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还是回到紫玉山庄的那个下午。

“如果在80年代，我绝没可能跟你坐在这里喝茶聊天。”她端起茶杯，太烫，又放下，“外头一定全是人，出都出不去。”

那是真正的“刘晓庆时代”。为了让年轻的记者迅速了解自己当年的辉煌，刘晓庆往往愿意在采访中历数若干个“第一个”：主演内地第一部武打片，第一个和港台导演合作的内地女演员，第一届春晚的第一个女主持人……她回忆当年的受欢迎程度，说：“每次一知道又要跟我出去，我的手下马上把皮鞋换成布鞋，不然肯定被踩烂。”

光凭演艺成就，绝不足以让刘晓庆独领风骚。虽然她的绯闻和明星派头一样引人瞩目，但刘晓庆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象征，来自她在个人表达上的争议性。现在回想起来，这简直是一次误打误撞的偶像制造。

1983年，刘晓庆拍完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同时，作为一名离异单身女性，她和已婚男演员陈国军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令她感到委屈和难堪。出于“辩诬”的愿望，她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三万多字的自传《我的路》，不仅剖析了私人感情生活，更不乏“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这样的言论。文章被形容为“一颗氢弹”，引起轩然大波。

多年以后，作者和菜头对此记忆犹新：“我很奇怪，她为什么没有被当时报纸上的板砖拍死，因为她的有些话在当时确属大逆不道。”

“我特别超前，和当时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用他们的话说，离经叛道。”刘晓庆回忆说，“《我的路》里面彻头彻尾地宣扬个人主义。毛泽东说，中国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我说，中国如果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每一个人要做好自己。做好自己以后，中国才可以对世界革命做贡献。”

刘晓庆只是一个女演员，但“刘晓庆”这个形象则不受控制地在80年代的时代氛围下应运而生。8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思想寻求大突围的时期。当时，和刘晓庆齐名的另外一个女性偶像是张海迪，另外一个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话题则是《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大讨论。基于自我的需要，刘晓庆写了《我的路》。

在今天看来，它不啻一个雪球，还卷起了新的风暴，滚成了一个更大的球。有人如此评价：“解放后的中国，只有两个典型：一个是雷锋，集体主义的典型；一个是刘晓庆，个人主义的典型。”

当时，刘晓庆出访香港，和潘虹一起上节目。刘晓庆衣着鲜艳侃侃而谈，潘虹则素净且保持沉默，不时抬眼看她。对于正在经历中英谈判的香港民众而言，潘的形象无疑更符合他们对内地的想象，而刘则令他们感到新鲜。这样的画面，就连亦舒也忍不住啧啧称奇：“在共产主义底下，伊人尚能如此突出个人作风及性格，真正了不起。”

新影联总经理高军在那个年代入行，并且和刘潘二人都有交情。他解释说：“刘晓庆的性格有这一代中国女性共性的东西。五六十岁的这代女性，或多或少受到‘文革’氛围的洗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叛逆的东西挺多的。那种叛逆是文化的叛逆，在男人面前很强势，不太会温柔，控制欲比较强，这都是受‘文革’的影响。”

“当然，她身上也有个性的东西。”他又说，“像潘虹，她个性里面圆润的东西比较多，她善于把棱角包裹在柔软的外壳里面。晓庆棱角的东西多，她也根本不包裹。她是只有一张脸的人。包括她一些不被大家所理解的举动，比如写《我的路》，就是因为她敢于表露心声，不太在乎外界的评价。”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刘晓庆成了一个在自我上有突破的标志性人物。一直到今天，这种离经叛道的胜利仍然让她扬扬得意。到了后来，《我的路》干脆成了她绝佳的名片，而且保送她从后毛泽东时代进入了下一个波谲云诡的商业消费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