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走红的女明星是刘晓庆。有一次，她穿一袭露肩绣亮片的长裙参加官方的颁奖晚会，明明风姿绰约，但临出场又怯生生地觉得，老艺术家们都在场，要不要换一件更加稳妥保守的衣裳。

她的朋友劝她说：“几十年媳妇才能熬成婆，等你成了婆，就能公开宣称自己为著名艺术家了。至于有没有成就，够不够格，都是次要的。”

最近，刘晓庆在深圳出席一场颁奖典礼，接受黄秋生的恭维：“刘晓庆是我的女神，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她就已经走红了。”

30年过去，她果然熬成了“婆”——不过现在不兴说“著名艺术家”，要说“女神”。

这一年有点忧伤。2012年，陈强和张瑞芳相继去世。当年的老艺术家还健在且不时露面的，只剩下秦怡一个。

这天晚上，“女神”刘晓庆没能压轴，最后一个出场的是91岁的秦怡。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裙子和赵本山牵手走红毯，还被法国男演员Jeremy Irons亲吻了脸颊。这是一场堪与好莱坞媲美的盛宴，觥筹交错，灯光闪烁，女明星们也一个比一个大胆，远非当年刘晓庆的诚惶诚恐可及。

时代变了。老艺术家显然不太能够融入这种场面，她身处其中，遥遥相望。谈到献吻的Jeremy Irons，她问：“听说是个外国导演？”她又说：“有的同志非要请我去，推不掉。”事实上，无论“老艺术家”还是“同志”，它们和“秦怡”一样，都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象征物。

然而，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们，他们都需要秦怡的在场。商人们需要她来烘托气氛、制造话题。她仍然能够满足公众对遥远旧上海的“镀金时代”的想象。她的出现，将被解读为某种复兴的雄心壮志。

91岁的老人则需要证明自己仍然骄傲和有尊严地活着。她的丈夫、儿子和姐妹们都去世了，她独自住在衡山路空荡荡的公寓里，需要有事情来打发寂寞的时光，也需要某种“被需要”的感觉。

实际上，秦怡一生都在“被需要”，被男人需要，被家人需要，被儿子需要，被剧社需要，被党需要。临了，她并不介意再被公关公司和记者们需要。尽管有时抱怨“太忙，太累，我都不想干了”，但秦怡仍然表现出罕见的热忱和生命力。她乐此不疲地飞来飞去，甚至一个月里去三个城市参加活动，中间还穿插各种座谈、采访和会面。空闲下来，她还要看书看报。“最近刚刚学习了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收获很大呀。”她说。

一个礼拜之前，她刚刚飞到北京，客串田壮壮参与导演的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扮演虚谷道长。她却不过情面，田壮壮是她的故交于蓝的儿子。但其实，她对田壮壮和他代表的某种新鲜文化感到陌生。“他总是胡子拉碴的。他的电影我也不爱看，看得我想睡觉。”她提到的田壮壮的电影，其实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

秦怡和她身处的时代是有距离的，但她做出各种努力，想要自己和别人都忘记这一点。她甚至还在写剧本、拉投资，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再塑造一个经典角色。“我必须工作，要不是工作，我活不到现在。”她说，“我现在还在努力，当然，还能努力多久，也是说不好的事情。但只要还活着，就要努力。”

就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门铃响了，走进来一位男士。他来自青海，是一位退休的气象局长。他将遵守自己的承诺，帮助秦怡完成她的剧本《青海湖畔》。这是一个“文革”期间的爱情故事，既是时代悲剧，也是爱情悲剧。回望秦怡一生，不知道她的剧本有多少自我诠释的成分，但她无疑把自己所有的人生阅历和技术储备都投注其中，整整捣鼓了30年。

可以说，1983年她的丈夫金焰去世之后，剧本和身患精神病的儿子就是她仅有的寄托。2007年，她的儿子又去世了，剧本的进展对她无疑更加重要了。早些年，秦怡曾说，希望自己来演女主角。现在，其实人人都清楚，这简直不可能。人们会发现，秦怡远非照片和镜头里那么精神饱满，她毕竟是个很老的老人了。有时候，她会听不清沙发对面的客人说话，但她的自尊心很强，也不追问。她会假装自己听懂了，然后开始讲一些完全无关的话，顺便开始下一个话题。

多少年前，夏衍说秦怡，“糊涂又大胆”。当年，她不过16岁，是重庆华艺剧社里最年轻的女演员。如今，年届九十，她竟还如此倔强。不为别的，她确实喜欢这样的自己：历经不堪的命运，遭受欺骗、伤害和挫折，但永远在不屈地奋斗。

时光荏苒，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真正记得秦怡扮演过的银幕角色。大半个世纪过去，时代几经更迭，连她的后辈田壮壮都已快要淡出，她曾经扮演的林红、芳林嫂、女篮五号，那更是时代的文物。

但“秦怡”这个名字已经被牢牢记住。作为一名仍在世的女演员，竟然在上海市郊已经有了一座名为“秦怡纪念馆”的建筑。离纪念馆并不太远的地方，有她的“寿穴”。旁边是一座黑色的碑石，那是她的丈夫金焰。墓园周围，还有沈浮、郑正秋、郑小秋、魏鹤龄、张骏祥、桑弧、刘琼，以及阮玲玉和上官云珠的衣冠冢。

百年未至，秦怡却已走上佛龛。她还活着，但这个世界非要像对待一个描金塑像一样对待她。人们同情她的命运，又佩服她的顽强，就像发现了河对岸闪烁的绿灯一样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