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朴树是在印度认识的。2017年春节刚过完，他飞到印度去拍汽车广告，我也在。

“你喜欢印度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主动走过来打招呼。他看起来心情很好，也希望身边的陌生人心情是好的。不过，看得出来，这不是他平时习惯和擅长做的事情。因为无论我回答的是什么，我们都很快就笨拙地聊不下去了。他只好摸着鼻子出门抽烟。

我知道，他喜欢印度。前两天，他带着收音器材去了新德里的贫民窟。他和小男孩一起踢球，给老人听他的新歌，还差点动了念头想要收养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里的人，无论在婚礼和葬礼上都会大声歌唱，扭动自己的身体。

确实，印度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只有身临其境，我才明白为什么李安的少年派只能是印度人。

早晨六点多钟，我们在恒河边看完日出和印度教教徒的早祭，沿着石头台阶往城里走。在售卖布匹和修理摩托车的小店铺中间，藏着一两座佛寺。再走上一百多米，拐角处还有一间简陋的基督教教堂。到了晚上，太阳下山，站在露台上吹风，能够闻到咖喱和辣椒的刺鼻味道，能够看见硕大的飞鸟掠过，还能听到隔壁清真寺传来悠扬的晚祷声。

少年派在印度这片土地上长大，他在这里能够拜伏到几乎所有宗教。但最终，当他在大海上孤独漂流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一位神灵对他施以援手，他只能靠自己去到彼岸。

对朴树来说，印度足够丰富。临行前，他新认识的道家老师对他说，你现在过得太干净了，最好多去热闹点儿的地方。于是，他放弃冰岛，挑了印度。

但直到临行前一刻，他还在纠结和懊恼。他的新专辑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拖延之后，已经接近最后一个deadline了。音乐没录完，歌词没写完，录唱要几个声部不知道，缩混后期和美术设计就更没着落了……

他愁眉苦脸，冲着经纪人发脾气，说，只给两天，去北戴河拍得了。

又过了一会儿，在跟拍摄团队开会的时候，他又禁不住好话和笑脸，希望让所有人都高兴，一个不小心，就松了口。

刚答应下来，晚上回家一想到唱片的事儿，他又后悔了，于是到处查机票信息，巴不得早去早回。

最后，刚到印度没两天，他状态一好，又把唱片抛到脑后。“反正……我不管，那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

有时候，经纪人会偷偷管朴树叫“轴逼”。他就是这样一个爱钻牛角尖又反复无常的人。他的天性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他的教养又希望让别人舒服，二者一旦发生冲突，他就特别容易走极端。这种“极端”，放在北京话里就叫作“轴”“拧巴”。

这种劲儿放在生活上，显得他不是一个那么好相处的人。天蝎座，上升处女。从迷信的星座学角度猜测，这基本上是一种绝症，意味着追求极致的控制狂，较真，偏执，爱钻牛角尖，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比如说，经纪人只要问他一句“明天演出穿什么衣服”，他能想一整个晚上，恨不得失眠；只要去外地演出，他必定提前上网查酒店，看看评价好不好；化妆师早上敲门给他化妆，去早了不给开门，去晚了他会说，你迟到了三分钟；他和乐队一起排练，向来是谁迟到一分钟，罚款一百块红包。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钱，但坐个三蹦子也要还五块钱的价。当然了，他绝不是在乎钱的人——这么多年，借给半生不熟的人又收不回来的钱都有好几百万了——但他就是爱较这个劲。

这种劲儿放在创作上，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完美主义拖延症。2014年录《平凡之路》的时候，当天晚上九点钟进棚，第二天早上六点要交歌，后面还有一百多人的宣传团队在等着，录音师也扛不住了，但朴树就能因为对一轨键盘的音色不够满意，纠结到最后一刻还不肯走。经纪人一看不行，赶紧拔了U盘。

4月8日这天，朴树好不容易弄完了所有的词曲，就等录唱了。他第一时间电话打过去，要求经纪人立刻帮他定录音棚，找录音师，找八个童声合唱，再找两三个和音歌手。经纪人蒙了，手忙脚乱一通安排，好不容易和十几个人确定了三天后晚上九点钟进棚。结果，朴树说不行，他那天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必须改天。

经纪人疯了：“还好他是艺术家，要换一般人，早挨揍了。”

以创作为职业的人，都有点自我中心。这听起来或许傲慢，但无论你喜不喜欢，却是不争的事实。创造犹如平地起高楼，需要全神贯注。这种专注如鬼神附身，无法顾及与他人的协调。

