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饭匆匆忙忙就吃完了。

其实，我点的白汁意大利面根本就没怎么动，我也不相信有人在能够和李安聊天的时候却顾着吃东西，那得是八戒附体。

下了楼，我舍不得走。想一想，这辈子见到李安的机会，很可能仅此一次。按照他现在拍电影的速度，基本上十年三部。将来年纪越来越大，最多五年一部。这就是说，我要再见到他，最快也得五年以后，要等到他再拍华语片，得十年以后了。天知道那时候我还有没有这个运气和他一起午餐。

我决定留下来，先旁听另外两个采访，再跟着他的同事们一起去清华大学。晚上，他会在那里和贾樟柯、冯小刚做个对谈。

半个小时之后，李安进来了。他可能是养过神了，拍杂志封面的名牌西装也脱了下来，换他常穿的那种休闲西服和松松的裤子。他看起来更自在了，一团和气。有个小姑娘和他聊了二十几分钟，关于新片和新技术的问题，他一个一个答过来。他甚至让人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和气了，因为这些问题，从纽约到台北再到北京，天知道他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

接下来是许知远。他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许知远的一篇口述文章，名字我忘了，但主要是讲发生在他自己家庭里的父子冲突。我还记得，他的大意是说，父子为什么一定要和解？痛苦就痛苦好了，这些痛苦就是人生必须要承受的东西，如果非要和解，倒显得人太软弱。

我非常期待许知远能够和李安从这个角度来聊聊父子关系。

长久以来，父子关系是李安探索人生和电影的起点。作为一个受儒家士大夫教育长大的华人，他在生平第一部电影《推手》里，第一个拿来开刀解构的就是“父亲”的形象。接下来的《喜宴》和《饮食男女》，无一不是在“父”的形象上着力，所以又被称作“父亲三部曲”。

手边一本《十年一觉电影梦》，已经快翻烂掉了。李安在这本自传里讲了一句话，大意是说，父亲三部曲都是带点轻喜剧色彩的情景剧，等到这三部电影拍完，拍《理智与情感》跑到英国去适应了一下外国大片场的制作，就觉得好像自己显性的部分已经都拍完了，于是从《冰风暴》起，开始拍自己隐性的部分，越拍越沉重，一发不可收拾。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的每一部电影里都开始死人，死上一个两个算少的。

所谓隐性，不妨理解为人身上神秘的潜意识动力。一个人用理性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意识。一个人看似非理性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付出自己的代价——比如说，王佳芝明明可以不和猥琐的梁润生上床，更可以拒绝色诱汉奸的提议，但她不——这背后，受的是人自己往往都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的牵引。这个潜意识的来源，很多时候出自原生家庭，一个人百分之九十的秘密都在家庭里。如果王佳芝不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她可能就不会对一个革命小群体表现得如此依恋，明明诸多不对劲还视而不见。

李安经常说，自己喜欢拍关于个人成长主题的电影。这个个人成长，也不妨从探索人的潜意识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先相信和依赖的东西是自己的家庭，在儒家社会里，尤其是父亲。在父亲三部曲里，当李安已经反复把“父亲”形象解构掉，让他从一个无所不能的偶像变成一个固执、忧伤的老人之时，接下来，他还要拍什么呢？或者说，当一个人已经不相信来自父亲的超级力量之后，他要如何继续生活呢？

我认为，李安自此启动了他的魔鬼探索之旅。这个魔鬼，就是潜意识。当父亲作为一种超级力量破产之后，潜意识会去一次次寻找新的超级力量，一次次以为得到了救赎，又一次次失望、幻灭和转移。所谓个人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

你会看到，他在接下来的作品里，大施魔法，痛哭流涕，从夫妻（《冰风暴》）、兄弟（《与魔鬼共骑》）、导师（《卧虎藏龙》）、科技力量（《绿巨人》）、牛仔社会（《断背山》），到革命（《色戒》）、宗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通通重新解读，还以本来面目，呈现世界的荒诞。

许知远没有和李安谈到父子关系，倒是一直在问他关于大选和美国的社会动力的话题。这是他的个人兴趣。不过很明显，李安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始终难以深入。采访结束之后，他握着许知远的手，说，你这些问题，我不太接得到。

确实，这是人和人的差异。许知远是一个关注外部世界变化的人，而李安关注人内心世界的变化远甚于此。

不过，我忘了李安在回答他的一个什么问题时说：“我是个不可知论者。”

我好像拿到一张通往李安世界的门票，紧紧攥住，不肯松手。为了使用它，我蹭了工作人员的车子，跟着李安去了清华大学的大礼堂。这时候，北京已经入冬，一路天色将晚。

看得出来，李安已经很累了。他的衬衫领子耷拉着，头发也耷拉着。我想，如果今天我不是一个记者，那我坐在李安面前，我没有任何问题要问，我甚至都不想讲话。我只想和他一起待着，什么也不做，因为所有的认同都已经在他的作品里。

