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和侯孝贤面对面，试图和他聊聊阅读经验，这种努力多半会是失败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不读书。恰恰相反，从侯孝贤的工作室书架到他的枕头边，从来满满的全是书。

不过，侯导号称“只有三秒钟”的记忆力，哪怕他昨天晚上还在读的书，他也不记得名字，也不记得作者。

于是，这样的谈话就很像是一个猜谜游戏。

他读《沈从文自传》。这是稍微了解侯孝贤电影的人都知道的段子。20世纪80年代初，侯孝贤当了好多年的编剧和副导演，刚刚开始拍自己的作品。杨德昌从美国回台湾岛内，码农转行当导演。二人在一位相熟的剪接师工作室里相遇，一见如故。侯孝贤在剪《风柜来的人》，杨德昌在剪《海滩的一天》。杨德昌把威尔第的《四季》介绍给他，当作一段少年海边嬉闹戏的配乐。朱天文把《沈从文自传》介绍给他，他看了乡人行刑的一段描写，茅塞顿开。那是一种极其冷静和开阔的视角，犹如一个全景的长镜头。

从此，侯孝贤获得了电影创作的文学自觉性。

侯孝贤读大量的翻译小说。他最近正在读的枕边书是冰岛小说家古博格·柏格森的《天鹅之翼》。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因为偷窥而被送到乡下的农场工作。对于海边来的女孩来说，农村生活并非田园牧歌，它意味着陌生、神秘和孤独。这是一部讲述少女的生存困境的小说，侯孝贤也曾经参考这本书来理解少女时代的聂隐娘。和冰岛女孩类似，少女窈七也曾经在幼时面临过成长环境的巨大变化，如此巨变留下的性格创伤，类似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从这个人物设置出发，再加上难以还原唐人的语言方式，直接导致舒淇在《聂隐娘》里只有九句台词。

《天鹅之翼》是米兰·昆德拉最喜欢的冰岛小说。昆德拉也是侯孝贤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这都是侯孝贤年轻时候一看再看的小说。昆德拉早年作品的主题之一，便是剧变的集权体制下知识分子的选择。他的作品主题，也是侯孝贤青年时代正在经历的人生主题。20世纪80年代，一待台湾管制松动，报禁得以解除，他就拍出了审视历史的《悲情城市》。在过去白色恐怖的六七十年代，这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侯孝贤不只看小说。纯文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表达，他也对文学的纵深有兴趣。他喜欢卡尔维诺的《千年文学备忘录》。在这本书里，意大利作家提出，一位真正重要的作家还需具备某种“未来意识”。他说，所谓深度，其实都是隐藏在表面的。

在《刺客聂隐娘》里，隐隐能够看到这种“未来意识”对侯孝贤的影响。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末乱世里，道姑认为杀人可以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所谓“杀一独夫，可以救千万人”，这是墨家刺客的观点。嘉诚公主被派去和藩，她认为杀人不能解决问题，而合纵博弈则是更好的方案，这是儒家的观点。当聂隐娘被道姑派遣到嘉诚公主的世界，从墨家进入儒家，最后她却选择了道家的出路：一走了之，浪迹天涯。

《刺客聂隐娘》获奖之后，侯孝贤回到台湾岛内，接受嘉奖。他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聂隐娘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他说，就是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够杀人。另一方面，他到了68岁的年纪，恐怕对于入世这件事也再无兴致。入世充满妥协，毕竟他三四十岁都没妥协过，何苦六十几岁再来妥协？所以，聂隐娘就是侯孝贤，侯孝贤就是聂隐娘，不在性别，也不在经历，而在他们选择的和时代相处的方式：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也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于是我选择独善其身。

这样的人必定是孤独的。侯孝贤未见得打一开始就能接受这孤独。2007年，他在一次讲座里说，自己还有虚荣心。时至2015年，他68岁，对于戛纳获奖这种事，他的反应极其平淡。在他看来，影史百年，真正懂得电影的又有几个？

孤独者自有其小小坚持。这是他在自己作品里埋下的密码，唯有懂得的人可以懂得，相视一笑，彼此洞悉。这一次，侯孝贤的密码是给米兰·昆德拉的。他说，他的理想观众是昆德拉。因为，早年间昆德拉写过一篇小文叫作《电影已死》。言下之意，在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作者电影已死。眼下，他用《刺客聂隐娘》跟昆德拉打招呼：它没死，硬硬地还在。

侯孝贤真是个硬骨头。他一把年纪，还是不死心。他喜欢阿西莫夫的那个说法，一个作家的归宿就应该是写着写着倒下来，鼻子戳到打字机的键盘上，戳出最后一个字母。他想，一个导演的归宿就是“拍拍拍拍拍，最后头一勾，死在片场”。

侯孝贤是个知识分子。至于《刺客聂隐娘》，它自有金钱丈量不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