不过，自命为艺术家，将自我意识摆在前面，也有可能妨碍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朴树24小时不间断流淌的日常生活里，何止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他根本就不出门，晚上八点半之后也不见人，他甚至连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没有。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或者保证丈夫的创作空间，他的妻子吴晓敏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生活。有文章说，她曾经做过一个噩梦，大致意思是，老公在家里弄了一个大大的工作室，但是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门，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从很早的时候起，朴树就开始遭遇这一类的困惑—— 一个艺术家到底应该怎样去生活？是让自己爽更重要，还是让别人舒服更重要？是自由更重要，还是爱和怜悯更重要？是坚持自己的标准更重要，还是显得随和可亲，不给别人添麻烦更重要？

说到底，怎样在超我和本我之间安放一个稳定又平衡的自我？很多艺术家处理不好这件事，要么早早丧失了创造力，陷入平庸，要么加速奔赴死亡和毁灭。

朴树闻得到这种危险的味道。

1999年，他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爱接受采访，戴着墨镜、帽子和耳机，往人群里一坐，手放在膝盖中间，身边的艺人谈笑风生，他就这么面无表情旁若无人地待着。

很多年以后，朴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当年的某个乐坛颁奖礼。当时，毛宁还是歌坛大哥，领完奖下台，过来和朴树握手，结果他愣是没怎么搭理人家。这一段把他自己都看乐了。“我的反应怎么那样啊。小时候真是去你妈的，我就把自己关起来。”

2003年，他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又突然变得特别配合采访。他不厌其烦又没完没了地回答重复的问题，就连记者们都觉得“过了”。当年，在《北京青年报》的一个采访里，他提到自己的变化，连珠炮一样说了这么些他自己也许一知半解的词：宽容、尊重、舍弃、配合、行业规律、自我约束……那是一次全国52个城市的巡回宣传旅行，在旅行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崩溃了。

导火线是2007年的真人秀《名声大震》。那是一次长达3个多月“完全失控”的演出。其他艺人都是节目组安排曲目，朴树不行，他自己想歌就得想个三四天。到了现场，其他人直接就录了，朴树不行，他觉得鼓的声音得大点儿，键盘的声音得小点儿，这里要多一个DJ，那里要加一个调音师……反反复复，他发烧了两个多礼拜，打着封闭针录完最后一期节目，心跳只剩下一分钟四十几下。

这还只是生理上的崩溃，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迷失。2008年，他的发小、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刘恩从美国回来探亲，去他家聊天。朴树告诉他，每天睁开眼睛都不想起床。

“又没人找我，我又不缺钱，起床也不知道干什么。”

这次见面让刘恩很久都缓不过来。他和朴树都是北大家属院长大的孩子，小时候一起玩弹弓，长大了一起玩乐队。在他的印象里，朴树虽然有点怪，不爱说话，但是是个特别有主意的人。他特别记得一个画面，高中的时候，朴树有一次来他家楼下喊他，两条腿支着自行车，远远地就说：“哥们这辈子就交给重金属了。”

这么一个人，这么年轻就颓了。

几天之后，刘恩缓过劲儿来了。那天晚上，他去参加了一个音乐圈老人儿的酒局，一个大长桌子，二三十号人，来的人不是老了，就是颓了，还有个哥们，胳膊伸出来豁着老长一个大口子。总之，每个人都恨不能把自己往死里喝。

这一年，刘恩三十出头，拿到技术学位，在美国东海岸定居多年。他已经不理解北京的这个世界了。他不明白，这些老朋友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大概十年前，大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们都在上大学，晚上没事就去北大南门的潜水艇酒吧演出，演出完了，也是这么一个大长桌子，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当时，张亚东就穿着军大衣坐在那儿，老狼喜欢侃大山……“朴树就坐着，不说话，但你能感到他也是开心的。”

刘恩很快结束了震惊的假期，回到美国继续他的投行生涯。朴树则在东三环边租了房子，过起了隐居生活。那几年，他不做音乐，也不见做音乐的人；除了买烟和遛狗，他基本不下楼。从2009年中到2011年上半年，他没演出过一次；经纪人不得已改了行，卖二手车，但他每半个月会来看朴树一次。朴树每次也不看他，也不搭理他，把他当空气。

“要跟他说话，得用猜的——还得猜对了才行。猜不对，他也不说话。”

谢天谢地，现在和他说话已经不用猜了。

离开印度的这天早上，我和朴树在他的酒店房间里聊天。他头天晚上失眠了，觉得冷，一边说话，一边把卫衣往身上套。因为愉快的旅行，他暂时忘记了创作上的烦恼。尽管如此，只要回忆起那一段“断片”式的生活，他整个人还是变得很沉重。

总而言之，既然不想死，就得找路活。朴树初中的时候就有青春期抑郁症病史，但他并不信任心理医生，也没再吃药。他下意识地逃避着自己的精神危机，只是简单地把热情的丧失归结为一种生理现象。

他打算从身体入手，“做了一堆傻事”。

他先是找了一个推拿师傅，每天按摩，用最大的劲儿做，希望赶紧好起来，好出去玩。第一次做是八月份，夏天，结果做完之后浑身发冷，他是开着车里的暖风回家的。师傅说，从来没见过什么人的身体比他还硬的。那之前，他平均每周要踢五场球。半年之后，他一场球都踢不动了。