以前，我在采访的时候经常会问，如果你能够穿越时空和一个人交谈，你会想见谁，聊什么。有人说想和乔布斯谈禅学，有人说想和昆汀一起喝酒，还有人想问问武则天的无字碑是什么意思。

这些其实都不对。我的朋友桑格格说，如果有一天能够见到萧红，一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哭。李安见伯格曼也是这样。现在我见李安，问了一次还不够，还要追着他再问第二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觉得，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可问，因为没有足够的答案。

“要不我们接着许知远聊吧。你说你是个不可知论者，在你的电影里，确实从父亲到家庭，从革命到宗教，所有人类赖以生存下去的重大系统全都被你解构了。如果这些全部都是不能相信的，那人活着何以为凭呢？在怀疑之后，到底有什么是留下来的，是可以相信的呢？”

我在跟李安求道。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想要相信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在变化了。《易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那就是变化，只有变化是可以相信的。所有能够相信的东西，都不会是别人告诉你的。所以，人只能靠自己，活着一定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索。”

我相信，写得出《色戒》的张爱玲，一定也曾经无数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她自认生活在废墟里，那要怎么活下去？有必要再活下去吗？1959年，张爱玲39岁，她在美国给自己唯一的闺蜜邝文美写信：“任何深的关系都使人Vulnerable（容易受伤），在命运之前感到自己完全渺小无助。我觉得没有宗教或其他System（体系）的凭借而能够禁受这个，才是人的伟大。”

《色戒》之后，李安花了五年时间，拍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挑选了一个和他年轻时候长得非常相像的小演员来扮演派。派相信所有的宗教，拜伏所有的神，但是当他在大海上独自哭号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神来帮助他，就连那一座佛形的岛屿也是幻象。最后，只有他和他的老虎在一起。甚至这只老虎，也是幻象。

他活下来了，这就是人的孤独和伟大。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又一座丰碑。这一次，李安的探索更加终极，因为他的讨论对象是人类最终极的归宿系统——宗教，而且又一次，他毫不含混地触碰它的虚妄之处。与其说他在解构——当然，解构让人孤独——倒不如说他在求真——求真让人伟大。解构和求真，孤独和伟大，这是生命历程的一体两面，已经无限接近神性。

就是这样的。《十年一觉电影梦》厚厚一本书，只讲到《卧虎藏龙》为止，而且通篇是李安的创作回顾，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知识结构。一个人做导演，做到李安这个份上，供应最叹为观止的视觉奇观，讲好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这些都已经不在话下。李安最大的秘密，是他管窥世界的这个“管”是什么，他的认知系统的核心是什么。这个东西的有无或高下，决定了一个人是巨匠还是大师。

这个秘密，李安讲得出。

“我十八九岁还在台湾的时候，看过一阵子存在主义的书。不过后来去美国，觉得自己的架子已经在那里了，就再也没怎么看过哲学。一直到30岁左右，从电影研究所毕业了，开始接触到道家的东西。”

真好，真好。存在主义和道家文化，虽然他者即地狱，但大可万物皆化为我。

李安真的累了。我还想再和他聊聊父子关系，但他只是说：“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因为我的时间都给电影了。”

“儿子也做了这一行，会为他担心吗？”

“我刚拍完《喜宴》的时候，有一次回台湾做宣传，上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就说，你的样子怎么可能是导演？他大概是想，导演不会是这么害羞木讷的样子吧。那我今天不是也做到这样。”

“李淳跟我说，他小时候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爸爸坐在餐桌边写剧本，望着窗户外面发呆。他远远看着，不敢过来。”

“是啊，我做电影，对家人其实很不公平。但是没办法，我认命，这辈子注定要在色相里打滚……我家里，其他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了……你还是不要这样解读我好了，这是对一个创作者的不尊重。”

电影的秘密可以讲，生活的秘密不可说。

温和儒雅如李安，竟有愠色。他把一样的问题回答几十遍也不会烦躁，因为那是他的工作，表现友好便是，无须调动生命能量来应付。但他不准备对一个记者敞开内心，他也对我一无所知。记者这个工作，有时荒诞已极，非要交浅言深，往往得到的是不自知的谎言。

头天下午，我刚刚见过他的小儿子李淳，他在新电影里扮演一个配角，大兵比利的战友Foo。那天上午，他们父子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竟然有一种局促的气氛出现。儿子不敢和父亲开玩笑，他的拘谨和诚恳跟父亲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父亲对他无疑有爱和歉疚，但是似乎也没有注视儿子眼睛的习惯。

李淳个子不高，眉清目秀，是一位演员。23岁那年，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角色，于是回到台湾，在王童的电影里扮演一个叛逆又歉疚的儿子。当时，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如今，他一边照着父亲的嘱咐在读经史子集，一边台北和北京两头跑，演陈凯歌和韩寒的新片。

