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在记忆里搜寻，他是除我父母的影像之外，第一个印入我记忆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我称他叔叔。可我那时并不知道他是作家，如同他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珍珠港事件后，在桂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我们家，由母亲做饭、洗衣，照顾他的生活。不过他并不喜欢勤换衣着，除非出门或上哪位太太家做客，才会换上一件我母亲为他洗烫平整干净的衬衣。也许他想尽量减少母亲的负担，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修边幅。因为几十年的岁月证明，就是在我有了婶婶之后，他也依然如故：衬衣领子总像没有洗过，质地很好的毛呢大衣里，不知藏着多少尘土，被子、床单的情状，和衬衣领子差不了多少……好像仍然过着没人照料的、单身汉的潦倒日子。

他吸烟吸得很凶。清早起来，只要他一打开房门，便有浓浓的烟雾滚滚涌出，他那窄小的房门活像个大烟囱。好像他一夜没睡，挺辛劳地烧了一夜湿柴火。

长大以后才知道，《北望园的春天》那本集子里的好几篇小说，就是他穿着脏衬衣，在那冒着团团烟雾的房间里写就的。要是我想念儿时在桂林的生活，我会在那本集子里找到昔日的房间、竹围墙、冬青树、草地、鸡群、邻家的保姆和太太，以及我父亲、我母亲和我自己的影子。

我自认并非十分淘气的孩子，但我经常挨父亲的揍。或因为他的心情不好，或因为没钱买米，或因为前方战事吃紧，或因为他在哪里受了窝囊气……好像一揍我，他的心情就可以变好，就有钱买米，前方就可以打胜仗，他便不再受人欺凌……

因此，大概叔叔也认为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孩子，不然为什么老是挨揍？也因此我想他是不喜欢我的，我也不曾记得他和我玩耍。

虽然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有人鼓励我的创作，他说：“那是不会错的，小时候就很聪明，我带她上街，每每经过糖果店，她总是说：‘叔叔，我不吃糖。’”

“那么您给我买糖了吗？”

“当然是买的了。”

并非我要为自己小小的狡黠辩白，这件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们的友谊是在以后。

一九五四年我们开始通信，那时我还在抚顺读中学。

我想我之所以写信给他，是因为不知哪本书或哪首诗引动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像某些自视极高的文学青年一样，对文学其实一知半解，可不论对什么都敢妄加评论，以为文学不论是谁想干就能干，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随便进去胡说八道的清谈馆……

我对他的教训感到非常失望，觉得他对我板着作家的面孔，挑剔、难以对话，我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有时我还使小性子……总而言之，我多半还是把他当叔叔，而没有当作家。

其实他对我的所谓创作极其认真，并不因为我是他的晚辈而对我有些许的不平等。他送给我的每一本书，都郑重其事地签上名字，端盖着印章。

一九五五年春天，他去黑龙江国营农场体验生活，特地绕道抚顺看我，住在车站附近一家二层楼的小旅馆里。那旅馆的名字我全然不记得了，只记得窄小的楼梯和昏暗的灯光，住在那里，一定很不舒服。

对一个珍惜时间的作家来说，绕道抚顺耗费的两天时间意味着什么！在这之前，他曾写信给我：“……明天是你的节日，我送一点什么礼物好呢？一时想不出来，钢笔一定是你需要的，又不好邮，是不是我路过沈阳的时候带给你呢？又不知抚顺离沈阳多远，坐几个小时的火车……”

从沈阳绕道抚顺显然难为了他，他可不是跑单帮的角色，但他还是来了。

他看到我很高兴，我一定使他想起青年时代许多美好的回忆，或不如说我就是他的青年时代。

那时我真不懂事，我甚至不记得他对我说了什么，而且他走的那天下午，因为学校开运动会，我竟也没有请假到车站为他送行。记得我后来写信向他表示歉意，虽然他在回信里说“……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如你心，有时不如意。因为环境究竟是决定人的意识的第一性……”但我感到，我还是伤了他的心。

我越是年长，越是后悔，那次运动会我就是不参加又算得了什么？什么时候我又变成了循规蹈矩的学生？

我常常让他失望。或因为任性，或学习不好，或政治不求上进，或没有考上留苏预备生（这是他多次写信寄希望于我的），或我要看什么演出，等他给我买好了票，我又没去看等等，只有一样我如了他的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到北京读书后，若是我久日没有消息，他便会来信问我生活怎样，是否需要钱用，学习如何、有没有长进，又写了什么新诗，拿去给他看看……

大学一年级时，我忽然写起诗来，他却认真地当回事。劝我多读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生活得自由？》那样的著作，而普希金的译文，以瞿秋白的《茨冈》为最好……

