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之后，采继续向西。

起先跟着一家来自秦岭的养蜂人逐芳而行，而后独行。

不是穷游不是旅行，她开始的是一场长达半年的独立田野调查，自己给自己立的选题。

她像个真正的调查记者一样，用文字和图片记录着普通人的故事，靠着微薄的稿酬，她穿越了一整个甘肃、宁夏和新疆……

西北五省走完，又走了西南三省，那时虽无平台栽培，她却已具备了写特稿的能力，对这个社会和时代，也有了自己独立的体验和认知。

之后的一年，她去了西藏工作，在西藏旅游协会当秘书，算个重要枢纽，一个人的办公室，协调着50多个旅游机构。大学时历练的社团经验在此时派上了大用场，没人敢小看这个沉静稳重的广东女生，都知道她不好糊弄。

我的朋友拉萨老潘心有余悸地回忆说，那时候的采……简直可以说是铁骨铮铮。

那份工作薪酬丰厚，她攒够了一笔足以支撑未来数年基本生活开支的银两，走的时候令很多人都非常高兴。

采并未选择重返广东，2010年她参与了NGO公益项目，去做了专业的义工。

先在云南玉溪接受了4个月的正规NGO培训，然后去到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做艾滋病家庭孤儿救助项目。那时她虽是项目负责人，手底下根本没几个兵，什么都要自己干，我当时路过元阳去探望她，旁听了她的一节科普课，结结实实害了一场羞……

她倒是一点都不害羞，话说其实也没什么可害羞的，不就是教人怎么使用安全套嘛，科普卫生知识的事儿有什么可害羞的，倒是我思想太落后……我记得她站在台上面色如常地讲解示范，拿了根香蕉假装丁丁。一节课下来后，我很久很久都对这种水果有种说不清的肃然起敬，谁让我吃它我把谁打哭。

红河州之后是重庆，采去重庆万州做了乡村扶贫项目，任发展指导员，因其能力突出能服众，村民都很拥戴她，村长都听她的。

再之后，她去了柬埔寨，参加了洪水救灾工作，做了联络员。

……

曾经她的理想是当记者，当个观察者和信息对称者，陇南时她变成了亲身参与者，此后更直接地介入某些人的命运，用一个义务服务者的方式去做探寻。

没有孰高孰低，在实现生命价值这一点上，或是殊途同归吧。

一系列的考核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完成，2011年时她争取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去非洲。

心之所想，心之所向，她那时已是一个成熟的国际义工了，深入到人类痛苦的地方去服务是她分内的工作，不限于种群，不拘泥于国别，都是人就对了。

说是工作，却需自费参与，慈善组织能给予她的补助不过一个月200美元，常人看来这点银两委实杯水车薪，好在她从小就没富裕过，习惯了节俭和穷。

穷倒是其次，那个项目稍有不慎便会搭上性命，客死他乡的那种。

她在非洲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位于赞比亚，项目名：预防热带疾病及艾滋病。

当时刚果战乱，她去的恩多拉紧邻刚果，抢劫强奸的潜在危险极大。她独自出门办事时被跟踪尾随过，没等走到人少处她先转过身来，当街立着，静静地把那俩鬼鬼祟祟者看着。

路人们停下来看看她，又跟着她的目光看去，看来看去，倒是把那俩货看跑了。

他们一定不知道这个女生曾用这种眼神把多少强行壁咚者都给看跑了……

工作重心是疾病预防，当地疾病横行，最可怕的并不是艾滋。

当地人怕疟疾多过怕艾滋病，艾滋潜伏期长，而疟疾发病40小时左右得不到救治人也就挂了，很长一段历史里当地人把它当绝症。

那一批义工十几个队员，每人都死里逃生过，说也奇怪，唯独她这个中国女孩没事。

古时岭南瘴疟多，客家人先祖一代代地迁徙，不知多少人遗骨瘴江边，生物总是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进化演变，反正进化到她这一代，蚊子特别不待见她，都懒得叮她，可能觉得她不好吃，没放盐太清淡。

话说非洲的蚊子口味太挑，不爱广东菜却不拒绝泡菜。

她的韩国队员差一点挂了，那时只他们两个人，驻留某个偏远的村落出差。当时半夜，那个壮欧巴喊冷，满头冷汗，体温却很高，腹泻也出现了，典型的疟疾症状。

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一下子就软了，不是提前做了各种预防吗思密达？怎么还是赶上了？这荒郊野外的可如何是好？

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一米五几的小个子采没有废话，把自行车头绑上手电筒，驮着病号去最近的镇子救命。

路灯是不可能有的，月亮照亮的全是荒草，放眼看去哪儿哪儿都一样，迷路会导致耽搁治疗，她载着他，靠着直觉死命地蹬腿。轮胎气不足，这辈子没这么用力过，一个小时后她累得干呕起来，从大腿根泛起来的恶心，好在镇子到了，没耽搁救人。

