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宇：聂隐娘在电影里的小名叫窈七，这是原著里没有的。《咖啡时光》的女主角是一青窈，这里头有什么联系吗？

侯孝贤：为什么叫窈七，我也忘了。但聂隐娘这个名字也蛮特别的，聂就是三只耳朵，隐娘就是隐藏的姑娘，她又是一个刺客，很有意思。

一开始的设想就是从声音开始。她在树上，眼睛闭着，一直听，听所有声音的变化。人声渐少，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突然睁开眼睛，唰一下就下来，直接趋前，杀了大僚，如杀飞鸟般容易。

不过，舒淇恐高，一到树上就尖叫，后来我就放弃了，改成在大僚家的梁上。

雷晓宇：第三次和舒淇合作，能感受到她身上的变化吗？

侯孝贤：我最近在看成濑巳喜男的电影介绍手册，里面提到他和高峰秀子、田中绢代的合作，还有小津安二郎和原节子。日本导演和女演员之间的合作非常动人，经常就是一辈子的。

她还是那个样子，但比以前更稳。《千禧曼波》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调皮，一种气，砸椅子什么的，或者有比较天真的东西出来。在日本拍的时候，我叫她把脸去贴雪地，看起来比较清纯。

《刺客聂隐娘》的时候已经很稳了，年纪到了。虽然她的样子还是很年轻，没怎么变，但她已经快40岁了。虽然还是有以前的痕迹在，但以她现在的状态，也不可能叫她拍以前的东西。

上次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我跟她一起参加一个活动。一到现场，我看到她立刻被各种熟人围着，谁都认识她，谁都喜欢她。我就很放心。平时她回台湾，我们会吃个饭，有事的时候才会联络，也不谈心事，我也不会问。不过，就算相距很遥远也不会改变我对她的态度，谣言也不会。

雷晓宇：和舒淇会一直合作下去吗？

侯孝贤：我想还有大概两部可以拍。她也不小了，后面总还是要结婚的。我女儿和她同岁，都有两个小孩了。

雷晓宇：好像到了后期，你更愿意拍女性。

侯孝贤：我喜欢胡兰成的一句话——男性刚强女性烈。我天生就能看到她们身上的这种东西。

有时候，是先有了那个演员，再有那个剧本的。比如《悲情城市》里面的辛树芬，我最早用她是在《恋恋风尘》。有一次在西门町的万国戏院门口看见她，哇，没看过气质那么好的女孩子。我一直忍着，犹豫要不要去跟她要个联络方式。我一直跟着她，从路桥下去，走到中华街那边。后来忍不住还是跑过去了，把身份证给她看。

她听过我的名字，就留了电话。当时她是念商职的高三女生，还没毕业。后来我拍《恋恋风尘》就约她，她的家世非常传统，是那种日据时代过来的家庭，拍完她就要嫁到美国去了。

片子拍完，她还是去了美国，但已经有变化了。对她来说，一毕业就拍了这部片子，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很认真地在拍。（到了《悲情城市》）她也不必演什么，因为她的气质就是这样，还是跟梁朝伟演对手戏——这对少女还是会有种波动吧。

她最后还是决定回来。车子到了机场，男方的姐姐也一直追到机场，又把她劝回去了，最后还是跟那个男的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应该蛮幸福的吧。这种女孩就是这样，一旦决定，再无挽回。

她在《悲情城市》的角色原本是给伊能静演的，但伊能静那时候要去香港找她那个男朋友。后来，舒淇在《千禧曼波》里去日本找她男朋友，这段戏也是从伊能静来的。

雷晓宇：你从来没考虑过去好莱坞看看吗？

侯孝贤：以前有人找过我，但我不可能。

好莱坞根本是另外一个系统。他们的电影够大，所有的资金都是从银行来的，所以银行要掌控，要有一个完工保险的契约，就跟贷款一样。比如说，你要拍50个工作天，每一天你要拍多少，都是写好的。如果这个你漏掉了，他不会再让你拍的，拍完以后再找人补就好了。银行的人会来盯着你，不能违规。明明一天要拍完，拍了两天，就不行。

