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住在衡山路附近的一栋高层公寓里。这是个老式小区，没有门禁，但是种了很多梧桐和桂花，很安静。

对于“安静”这个东西，91岁的秦怡时常流露出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每天早上，保姆上门把一天的饭菜准备好，她要么用微波炉热来吃，要么自己下点馄饨，再忙一些的时候，随便啃几块饼干也算一顿。其实，她很少成天待在家里，光是各种社会活动就够她忙的。或者说，在家的时候，其实她哪个角落也不愿意多待。

“我在这个屋子生活了快20年，这个地方没有一块是我爱待的。我儿子死以前，我怕他这样过日子太可怜了，所以就给他买了一个房子。我当时想，我老了，伺候不动了。如果找个人伺候他，那么要有好的条件。钱付好了，房子也交了，儿子没看到就去世了。”

到了秦怡晚年的时候，不劳她动用演技，单凭自己身上的命运感便足以征服观众。她一生有过两段婚姻，但都不幸福。17岁的时候，她嫁给演员陈天国，但对方有严重的酗酒和暴力问题。25岁的时候，她嫁给电影皇帝金焰，但短短7年后便分居。不久以后，金焰常年卧病在床，婚姻有名无实。43岁的时候，她的儿子被检查出精神分裂症，此后，她花了整整42年的时间照料生病的儿子。她曾经在接受一位作家采访时说过，自己一辈子有三大遗憾：没有领略过甜蜜的爱情，儿子生病，以及，没有塑造过一个真正的角色。

秦怡是从大时代走过来的人，吊诡的女性命运并不少见。她在上海长大，从小迷恋电影，奉阮玲玉为偶像。阮玲玉自杀那一年，她才13岁，也跟着在街头掉眼泪。20岁那年，在重庆和她同住的女演员英茵自杀。

“后来想起来，她是在为爱情痛苦。”秦怡回忆说，“她爱上了一个有家庭的男人，又不想伤害别人。她给我看他们的信，都被泪水染得模糊了。她每天晚上不睡，一直抽烟。我问她，她就说，我所经历的痛苦，你一个小姑娘是不会明白的。”

那时候，秦怡刚刚开始自己的前程。她尚未料到，自己未来也会面临类似的感情抉择，并走上和她们完全不同的道路。

秦怡很美，而且她知道自己美。这一点，从她小时候的照片里倒看不大出来，但一旦来到重庆，这一点就得到了所有男性的公认。

有一次，秦怡和剧社的一群朋友去逛公园，所有人站在孔雀面前它都不开屏，只有秦怡站过去，啪，孔雀就开屏了。秦怡从此落下一个外号“孔兄”。后来，吴祖光给她写信，起头总这么叫她。大家还给她起了个英文名字叫Helen，这个名字有宿命感，甚至足以引发战争。

一直到现在，秦怡仍然珍惜自己的美。她家的客厅不大，但两面墙上除了各种奖杯和证书，就是两张大幅的油画，分别是20岁和70岁的秦怡。20岁的时候，她束起卷发，穿着一条宝蓝色的连衣裙，端坐在画家的目光下，双手垂放在膝盖上，显得文静内向。70岁的时候，她的头发剪短了，变黄了，但睨视着观众，仍有她的风采。

在通俗审美中，似乎只有美女才配得上跌宕的命运，如果只是相貌平平，则不值得大惊小怪。40年代的重庆，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发起新生活运动，日本人不时在轰炸，共产党的活动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这里，秦怡认识了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一代名流：夏衍、阳翰笙、吴祖光、丁聪、金山、翦伯赞、郭沫若……当时的左翼名流经常去一座名为“碧庐”的别墅聚会。别墅主人名叫唐瑜，是个缅甸华侨，家境富裕，喜爱交际。传说，他家里有个金梳子，只要缺钱，掰一根齿子就够用了。这里的聚会，又叫“二流堂”（取“二流子”的反讽之意），所有人在后来“文革”的调查中都将因此蒙难。

秦怡很少去二流堂，但她显然相当受欢迎。多年之后，回忆皆成逸事。

“金山给我写过信，但我发现他还在追求别人，就没理他。后来，他老了以后，还来跟我道歉。”金山，著名演员，后娶张瑞芳，复娶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最后又娶了孙维世的妹妹孙维新。

“为了躲避陈天国，我从重庆逃到西康，是唐瑜凌晨接的我。前几年，他快不行了，我去医院看他，他拉着我的手，亲了一口。”

“刚出发的时候，丁聪是跟我一起的。我知道他对我有意思，但我没感觉。”

“到了西康，运送物资的大队长对我也很好。我也对他很好，但是我还有婚姻，所以不可能。”

