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我，不是说反话，而是真心依靠了唯一一个堪称“恶友”的人，决定了毕业旅行的去处是东京。可是，到了东京还没到一个小时，我就已经觉得乏味了。因为好不容易来到了东京的中心立川，可恶友却在便利店打工，还让我在店铺的后屋等他。我本来期待在东京看见未知风景，那种无所事事坐等别人的感觉实在太痛苦了。

我跟他说“太无聊了”，可他意外地提出了建议：“帮个手收钱吧。”听他这么一说，我心动了，两分钟之后穿上了便利店的制服，站在收银台前说：“欢迎光临。”

恶友笑话我：“笑脸再用力一些，声音再大一些。”我按照足球俱乐部的要领，从胸腔发音，结果他说：“太可怕了，你这是跟谁生气了吗？”原来发音不该是传球时发的音，而是应该达到男高音的领域，于是调整好了嗓音，打算跟接下来的客人打招呼，不再给人以违和感。可是，接下来的客人，只要我一说话，一个个都往我这里看，难道我这是做了什么错事吗？有什么不对吗？恶友笑了：“一个秃子，蓬头垢面，的确让人觉得可怕！”

我照了照镜子，果然发现自己的秃头、满嘴胡子以及消瘦的面孔，像是被通缉的罪犯一样。接下来改用轻声，再加些柔和的声音跟客人说吧。我不罢休，变了几种方式多次挑战。不过，冷静地想一下：“我从大老远来玩，为什么一下子非要打工不可？”我终于觉醒了，差点儿就被当成无偿劳动力了，于是我脱掉了借来的制服，返回到了店铺的后屋。

除了恶友之外，还有一个打工的人。这人休息，进到了店铺的后屋。我觉得气氛挺别扭的，于是想说说恶友的事儿活跃气氛，但恶友好像把他自己的年龄设定为十九岁。这么一来，我也必须谎称自己十九岁了。我被问：“你们是同年的同学吧？”我急忙答道：“对对对。”答得很不自然。

我并不想主动说这些，大都是对方问我，可我越听越笑不出来，因为“他是不是这样啊”之类的话说的都是我。我在学校的地位、在校队踢足球的趣闻，包括我经历过的一件件小事，全被恶友当成自己的记忆，而且他还洋洋自得地跟别人说。这是为什么呀？

关于这一点，我没问恶友。不仅如此，为了让他能提升谎言的可信度，甚至把参加大阪选拔赛时的足球球衣送给了他。球衣是我的宝贝，让他跟别人炫耀去吧。我虽然不揭他的老底，但似乎见识了平时满不在乎的恶友的狂气，挺可怕的。我把他从我这里偷窃的记忆都送给了他，这东西毫无意义。

对方说我：“又吉，你跟他很熟悉啊。”这当然吧，因为是我自己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说：“也不是，因为一直在他身边……”实际上，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错觉，我不知道我是谁。

清晨，我们往恶友住的地方走，离车站有相当一段距离，我来了，他高兴吗？他一路狂奔，猛然撞到铁丝网后倒下了，然后冲着天空笑。关于他可说的事儿也不少哩。

惴惴不安的心情犹如汪洋与荒野，无边无沿，这里真的是东京的中心吗？是不是在骗我？我问他：“我说，这立川的哪儿是东京的中心？”恶友回答：“我没说中心，而是说正中央。看了地图就会知道正中央。”“原来如此，可我把学生时代送给了你，你学生时代的遗体扔在东京的哪儿啊？”

五日市街道的朝霞灿烂，但同时也让人郁闷与不安，像是老走不到家门口，到底会让我们走多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