李安在他那个年纪，刚好离开台湾去美国，英文讲不溜。儿子则刚好相反，离开美国回台湾，中文要从头开始学起。时间再往前走，李安的父亲李升在这个岁数，正在江西德安教书，战火四起，对未来忧心忡忡。再后来，去了台湾，一水永隔，被叫作“外省人”。

这是李家三代的巨流河，好像注定要做“外人”。

我问李淳，是否已经决定把演员当做自己的终身志业了。

他想一想，摇头。

李淳今年26岁。李安在他这个年纪，刚刚从伊利诺伊大学戏剧系毕业。父亲李升希望他继续深造，做戏剧学教授，但李安打定主意要去纽约学电影。他跟父亲说：“因为我属于这里。”

所以，李安是在26岁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天命的吗？我曾经以为是。但在重看了一次《绿巨人》，又重看了一遍《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之后，我知道，不是这样。

唐诺在《重读》里说，研究一个作者，最好从他被公认最失败的那一部作品入手，因为那里面有他最深的纠葛和秘密，来不及好好隐藏。我重看《绿巨人》，确实，不知道是不是成本所限，特效非常粗糙；情感上也有走火入魔之嫌，父亲死于自己亲手制造的灾难，儿子背负这一切，却没有继续自己的救赎，反倒以一个好莱坞欢乐英雄式的结尾草草收兵；女主角在背叛了男主角之后，又声称自己深爱着他，但是电影在一段父子关系、一段父女关系和诸多打斗场面中间疲于奔命，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塑造这空荡荡的爱了。

我相信，在拍完这样一部电影之后，李安是不可能对自己感到满意的。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李安曾经多次提到，在《卧虎藏龙》大获成功之后，他不敢休息，未经深思熟虑就接拍了《绿巨人》。那之后，他曾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他甚至想要拒绝找上门来的《断背山》，从此退休。

李安和父亲说了他的打算。

这个时候，李安一定已经心灰意冷。父亲一辈子反对他拍电影，认为这都不能算是个正经工作，而儿子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要证明“我可以”。但如今，儿子亲口跟父亲承认想放弃，这无异于说，我之前几十年的坚持都是错的，我的路错了。

一个人在49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路走错了。

父亲的反应出人意料。他告诉儿子，你应该接《断背山》，你要继续拍电影，因为你属于这里。

很快，李安接了《断背山》，开始在美国西部勘景。电影开拍两个礼拜之后，李安接到家人的电话，父亲在台北骤逝。他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他后来说，自己一辈子都耿耿于怀。

关于自己的人生，李安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在那个晚上，我从清华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一点钟了。我心里难过，悄悄哭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父亲驱逐的人。不过，几天之后，我看了第二遍《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立刻就释然了。

在这部电影里，我发现了李安的一个秘密。他把他所有的温柔、爱和秘密，都放在电影里。

现在是11月22日的凌晨3点54分，跟你们讲完这个秘密，我就要去睡了。这些东西，过了半个月，我本来不想写，一直拖着，但越拖心里越不舒服，好像不写出来，就对自己没个交代。我不知道你是谁，喜欢不喜欢李安的电影，会不会坚持看这篇长文章一直看到结尾，但那都不重要，我只是写了。

是这样——

电影开头，是一段废弃的摄影机拍下来的战场画面，比利营救班长蘑菇，开枪向敌人射击。这时候，画面右边出现拍摄日期：2004年10月23日。

前面已经提到过一次，这是李安的生日。这一年，他整整50岁。半年多前，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是他此生度过的第一个没有父亲的生日。一年前，他想放弃电影，但父亲劝他，说，你要回去。

这是李安留在自己电影里的密码、门票和小地雷。看懂了这一节，就窥视到了李安内心世界最隐秘的一角。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比利产生幻觉，他回到战车上，又一次见到了已经死去的班长蘑菇。

“你终于来了，比利。”

“是的，我想这就是我的命运。这两周我一直在思考，以为自己了解一些大众不懂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是他们主宰着这个秀，我活在战场，但他们对战争有各自的理解，对吧，电影也一样。”

“你我是一个战壕里的小哥俩，离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也可能客死他乡。你扛起重任的时候到了，但别忘了，那一枪已经开了。”

“我准备好了，班长。”

“我爱你。”

“我爱你。”

比利终于回去了。他深明战争的残酷，但他必须回去，因为他是天生的士兵，他属于那里。

李安也终于回去了。他深明电影的折磨，但他必须回去，因为他是天生的导演，他属于那里。

在50岁上，李安认了命，他知道，此生都要在色相里打滚。

电影最后这个场景，从叙事上来说，其实可有可无，但是李安一定要把它留下来。他当年没来得及对父亲说的话，今天借比利和蘑菇之口，对自己的爸爸讲。他可能是那种一辈子都没有跟父亲讲过I love you的人，但是这句话反反复复在他心里打转，算一算，已经有12年了。

我问李安，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他想了又想，终于，他说，是在剪辑室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成片，看到结尾，没忍住，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