据吴祖光的前妻、女演员吕恩后来回忆，当年就连赵丹也曾经试着追求过秦怡。当时，赵丹刚刚跟叶露茜分手，和秦怡合拍电影《遥远的爱》。“不过，他每次看见又有小汽车来接秦怡，就很沮丧，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后来，他和黄宗英结婚，我还问他，还想着秦怡吗？他就只是笑。”

因为美貌，秦怡固然一生都受到男性的追逐。在一个连国家命运都不知往何处去的年代，两性关系恰如《倾城之恋》所说，既是迁就，也是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不能因此误解说，秦怡的青春都虚掷在异性中间。恰恰相反，她对于婚姻、爱情和男性的态度既强势，又软弱，极具时代特色。

童年时代，秦怡在上海南市区一个大家庭里长大。秦氏家族是城隍庙老爷的后代，但到了30年代，已经没落。秦怡的父亲是个会计，排行老二，个性软弱；她的母亲则是大户人家出身，相当能干，但在那个年代，她并没有机会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后来，秦怡回忆说，自己的性格既像父亲，又像母亲。

“我有我爸爸心软懦弱的一面，要不然，也不会人家说什么我都答应，陈天国逼我结婚，我也答应。其实那时候，我脑子里还是有很多封建思想的。但我又有我妈妈勇敢坚强的一面，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去面对。我有一点胆子，不然也不会三次出走。”

第一次出走在16岁。秦怡和职业学校的女同学一起离家出走，先到武汉，再到重庆。1938年，抗战已经爆发一年，秦怡的想法和大多数时代青年一样懵懂和坚定：不做亡国奴，要抗战。在少女时期，她经常借大姐的书看。她看过胡愈之的《莫斯科纪事》，知道共产主义大概是怎么回事。她也喜欢《安娜·卡列尼娜》。“我跟大姐说，我们家的大伯父不就跟卡列宁一样，看起来平静，其实很冷酷。这个家待不下去了。”

后来，秦怡一定看过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在不确定的年代，女性出走之后，往往是下一次出走。她要追求的是事业和能够配合自己的伴侣，而不是一个禁锢人的家庭。在重庆只待了不到两年，她刚刚机缘巧合成为一个小有名声的女演员，还没来得及开窍，就怀孕生女。1940年，为了躲避丈夫的暴力纠缠，秦怡逃往西康。耐人寻味的是，在出发之前，秦怡找了一个人商量，就是夏衍。

“那时候，虽然没有明确说，谁是地下党，也不可能公开谈论这件事情，但我大概知道谁应该是。阳翰老是，夏衍是，金山也是。我去问夏衍，因为他老在报纸上写文章，知道是个领导。他告诉我，如果你能承受后果，就去做。”

一开始，秦怡不喜欢她的原生家庭，于是逃走。后来，她不能接受完全没有感情的婚姻，又一次逃走。如果说第一次逃是受文学的影响，那么第二次出逃的时候，秦怡已经有了朦胧的启蒙意识：党比任何男性都可靠。

几年前，秦怡参加了上海一个名为“克勒门”的沙龙活动。她被引领着，逐一辨认老上海王开照相馆的一些明星照片。她很快认出来，那个穿着飞行员夹克的英俊男人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金焰，另外一张穿着绣花旗袍的浓妆美女则是周璇。

“老上海的明星，他们比现在的明星时髦多了。”她说，“但我不是。我是在重庆开始演戏的，抗战的时候，饭都吃不饱。我不像他们，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事实上，秦怡恰如夏衍所说，是个“糊涂胆大”的人。她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更西边的边陲之地，她并未利用自己的美貌牟利，尽管这看起来应该很容易。出发去西康的时候，她甚至连一件完好的棉衣都没有。身上一件棉袄穿了多年，棉花越来越薄，不足以御寒，最后还是唐瑜送了她一件。

第三次逃亡是胜利大逃亡。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秦怡坐上军需卡车，不眠不休，回到八年未归的上海老家。当时，一群重庆文艺界人士组队前行，作家张恨水是领队。不过，秦怡说，张恨水是个不管事的人，遇到关卡有士兵拦截找麻烦，竟然都是她一个女人上。

“有一次，当兵的倒了一碗酒，说你要是能喝完，我就放行，要是喝不完，你们就别想走了。我一想，不走不行啊。我举起来就干，后来上车一整天都晕乎乎的。”

秦怡性子烈。到了1946年，有这碗酒垫底，她的性情已经呼之欲出。不过，虽然她前半辈子都在逃，可她并不明确知道自己到底要去追求什么。就像很多女明星终生所为一般，是男人和婚姻吗？不是的。

她的原话是：“那时候我刚刚经历过陈天国，什么男人啊，统统不要。我一辈子也不想再结婚了，只想好好演戏。”

一年以后，秦怡嫁给了金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