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成都解放。张大千出国去了印度。她在成都市中国民族青年联合会学习。一九五年十月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川北军区文工团搞美术工作。朝鲜停战，随第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转业到上海。

后来她认识了先生，跟他结婚，一起到包头，待了六七年。温度零下二十四度，得穿皮革。气候干燥，不下雨，就下点雪。吃的只有粗粮，每个月粮食，一个人定粮二十八九斤。大米只有一斤，面粉大概是十斤。还有杂粮，小米已经算是很好。油是二两，肉半斤。

再后来调到江西拖拉机厂。早上带粮食，中午在厂里吃。女儿上幼儿园，下班后两人一个接孩子，一个回家做饭。有时候晚上弄完所有事情，想弹弹琴也没有精力。

文革中受到冲击，主要是因为张大千。她记忆中的张大千当然是没有淡忘。

“张大千老师的家庭很传统，很讲礼节，家教很严。他对哥哥嫂嫂都很尊敬，逢年过节都要跪下磕头。但他对学生相当好，很亲切，很豪爽。我们到他家里，吃住都是他管。他说，我的小孩跟你们差不多，你们相当于我的下一代。

“我们对老师也很尊敬，逢年过节要向老师磕头。老师有钱，一张画值很多钱。知道我家经济状况后，每个月寄钱给嫂嫂时，也给我家里寄一点。这帮了很大忙。因为父亲那时没有什么工作，经常失业。对其他学生他也是这样照顾。”

她说张大千喜欢讲话。画画的时候学生围着他，他就讲自己的事情。他的母亲在内江镇，会画鞋的花样，他小时候跟着母亲画，大概十几岁开始真正学。

后来做过和尚，出过家。在日本留过学。还在重庆当过两年的土匪师爷。

一九四九年印度请他去讲学，他去了。后来他的儿子、侄女想到台湾去看他，都去不了，只能通个电话。他儿子说，爸爸经常问起学生的情况，他就一一讲了，俩人都在电话里哭。

张大千一生画了六万多张画，直到八十三岁过世。

一直到后来文革结束，开办了张大千纪念馆。他儿子知道苏州、上海有大风堂的弟子，就一一联系，慢慢恢复。现在上海大风堂是一个分会，成都、重庆、香港还有其他地方也有，经常组织互相联系。

一九八四年退休之后，她到上海、四川参加各种活动，如纪念张大千的活动等。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开画展。“相当忙，不比上班空。”

如果张大千没有走的话，可能生活又是另一种样子吧。

那就不知道了。文艺界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很多画家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