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挤对过他的男演员，后来，和他成了不错的朋友。

游泳池会过一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片场有那位男演员的戏份，阮经天都会小心翼翼在旁边观察。他发现，这位演员如他自己所言，表演确实非常放松，但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琢磨了很久，我发觉，这反倒是有些演员会发生的问题。经过系统化教学之后，他们的方法都超厉害，每个人都很会演，但是都不是真的。他们都不是真心喜欢那个人，也不是真心讨厌那个人，更不是真心想要杀人——都不是真的。他痛苦的时候，他不伤心，我也感觉不到他在伤心。”

这个发现让阮经天逐渐放松下来。他终于意识到，虽然自己没演过几部电影，也没正经学过表演，但有自己的优势。

“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我很容易被感动，很容易生气，也很容易原谅别人。因为这些对我来说很容易，所以我很方便就能进入我想要进入的那个情绪里面，我能够想象角色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我得利用他跟我讲的这个放松，再加上我本身的东西，把它们慢慢地融合。当然它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但最后我发现，原来你们也没有特别厉害，我知道你们在干吗。”

现在来看，《血滴子》对于阮经天来说，作为拿到影帝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它从票房到演技，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不过，他在片场的这一次较量和发现，倒可以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那以后，也说不清是哪个时刻，他下了一个决心——要做最好的演员。

这是一个相当要强的年轻人，他不会轻易对什么东西服气。或者说，他内心本来就满满盛装着各种不服，那是一个被他自己内化了的严厉的父亲，他一腔孤愤，把所有求而不得的东西都当作了某种自我实现的象征。

小时候，他拿了第一次游泳比赛冠军，报纸上夸他是“黑马”。可他的反应是不屑：“你知不知道我每天练上万米，然后你叫我黑马？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总是一厢情愿地去理解。”

长大后，他拿了金马奖，报纸还是叫他“黑马”——毕竟他赢了王学圻和倪大红这样的老戏骨。这一次，他倒是不好意思像小时候那样不忿，可他暗暗攒着劲，要证明自己不是“黑马”，是货真价实的“金马”。

说真的，如此立志者，他一定得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他即将经历旷日持久的等待、一无所获的努力、无人可以诉说的孤独，以及现实的无情嘲弄。而最终，他在穷尽所有努力之后，将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他是一个演员，很多时候，他会丧失一些自由，更多的时候，他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弟弟阮经民比他小12岁，和他长得很像，却更加单纯和有朝气。爸爸管阮经天叫“天天”，管阮经民叫“娃娃”，因为他生来就是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和怀疑的娃娃。

几年前，阮经民上高中，看着哥哥一天天走红，觉得做演员“很好赚”，也想出道。有一次，他去片场探班。那天很冷，哥哥穿着单薄的衣服，要在泥巴地里打滚，哭号，一遍又一遍，一连好几个钟头。一见之下，弟弟犹豫了。

从小到大，只要是哥哥做过的事，无论是收藏球鞋、冲浪、溜滑板、赛车，还是玩摩托，看起来总是那么梦幻、那么酷，弟弟总忍不住要跟着学，哥哥也乐得带弟弟出去炫耀。

可是这一次，阮经天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你不该选择我的道路。这个工作是我的包袱，我是被囚禁住的。”

在他通往自由的路上，他仍在寻找他的“蘑菇”班长。

在拍《纽约纽约》的时候，监制关锦鹏告诉他：“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吧。这个时代会辜负一些好的演员、好的导演、好的电影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去做我们觉得对的事情，我们还是得做。也许你等不到，也许有一天你会等到这个时代发生变化，它不再辜负你。”

关锦鹏是个极度温暖的人，但他有他自己的困惑。

因为拍《军中乐园》，阮经天遇到了陈建斌。他发现，陈对于表演非常有自信，甚至会让导演钮承泽“吃瘪”。他还会在每天拍摄结束后回到房间，继续写自己的剧本，而且两年之后，那个剧本就真拍了出来，还拿了金马奖最佳导演。这还不算，他还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儿。

这一切特质，都和他崇拜的爷爷非常相像。但是，当阮经天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崇拜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走近他。

“我很喜欢他，他有我羡慕的一切，但他是有距离感的。他绝对不是一个父亲，他其实有一点鄙视你们，但是他又会跟你多说一些，多施舍你一点，也许你们之间有一些连接。”

2016年，阮经天认识了管虎，主演了他监制的网剧《鬼吹灯》。在他心目中，这就是他真正需要的那种相遇：有一个能够全面覆盖他、接纳他、给予他的人，可以走近，并且不想离开。