他又找了一个针灸师傅。新师傅说，推拿是泄气的，不能再做了。于是，他又改做针灸。半年之后，身体不见好，更虚了。

有一次，朴树遇到王菲和赵薇，她们正在和一位藏传佛教的上师聊天，让朴树也来提问。

“我当时很困扰，说，我觉得人要解脱，先得作恶，把你心目中的恶都要作掉，你才能是一个百分之百动力的全人。说完以后，大家哄堂大笑，你不就是想耍个流氓吗？可我就是这么想的。老师回答说，人生苦短，你恶还没有作完就挂了。”

其实，朴树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教名叫作“丹增旺加”。不过，他虽然是个佛教徒，但在这之后的好几年里，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信仰。“丹增旺加”这个藏语名字，有“自在且自律”的意思，但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个中含义，还嫌这个名字太难听。

游魂似的生活，一直过到2009年。这一年，朴树36岁，本命年。这一年，他过去赚的钱基本快花光了，开始感到慌张。他隐约感到，自己可能需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是像过去这几年一样，影子似的模糊飘忽，还是要咬紧牙关，有所坚持？

这一年春节，他和妻子去了一趟西部，见了一位在四川和青海交界的深山里闭关修行的老上师。这位上师已经多年不见生人，也从不下山，但是对朴树一见如故。从此以后，他管这位老人叫作“阿爸”。

对于这次见面的神奇之处，朴树没有多说，我也知之甚少。这其中理应有神秘的因缘。至少，它开启了朴树另外一段生涯的大门。从西部回到北京，朴树开始练习打坐。一开始，他只要打坐就浑身疼得发抖，但是慢慢地，他习惯了，在家里看看书，抄抄经，打打坐，也不怎么想再出门了。他在这种半修行的生活里越待越久，和人群越来越远。

一直到现在，朴树仍然继续着这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他正常的一天基本上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四五点起床，不开灯，在客厅里静坐。到了六七点钟，开始给经纪人打电话安排各种事儿。接着，他会用一上午的时间上网看新闻。到了中午，吃完午饭要睡上一个小时，睡不睡得着都得睡。下午的时间，他会用来工作，写歌、练琴、排练或者读书。晚饭他吃得更简单，只有一点蔬菜和米糊。饭后他会出门遛狗，或者快走十公里。回来之后，天色已经不早了，再看看书，写写日记，十点出头，就该上床睡觉了。

如此严格的生活习惯，大概七八年来，朴树雷打不动。他用这种方式调养自己的身体，管理自己的欲望，强健自己的意志力。所谓“丹增旺加”，自在和自律，至少，自律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但他并不真的感到自在。

一开始，这种清心寡欲的自律生活让朴树感到安全，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和归属感。他甚至觉得，除了修行，一切其他事情都是浪费时间，只要再做一张唱片，赚一点钱，就找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猫起来专门修行。他甚至真的动过出家的念头。

有一次，一个也皈依了佛教的朋友来找朴树聊天。他以前也是文艺圈中人，但在接触宗教之后，开始怀疑文艺的价值，认为音乐就是把人的情绪放大了，这和宗教的诉求是背道而驰的，算一种“造业”。

“我当时就急了，晚上带着他去后海。那是冬天，后海特安静，我给他放莫扎特，我说你听听，这是造业吗？”

在宗教中，朴树得到了内心的平静，但他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困惑——虽然足够平静，但是没有热情了。对生活的热情，对音乐的热情，全都没有了。

他带着这个困惑去向阿爸求教。他在心里猜想，阿爸一定会告诉他，只要你关注众生，就永远都会有热情的。没想到，阿爸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就对了。

“这不对。”朴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他看着我，眼神像孩子一样，“我隐隐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观察自己，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越来越自私，目的性越来越强。我那个坏东西没有被我修走，只不过从这儿修到了那儿，埋得更深了。你以为它不在了，其实它在。”

这天早上，朴树还是起了个大早。他下楼到酒店的餐厅吃早饭，遇到一群泰国来的和尚。他发现，每一个和尚都在吃肉，眼神戒备，其中那位老师父坐在最中间，每一样食物都有弟子在伺候着。

朴树心里别扭，没待多久就回房间了。皈依12年之后，他仍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更加审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信仰。和当初的溺水者心态相比，现在的他更愿意把宗教看作一个人和他自己、和神的对话。这种关系应该是让人自由的，而不是束缚人的。

“佛法束缚了我好多年。”他说，“如果佛教徒不能够心口相应，那么也不会得到解脱。骗别人容易，骗自己越来越做不到。我不能麻痹自己，我还是愿意自讨苦吃。”

他像少年派一样，一度以为到了那座佛形的狐獴岛，就是上了岸。但不是的，派和朴树都要带着自己的老虎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