恰恰是未刊稿才更重要，这一切都没有整理出来。比如说，我藏书的一个专题就是稿抄校本系列。所以互联网的出现不是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只是针对普通读者而言，对专业读者来说还远远不够。

而古书除开文本价值，还有文物性和艺术性。人们总说，你买这么多古书，你读吗？其实这话是在偷换概念。博物馆里面摆了一个宋代的官窑碗，你不会问，你用这个吃饭吗？你不用它吃饭你把它摆出来干什么呀？稿抄校本以外的古书，它的文物性已经弱化了一些使用属性。对一般人来说，读《史记》，点校本有的是，不必非读宋版《史记》不可。有人就说，国家何必花那么多钱保护宋版《史记》呢？这也是一种偷换概念。一部宋版《史记》今天几千万都不止，这体现的是它的文物性，你不能说，反正影印本一个字都不差，不用花那么多钱守着它。古书还有版画、版刻之美，这是艺术性。黄裳先生的一个藏书路数，就是收藏给人以审美愉悦的书，看重书之美，这当然是很正确的。

据说现在书画市场充斥赝品假货，不知道古书有没有作假的？您能否结合自身经验谈一谈？

韦力：先说书画造假。这种“造假”其实分两种，一种就是伪造，比如，你造一幅傅抱石，或者造一幅齐白石；还有一种情况是代笔。名人名气太大，上门求字求画的应酬太多，实在忙不过来。乾隆年间的大书法家刘墉既是达官贵人，还要读书治学，他不可能天天就一直为别人写字，这他忙不过来，就找别人代笔。代笔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风气。文徵明也找家人代笔，然后落自己的款。这些在古代都还算赝品，但到了近现代，因为真品极少，所以大家也就宽容以待了。讲这段话，是因为古书也是这样。古书造假很难。比如，造一部宋版书，首先得找到这么多宋纸，宋纸的价钱可能比书都贵。另外还得找古墨，还得找好的刻工来仿刻，然后再印。成本远远大于利益。造假都是缘于暴利，没有暴利，也就没有造假了。那古书有作伪吗？有。这跟找人代笔一样。古人有些刻本流传下来，比如明人翻刻一部宋代的书，书商卖书的时候，就把前面明代人的序言撕掉，冒充宋版。这等于说是在时代上做些文章，而不是凭空造出一部假书来，他会加一个假的牌记，说是宋代嘉定多少年刻。还有就是打一个假章，比如说唐寅的章敲上去，再有一种就是“人死章不烂”，名人故去了章还在，从文物市场上买到后，查查他曾经有过什么书，同名的书就往上盖，冒充是名人的书，但书还是古书。古书的作伪多半在这上面做文章。

我自己也遇到过造假的问题。到私人家里收书，不可能带上许多工具书，只能过去草草看一看。这不像拍卖有两三天的预展，可以慢慢地去查去看。私人收书只能靠瞬间的判断，收回去一看，序言被撕掉了，纸张被染过，这种情况也有。古书业也算古玩界，这里面有个行规，买东西是单凭眼光的，看走眼是自己的事，跟卖家无关。虽然今天有很多纠纷，这方面的官司也常见诸报端，但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很难打清楚。

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断言，私人藏书的时代结束了。而这三十年来又涌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您是其中的佼佼者。与上一代藏书家相比，您这一代新藏家有什么不同？

韦力：有幸运，也有不幸的地方。先说不幸的地方。在1949年之前，古书没有公藏的概念，古书可以任意地买卖流通，聚聚散散都有迹可寻，藏书的文脉也一缕不绝。1949年以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化私为公成了整个社会的号召，四大藏书楼，还有晚清一些有名藏家的好书大份大份都归了公藏。现在国内大概有八百多家公共图书馆，比如说前几十年藏古籍的，每一家古籍的亮点，我基本上都能说出是来自谁家。也就是说，他们的好书，都是私人藏书家的书汇集而成的。这个时代赶上了。赶上的结果是，公共图书馆除非极特殊的原因，再也不会参与市场流通。我知道的古代那么多有名的书，私人几乎再也不可能得到了。这么说吧，历史上有名的古书，百分之九十八现在都在各大公共图书馆，真正的好书市场上很少。这个意义上，我们比上一代藏书家不幸多了，无论今天我多有实力，多有雄心，都不可能买到那些好书了。

再说幸运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尽管有大大小小的运动，社会基本平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难得的安定时期。这个时代有网络，有拍卖，资讯的发达远远超过过去。古人限于眼界，会说某书多么稀见难得，但他不知道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这书有一大堆。古人从广东到北京，可能要好几个月，有这个时间，我能把地球跑遍，而且我不出门能调来各个馆的资料比勘。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利有弊，不管藏书还是做人，都得活在当下。

最后，在古书价格飞涨的今天，您能对想涉足古籍收藏领域的普通读书人提点建议吗？他们还能从哪里入门？

韦力：从实用角度讲，没必要藏古书，基本上电子本和点校本就能满足绝大部分需求了。想和古人心气相通，可以买几本玩玩。如果真的喜欢，我觉得，多少钱都可以玩。如果不是投资，你没必要去碰热点，古书市场热点就那么些，绝大多数古书都不在这个范围内，没有搞过的专题还多的是，可以搞一些冷门的专题。古书市场并不是什么书都贵，比如晚清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的文集，一册就几百块钱，对今天许多人来说，并不是负担。

郑诗亮 采写

刊于2012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