而我听了也就听了，写诗于我不过是一阵心血来潮的冲动，却耗费他许多时间，去审读我那既无才情、又未经过苦心推敲的诗句，之后还要对我认真地加以指点。

等我自己也开始写作，也碰上那种连认识也不认识的人，动辄拿来一本几万、十几万的文稿“恭请指正”，我才知道厉害。

我把自己正在写的、编辑部急等用的文章丢在一边，一字字地给他看完，并给他联系好出版社，请他和出版社谈谈，听听出版社的意见，如何将文章改得更好……他却把这部稿子扔到一边，又拿来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恭请指正”。我真佩服他们的才思，敏捷得如同自来水龙头，只要一拧，就哗哗地往外流。

他们或是要求你给他介绍这位名人，或是要求你给他介绍那位影星，好像那些名人影星全在我兜里装着，随便一掏，就能掏出几个。

可是，他究竟要不要写点什么？这样问题是不能问的，你若问了，他就会不高兴，说你傲慢，背地里还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这景况真有点像鲁迅先生说的“谋财害命”。

同样，我那时也差不多是这样无偿地剥削了骆叔叔。说无偿，是因为我并未写出、也没有打算认真写出一行像样的诗句，来报答他对我的栽培和他为我付出的辛劳。

写诗的冲动，终于像水一样地流过，我连那个写诗的笔记本也没有留下，他也不再提我写诗的事。

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写信告诉我，他正在写一个有关父亲和女儿的故事，那就是后来发表的《父女俩》。信中详细地写了故事的梗概和立意，而我却是在若干年后才去读它。

和我这样一个浑浑噩噩的毛孩子谈创作，一定是因为创作的激情在猛烈叩打他的心，他希望有人来分享那一份冲动。而我那时却不懂得这份愉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回信时不但对这篇小说没有些许的反应，好像提都没提。

而现在，我会不时翻开他的小说。它们始终经得起琢磨，我敢说，他的小说在中国文坛上堪称一流。

能够认真听取他的指教，并和他进行认真的对话，是在我吃尽苦头，栽够了跟头之后。

一九七三年，我从干校回来后，常去地安门寓所看望他。那是一个已经不能写作的时期，以后还能不能写，谁也不知道，反正已经有好些人下决心洗手不干。我以为他被那样批斗之后，也早已死了舞文弄墨的心。谁知他从床底下，从抄家后仅剩的一个书柜里，从案头，捧过一摞摞手稿，像儿童一样得意地告诉我，他在研究钟鼎文，并在编著《金文新考》。

我环视他那间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的房子，不知怎么想起曹雪芹的晚年。天棚上，几处裱纸，像北方小孩冬天用的屁帘儿一样耷拉着，穿堂风一过，它们就飘摇起来。

电灯是昏暗的，那几年电力不足，老是停电。

仅有的一张写字台上，不但堆放着书籍、稿纸、笔墨，也堆放着切菜板、大白菜、切面、菜刀、碗盏、煤油炉子……

由于没有厨房，一到做饭的时候，这间屋子里满地堆放着炒锅、砂锅、洗碗的水盆、洗菜的水盆、和面的面盆……我只要找到一个能坐的地方，就再也不敢轻易起来走动，生怕一不小心踢翻什么盆子。而找到一个坐的地方也不容易，每个凳子上或放着米袋子，或放着报纸，或放着暂时不穿的衣服。

房间里真冷，煤球炉子经常灭火。我每次去看望他，几乎都要碰上生炉子这个节目。煤球炉子倒挺容易生着，可我们经常因为谈话忘记加煤球，然后不得不重新生炉子。有几次我冻得不得不穿着皮大衣坐在房间里，在这样冷的房间里伸出手指头握笔写作，一定很辛苦，再说，他可坐在什么地方写啊？

那个时期，大概难得有人和他、也难得有人和我谈论这类话题，我们常常谈得很兴奋，婶子就会心惊肉跳地阻止我们：“小声点，小声点！”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让隔壁的邻居打怕了，我却恨不得找茬儿和那邻居打上一架才好。他们欺人太甚，一家子的自行车不放在自家门口，全放在叔叔家门口，弄得进出很不方便；一盆盆污水，有意往叔叔门口倒；逢到这边来个人，就假装晒被子、晾衣服，支着耳朵听这屋子里的动静，然后好去汇报……那个家里的人，怎么个个像是走私贩子，或旧社会在天桥卖大力丸的骗子。

自从萧军伯伯和他儿子出于义愤，在院子里来了一次“军事演习”，让他们知道与这屋子来往的人，并非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后，他们才有所收敛。