那谁去拍呀？我脑子坏了吗？根本不需要。我在这里随便找一些钱，拍什么都自由。

雷晓宇：这几年看过哪些印象深刻的电影？

侯孝贤：我现在很少看电影。看了就忍不住要说，一说可能就会影响别人。前一阵看了《布达佩斯大饭店》，还不错，黑色幽默，而且它的画面一会儿宽银幕一会儿窄，很像漫画。

雷晓宇：这次拍武侠拍爽了吗？下一部会是什么？

侯孝贤：还没有。毕竟打斗的部分还很简单。下一部可能还想拍武侠，有部古代小说叫《任氏传》，讲一个狐狸精报恩的故事，女主角很有趣。

但也有可能拍一个现代题材。谢海盟在弄一个剧本，已经好几年了。台北市以前都是农田，为了灌溉，修了很多沟渠。后来城市化的时候，就在沟渠上面修了街道，但是沟渠还在地下流。现在有些街道的名字，就是从那些沟渠来的。比如舒兰街，它地下流的就是舒兰河。在这个背景下面，也许可以讲很多城市的变迁。我还没有想好，但有可能做成《神隐少女》那种感觉的东西。

雷晓宇：你的电影很多人看不懂，票房和观众，这对你是个困扰吗？你怀疑过自己吗？

侯孝贤：怎么可能？那是我唯一的。作者只要纸和笔就可以了，但电影更加复杂，需要资金，所以比较慢。但我从来没放弃过，因为我什么状况都可以拍。我有班底，而且现在是数位（即数码）时代，用数字手段照样可以做到某种效果。我对电影和人永远有兴趣，你看到某种人、某种事，你会有这种心情，想把它做出来，留给人家。

雷晓宇：昆德拉说电影已死，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作者电影已死。你怎么看作者电影的处境和未来？

侯孝贤：好莱坞太强大了，不只是台湾（地区），全世界的作者电影都在萎缩。现在确实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有愿望的年轻人只能练习和等待。

我在学校也教年轻人怎么拍，怎么勘景。现在是数位时代，你拿小小的摄像机也可以拍啊，甚至手机也可以。西门町白天是一个样子，晚上又完全不同，你拿着摄像机和手机，上一辆出租车，就那么拍，根本不会有人理你。不是非要一群人布一堆灯在那里，才叫作拍电影。

2000年的时候，我提过一个千禧计划。《千禧曼波》原本的名字叫《蔷薇的名字》，它是整个千禧计划的第一部。当时我希望做这个事情，帮助年轻导演找到钱，每年拍6部新片，全部关于台北的城市生活，形成一个系列。以后，这个计划还可以推广到香港（地区）和东南亚，甚至全世界。但后来钱出了问题，投资商一听说是年轻导演，就没人愿意投了。

雷晓宇：做了半辈子电影，现在还有什么困惑吗？

侯孝贤：不是困惑，是不平。我现在恨不得变成一个神去告诉相关部门，对年轻人的影像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我说，你们太小看影像了，它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接触的，是宝藏。

上次去“总统府”，我提议说，我们的小朋友在成长阶段，是不是可以从小学开始影像教育，哪怕一个月看一部片子，一学期哪怕看三部，影响多大啊。就给他们直观地去感受，以后拍不拍电影是另外一回事。

我去法国拍《红气球的旅行》的时候，需要一幅有红气球的画，就问美术馆有没有。他们果然有，不大，小小的一幅。我叫剧组去找，看看有没有老师能带小朋友来参观。一个老师就带着一群小朋友来了，他问画里面是什么，哇，每个小朋友讲的都不一样。

我就想，我们台湾（地区）的小朋友绝对不会这样，他们绝对不会这么活泼，也不会这么发问。你知道吗，我的外孙女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现在在我家过暑假。她们的口头禅是“It's mine”。她们从小在LA（洛杉矶）长大，是不能打小孩的，又经常去一些政府办的免费活动。他们多重视小孩的教育，那就是我们的未来。

后来，我把法国CNC影视资助金的负责人找来，跟当局的人演讲，跟台北电影文化中心的人讨论。我问，你们一年的预算是多少？法国人一算，是5亿多新台币。台湾呢，3000万新台币。差别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