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由我来为骆叔叔写这个“序”。

可现在不由我来写，又能由谁来写呢？

那些德高望重、了解骆叔叔的人，可能已经拿不动他们的如椽大笔。

再往下数，大概我就是和他关系最深，而且还写得动的人了。

但这算不得序，只不过是略述一个优秀的作家和文学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文学著作出版的艰难。

十二年前，我在《帮助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那篇文章里，追溯了我们之间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的关系。

但在我到了北京文联，我们在一个大锅里吃饭后，关系反倒疏远起来。除了在必不可免的会议上打个照面，已经难以找到昔日的亲密。

在很多事情上，他生了我的气，我也生了他的气。可以说，我们分道扬镳了。尽管我时不时地还会找出他的小说研读一番。

有时我想，我干吗要长大，干吗要有自己的看法，而不像小时那样，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地盼着我们长大，可随着我们的成长，却越来越让他们为之伤心。

《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篇小说，让他十分不悦，他对那篇小说的看法，和当时《光明日报》上批判我的观点完全相同。不过他白生了我的气，因为他从未对我本人发泄一番，或把我大骂一顿，而是让别人——比如组织——把他的意见捎给了我。

像我这样冥顽不化的人，组织又能怎样造就我？人们把我从小到大、几十年地造就下来，不过如此。

而我对他在一九八六年整党中的某些做法非常不满，以至在会场上表示，如果这样整下去，我就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最后，更因为我们对某个“政治事件”的根本分歧，彻底地失去了对话的兴趣。

母亲去世后，我想我最应该通知的人是他，无论如何，母亲在桂林照顾他有一年之久。而在一九七八年春天，他也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由母亲照料。

“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每逢去地安门寓所看望他的时候，总能在政府配给的、无可选择的物资里，遴选出成色最佳的带上，隆重得像是走动一门非同小可的亲戚。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将政府配给的一寸多宽的带鱼，一一洗刷干净，在锅里慢火煎黄，又用酱油、葱、姜、糖烹好，从中挑出头尾部分，留给我们的心尖、我的女儿唐棣，而将中段（如果还称得起中段的话）仔细不要碰碎地装进饭盒。

当母亲生怕饭盒装得不够实在，用筷子按了又按，再按出一隙空间、再塞进一块带鱼的时候，在我们贫困线以下的生活里，那真是一道亮丽的彩虹。

可是我要求探望骆叔叔的电话，被骆婶很不客气地阻断了。

即使我不再做什么努力，也无愧无悔了。

但母亲去世后，我悟到了“无常”对“正常”的摧毁，不管骆婶如何阻拦，我再次决定去看望骆叔叔。当然也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有关母亲年轻时的点滴回忆。

出国前一天，我闯了去。算我运气好，骆婶刚从外面回来，正在开启非常复杂的门锁，这次她很和气地让我进了门。

进门我就一惊。简直比地安门的日子还不如。

我对他们的脏、乱，有着几十年的了解。可现在已经不是脏、乱，而是败落，而且是一种能嗅到强烈腐味的败落。

封尘的大书桌上，只有小泰在历次国际围棋比赛上的奖杯，明光锃亮地一字排开，与封尘的一切，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反差。

我敢说，北京城里，再也找不到这样凄惨的日子了。那是一种比贫穷更让人感到凄惨的日子：束手等待那一切消耗殆尽时刻的到来的无奈。

骆叔叔就躺在书橱和书堆的夹缝里，当然，我想他无论如何都会在哪堆书的缝隙里，看到书桌上陈列的奖杯。

见到我，他泣不成声。

我知道，那哭泣并不只是因为我的到来。

我想起乡亲——康天刚，而不是写出《乡亲——康天刚》的骆叔叔。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他已不在意我写了《爱，是不能忘记的》，我也不再在意他和我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我没有了母亲，而他已是只能躺在床上，不能行走的老人。