众所周知的大IP并不好拍。一旦要改编成电视剧，阮经天和导演发现，原著会有一些叙事缺陷。比如说，刚刚才死了一个同伴，但为了迅速推进剧情，所有人都跟没事儿人似的，又开始了下一次探险。每天晚上，拍完当天的戏份，阮经天会和导演坐在一起，商量着怎么修改第二天的剧本，怎么让剧情更合理，让人物更丰满。

“我们能够共同创作，这是以前和豆导在一起从来没有过的体验。那时候，我只能照着他的意思来，但现在，我觉得被尊重了。”

在剧组里待了好几个月，阮经天发现，无论导演还是其他剧组成员，都已追随管虎多年。其实，管虎并非如他想象般富裕，他所能够给予团队的也并非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些人能够常年在他身边工作，一定是有原因的。

有一次，阮经天和管虎一起聊天，掏了心窝子。

管虎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要的不是钱，是话语权。”

这句话让阮经天和他心心相印。

他说：“我最想要的也不是钱。到目前为止，我的钱已经够我一辈子生活了。我要的是尊重，比别人多一些的尊重。你要尊重我身为演员这个职业，我对演员这个职业是有敬畏的。我并不认为每一个表演可以随随便便完成，我煞费苦心也好，我必须不耻下问也好，我必须去收集资料也好，我必须努力去做人物小传也好，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不简单。”

他对管虎说：“我真的很想跟在你身边，多向你学一些东西。”

管虎给他的建议是，你光凭兴趣去看书，去看电影，是不行的，你得有系统，得看你不喜欢的书，看你不喜欢的电影，得把一个导演的作品从年轻看到老。你慢慢积累，才能领悟到更深的东西。

《鬼吹灯》杀青之后，阮经天回台湾休假。有一阵子，他没有接新戏，就宅在家里看书看电影。他开始拉侯孝贤、蔡明亮和北野武的片子，读缓慢的夏目漱石。这样的小说，换了以前，他是读不进去的。

“第一次看的时候，完全看不下去。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老师，每天过着他十分厌倦的生活。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学生，追问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也不愿意说。好灰暗，好烦，但还是忍不住想把它看完。慢慢地，你大概可以在里面感受到这个人的情绪。我们习惯看电影，因为电影通常是一连串事件加在一起的结果。但后来你发觉，你的生活里面根本没有办法承载这么一连串的事件。有时候，生活就像一页一页的小说，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眼前的困境，一直到他死前，他都没有办法解决。他只能把最后的遗愿，最后想要解释的话，全部写成书，告诉他那个学生。这就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就是人生。”

这大概可以算是阮经天在低潮当中对于人生和表演的顿悟：不只要表演出意外，更重要的是，要表演出状态。以前，他喜欢崔岷植在《老男孩》里的表演，尤其男主角发现自己竟然和女儿做爱的那一刻，人物内心的孤独简直无以复加。但现在，他也能够欣赏《少年时代》这样的电影——在不断重复的时光流逝中，人的状态是如何慢慢发生变化的。

阮经天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不久前，他和邓超合作了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这是他在有此顿悟之后第一次进组。他几乎都能感受到，自己身体里面噼里啪啦作响，正在发生微妙的深刻变化。

这部电影里，邓超扮演警察，阮经天扮演一个连环杀人犯。事先，他做了很多功课，看了研究连环杀人犯的纪录片、犯罪心理学的书，也写了人物小传。他知道，自己必须动用理性，而以前从豆导处习得的方法论已经不管用了——这一次，要把人物状态和自己的生命体验相连接，那已经距离太遥远了。说到底，他从未经历过一个连环杀人犯那么多的不幸。

但最终，一旦抵达片场，他还是得放松下来。

有一场双男主对峙的戏。开拍之前，邓超和导演在一旁说戏，阮经天独自坐在废弃工厂的台子上，一边踢着椅子，一边候场。

“我本来只是在等着，踢着。可是踢着踢着，越看他们越生气，越看他们越生气，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愤怒。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们到底在聊什么？我等那么久了。然后踢着踢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愤怒已经取代了本来自己的情绪，那个脚踢得已经不再规律了，它变得有点像是急躁的动作。那个动作已经不是你自己脑子可以控制的——它就来了。你再也不是那个人了。等到他们过来，我走过去，那已经不再是我。那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不再是我。”