镇子上却没有找到医生，那天星期天，能救命的人都不知去哪儿浪了，凌晨三点的非洲小镇，除了狗叫没别的动静。她在镇上来回跑，在一户门口有摩托车的人家门前停下来，用力砸门。门一开什么也不慌，先递过去200美元，她那个月所有的补贴。

两个多小时后，她把韩国队员送去了靠近恩多拉的一个小医院，3个人挤一辆摩托车来的，她坐在最后面当挡板，防止病人掉下去，一路上不停地摸索着喂水。

疟疾病人会腹泻，她没有任何嫌弃，也不做任何反应，摩托车也一路都没停。

……很小的时候，她就习惯当一个姐姐了，那时她是个留守儿童，和弟弟相依为命，弟弟哭的时候搂住他，轻轻拍他的背。

在非洲时，她也被喊过姐姐。

那个时期因人手不足，她独自前往部落里开展工作，授课、发放物资都需她独立完成，按惯例，住宿是在当地对接人家里。

四五十年了，太多人来做慈善，惯坏了一些人，导致了一些习以为常，越来越淡薄的感恩。

她倒是不在乎什么感恩，记者的习惯未泯，她对那些现象和心理更感兴趣：

一种观念是认为西方人打着文明的旗号来掠夺资源，这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情，不少西方慈善组织在那里后来变得很有钱，一方面做慈善，一方面通过了解当地情况，开展他们的生意，让当地人搞不懂你们这些已经很有钱了的西方人到底是来帮忙还是来挣钱。

另一种观念是，不管你们是哪里来的，都是外来者，并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你们认为这是好的但并不适用于我们，所以别拿你们那套来影响我们。

有个当地对接人的心理明显有了此类变化，不愿留她寄宿，把她丢在一个废弃的土房子前，留下一辆自行车，扬长而去。临走时只敷衍说明天来接她去工作，关于怎么吃饭只字不提。

人家没提，她自然也不会说，很多事早就习惯了，若为这种事生气，她早在小学四年级就该气死了。

往好点说是房子，难听点说是个大点的鸡窝，里面没电没水，草倒是很有几棵。

破木门锁不了，看来夜里需要用石头顶住，别说人了，稍微大点的一条野狗就能撞开。

换句话说，不论人或者野兽，有大把的时间来弄死她都没人知道。

就算被野狗啃死，也不能饿着。

她骑车去就近的人家，用随身的巧克力和发带换了一些土豆和玉米粉，几块炭和松脂，以及借了一口锅。

稀树草原落日如轮，赤红却不耀眼，她用几块石头垒起了锅，一边生火一边打量着这个遥远的世界。一切都是红的，手也是红的，锅铲也是红的，炊烟袅袅，也是红红的一抹。

采后来描述过那个美丽的黄昏，她说她蹲在非洲草原上，心里浮现的却是十几年前的老家。十几年前，也是每天这样的夜晚，比这高级不了多少的土灶台，她弯腰烧火，弟弟在身后呆呆地坐着，偶尔会用客家话小声喊饿。

弟弟数手指头，问：阿姐，还有多少天才到星期天，星期天就又可以吃肉了是吧。

阿姐阿姐，你还好吗？

弟弟和她联系过，和小时候一样，两个人的话都不多，淡淡地说点家常，聊聊妈妈不卖菜了，干不动了回老家了，父亲上年纪后收敛了，搞了个工程队当包工头去了……阿姐你不用寄钱回来了，我现在工作了也能挣钱了。

从没互相说过想念，一声阿姐，已是全部。

电话那头，弟弟轻轻说：家里人都不知道你是在干什么……

他小声问：阿姐，你还好吗？

采后来在那个部落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凄惨，或许是她敢住那个闹过鬼的破土屋的缘故，很多居民都蛮服气她。熟了以后部落里的孩子跑来，找她去踢没气的足球，请她主持场面，说她看起来很适合当裁判。

那些小孩起初喊她白人，这倒也不奇怪，非洲许多地区都把黄种人也当作白人，需要解释很久才能搞明白。

后来那些小孩都喊她姐姐，她教了那帮小孩客家话：阿佳（阿姐）。

在非洲的那几年，从赞比亚到肯尼亚再到坦桑尼亚，许多人都喊她阿姐。

这个小阿姐那时长发齐腰，黑直长，从5岁到35岁的女人看到她眼睛都是发亮的。非洲本地人流行接发，因为她们的头发很难长长，长了就打结，做梦都想有东亚人那样的头发。

阿姐采有时候会在路边坐下，和她们说：别跟着了，先排队吧。她说：好了，摸吧。

那应该是很硬核的一幅画面。

遥远的非洲天空下，一个面无表情的中国女孩取掉头绳散开长发，抱着肩膀在地上坐着。

一群人围着她，盘她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