对于母亲，对于住在我们桂林那个家，并在那里写出《乡亲——康天刚》以及其他小说的往事，他只能语言不清地说：“你妈可真是个好女人。”接着又是不成声的哭泣。

之后，小欣又为我翻译了骆叔叔费了好大力气才发出的一串含糊不清的声音：“你妈妈交代过我两件大事，一件是给你找个好丈夫，一件是在创作上好好帮助你……”

这些话骆叔叔不说我也知道，那是母亲永恒的主题。

我不再谈那些反倒让他伤感的往事。可在这样的时候，谈什么才不是难题？

什么都不容易。

我说起当年读《混沌》的感受，奇怪的是我手里居然没有《混沌》。他说，他也没有了。

这部自传体小说，原打算写三部，第一部《混沌》——后来改为《少年》，第二部为《中年》，第三部为《老年》。可是第二部在一些刊物上发表后，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而第三部，他已经写不动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将《混沌》，改为这样没有味道的《少年》，也不愿意多想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如此让人费解的事还有老舍先生《茶馆》的结尾，还有我最喜欢的、他再也没有往下写，恐怕也无法写完的《正红旗下》……

我问骆叔叔，为什么不请个人来听写？

请了，但一个月要付人家二百块。

在骆叔叔瘫倒在床，无法伏案、没有稿费收入之后，这二百块钱简直和天文数字不相上下。加上骆叔叔现在的身体状况，第三部《老年》恐怕难以面世了。

我的心一时填满了灰暗。

我知道那是他酝酿了一生的题材，攒了一生的劲儿，充盈着一生的希望，干脆说，像康天刚一样，那上面押了他一生的赌注，临到跟前，却“咔叭”一声，如远山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了。

他还说到手中的散文《往事堪回首》，和学术价值很高的《左传新解》，虽然在日本和韩国受到极大的重视，却无法在国内结集出版。

问及有无出版社感兴趣，答曰多年已无出版社登门。

那一会儿，我真的听见了麻雀的啁啾，以及它们在窗口啄食的声音。

回到家里，我立马给一些出版社打电话。愿意无条件出版他的书最好，若讲条件，我的条件是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必得搭上骆叔叔的长篇小说，或必要时我愿出资赞助，虽然我的钱也不多，但万把块钱，还出得起。

反馈来的消息让我非常失望，甚至悲凉。行家们红火地“白话”了好几年“什么叫小说”这个大题目，一旦到了真可以叫做小说的小说面前，却变成了睁眼瞎。

这是不是有点滑稽？

可骆叔叔运不该绝，正在我沮丧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当儿，北京出版社吴光华先生来了电话，他们不但愿意再版《少年》（还可能有新的标题，我希望，哪怕恢复《混沌》也好），也同意出版《中年》和《左传新解》，以及散文集《往事堪回首》。

吴光华先生，我对你长揖到地了。

你们出版的不只是两三本无愧于读者的好书。这个世界上好书多得很，甚至可以说，比这几本书还好的书也多得是。但你们是为我骆叔叔一生的创作，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唯一可以使他安心闭上眼睛的事情。

我还想，母亲在天之灵，也会为我这样做而感到高兴。

1993年7月25日

后记：

遗憾的是，《往事堪回首》和《左传新解》未能面世。这不是北京出版社的责任，而是出版社将《少年》制版完毕即将付印时，骆叔叔突然反悔，不再同意由我这篇文章作序。我倒不在意撤销我这个“序”，这序本也不该由我来写。但这样一来，出版社就得重新制版，所需费用五千块必得由骆叔叔承担。这一突发事件，使得出版另外两本书难以为继。

我很后悔，当时不该同意骆叔叔为他写这个序，如果换作他人来写，可能就不会发生反悔的事，而后两本书也许就可以顺利出版。

我想他之所以反悔，倒不是因为对我不满，恐怕另有隐情——多年遭遇造成的、无法言说的忧虑。如同他与我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我也不认为真是原则上的分歧，也是另有隐情——多年遭遇造成的、无法言说的忧虑。

而我始终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干出让人左右为难的事。

可是骆叔叔，如果换作我，一生已经如此，在意如此、不在意也是如此，而且即将结束，还在乎它个毬！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