而且，谢天谢地，后来可搬了家。

他一面根据对金文的重新考证，对我重新翻译《诗经》里的诗句，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面在那吱吱嘎嘎响的小圆桌上，给我包馄饨。于是那馄饨许久才包完。

我很爱吃他包的馄饨，比我们家那没有多少油水的馄饨好吃多了。肉馅里不放葱花，也不放酱油，只放盐和味精。而我们家包饺子、馄饨，从来没有清一色地只放肉而不掺青菜的勇气。

还有好吃的家乡菜，野鸡末炒酱瓜、口蘑。

他对我说，脱稿之后，想请郭沫若同志看看，听听郭老的意见。

我说：“去找他吧。”好像说去商场买筒茶叶，或去北海遛个弯儿那么痛快。

他却狐疑地望着我，好像在问：“你说话负不负责任？”

这种神色我再熟悉不过。他与人谈话的时候，常常是这副将信将疑的样子，长久地盯着对方的脸，好像老也闹不明白你在讲什么。要想说服他才难呢，任你口沫飞溅地说上半天，他要么轻轻地问上一句“是哦？”要么一言不发，笑嘻嘻地看着你，小小的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好像在说“老弟，说破了天，我也不会上你的当！”那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农民的固执，哪怕他有一天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消解。

据我了解，他始终没去请郭老看看。照他的地位、他和郭老的关系，请郭老看看并不为过。

一九七八年初，时值中央音乐学院招考新生完毕，我们都为打倒“四人帮”后恢复的高考招生制度而高兴，他给我讲了音乐学院招生工作中一些感人的事情，那些事例当时在社会上流传极广。他鼓励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并对我说，因为我对音乐的喜爱，这个题材对我很合适。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动笔写这篇小说。我写得很吃力，正当我非常为难的时候，他突然因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我当然不能再为这篇小说给他添乱。幸好曲波同志算是我的先后同事，小说请曲波同志看过两次，并听取了他许多宝贵的意见。

去医院看望骆叔叔的时候，他还不忘这篇小说，问我写完了没有。还说写完以后，要请丁宁同志过目，因为这些故事还是上年他宴请大家时，丁宁同志在饭桌上讲的，当时李準同志对这个题材也很有兴趣。

听他的意见，小说又请丁宁同志看过。

但这篇小说不但被《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王扶同志退稿，还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我以为这篇小说再不会有出头之日，便丢在一旁，从此也不再做写小说的梦。

他出院后去小汤山疗养之前，又问起这篇小说，并一定要我读给他听。我对这篇被枪毙的小说已然毫无兴趣，念得干干巴巴、有气无力，断句也不清楚，而且念得飞快，根本不打算让人听个明白。我不过是在应付差事：因为他要我读，我不得不读。我还想向他表示，我努力过了，但事情的成败由不得我。

可是，我看见他的眼圈儿红了，我的声音也不由得哽咽起来，我是为他的感动而感动了。

他说：“好，很好。”

我不相信。也许这是他对我的安慰、怜悯，或是偏爱。

他坚持让我再送另一家杂志。

可以吗？我仍然不相信小说有发表的水平，并且我对他说，小说的标题也不算好，我们推敲了几个，最后他说：“就叫《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吧，它开阔，背景显得雄厚。”

…………

小说正式发表后，他似乎比我更高兴。立刻写了一封信给我，那些赞赏的话，我就不便说了。

我赶到小汤山去看他，他不止一次地说：“你爸爸一辈子想当作家也没当成。”口气里流露出深深的遗憾，眼睛也不看我，好像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好像在看他自己，看我父亲，以及他们同代人走过的那条路。

我说：“他一生为人处世，太过小聪明。”

他摇摇头，表示不满意我用这种口气说到我的父亲。我不再和他争辩，但我知道，我绝没有说错。父亲其实是个可怜的人，太过小聪明，却又大半辈子仰人鼻息。等到解放，可以重打鼓另开张的时候，却韶华已逝，已经养就的很多毛病，已很难改变，更何况不久又成为《人民日报》榜上有名的大右派……他虽活着，但他的一生似乎已经了结，翻开在他面前的那本大书，已经是另外一页，记载着另外一些人的故事。

想起小时候，常常听见锋芒外露、嘴不饶人的父亲，刻薄、抢白、看不起骆叔叔。结果谁成功了？如果父亲能像骆叔叔这样勤奋，相信他也会成功。这样一想，我又为父亲感到惋惜，虽然我并不爱他。

我对他的感情，还不如我对骆叔叔的深。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骆叔叔给予我的，远比生身父亲还多，就连他写给我的信，也比父亲给我的多，且不说他期望于我、教诲于我的。

1981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