几年前，阮经天曾经因为金马奖之后的瓶颈而深感受挫。他把自己的表演形容为钓鱼。有一个懂自己的导演在旁边，知道怎么激发他，这条鱼就钓得起来。如果没有这个人，就算在河边待得够久，也一无所获。

他曾因此灰心沮丧，甚至在最低落的时候，动过念头要退出演艺圈——哪怕只是一瞬间。但这一次，他和邓超眼神交会，瞬间他明白，他已经神秘地获得了独自钓鱼的能力。

那天晚上，所有戏份结束，阮经天独自一人从片场走出来。他发现，所有工作人员自动散开，好像在为他让路。他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而他自己心里也感到恐惧。他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那个哭，我是真的忍受不住了。后来我回想，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哭？因为我感觉不到我自己了，我感觉不到我到底在哪里，我感觉好恐怖。”

这个时候，他脑子里有希斯·莱杰的样子一瞬间闪过。那是一个沉迷在癫狂角色里不能自拔，最终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演员。他真的害怕了，哪怕他自己的沉迷还是第一次发生。杀青之后，他回台湾休息了好一阵子。

“这部戏结束以后，我才发现，人一定是需要爱的。因为没有爱的话，你会变成另外一个怪物。像希斯·莱杰，他把自己困在小丑的面具里面，他会死，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表演很疯狂，但是似乎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对他伸出援手。”

“你觉得爱是什么？”我问。我是真的想要问他，因为我也不清楚答案到底是什么。

“很俗滥，我只想到一句台词：爱是世间一切问题的答案。在你最难受、最空虚、最寂寞、最孤独的时候，我弟他进来拍拍你。我妈突然上来台北，一打开家门，看到你在一个可能很黑暗的地方，然后突然整间屋子都变得亮起来了。”

这个已经过去的春天，阮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台湾待着。每个礼拜，他总要花好几天的时间，约上朋友，一起去户外骑摩托车。他还是有那种直愣愣的冲劲，好胜心强，能吃苦。其他人要花一两年时间慢慢练的技术，他自己咬着牙加练，非要用最快的速度学会。有一次，他带着老江一起出去，眼看着他的车就要撞到墙，老江在一边大叫，可他拐着车把，膝盖贴着地，轻轻一弯，又回来了。

他还是喜欢耍帅。他的摩托师父“乱搞”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花蝴蝶”。

骑摩托车时的阮经天，和片场那个叫人害怕的阮经天，又像又不像。这时候的他，还是那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受不了被人看不起。但这个他，是比较快活的。他的朋友，有卖菜的小店主，有做房地产开发的工作人员，有自由职业者，在这些普通人中间，阮经天可以自在地吹牛说笑。

前年的时候，他骑车摔断了锁骨。两天以后，他出了院，开车载妈妈上阳明山喝茶。十天以后，他照样骑着摩托车出来练习，准备参加比赛。又过了两三天，他去了一趟大陆，在真人秀里跟孙杨PK游泳。节目录完以后，他飞回台湾，继续看医生。

“我只知道，我不能倒下。我不是那种优渥家境出身的小孩，我没有权利倒下。再痛苦，我也只能站着往前走。不管怎么样，先不能输。”

“喂。”他坐在篝火边，扭头跟阮经民说，“我们这种家庭的小孩，真的要争气，不能被人家看不起。如果我们被人家看不起，自己又看不起自己的话，就什么都没了。”

阮经民今年23岁，他带着一脸没受过折磨的神情，笑呵呵地点点头。我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也有可能，他打心眼里就觉得哥哥讲话的严肃劲儿和爸爸是越来越像了。

突然，不知聊到了哪里，阮经天又提到了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部李安作品。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失控的人生如何重归平静的故事。

“我的人生一直都在失控。”他说，“你看电影最后的结局，虽然他把一切都搞定了，可是他妈妈还是把钱藏在了地板下面。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个人，他出生于1982年11月8日。真是不可救药的悲观的天蝎座啊。原来，他和朴树同一天生日，比朴树小九岁。当年，在他这个年纪，那位歌手正要开始进入探索未知的茫茫之旅呢。

最后，啤酒喝掉六罐，凌晨三点半，他大概就这个酒量了。我放他回去睡觉。我自己想了一会儿问他的问题，爱到底是什么呢？很多年前，看过一句诗，是一位老诗人在“文革”结束之后写给自己的老妻的——

“我什么都给你，只要你要，只要我有。”

我觉得这个不错。只要有爱，就不害怕那些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