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竟有机会四过信阳。

三十多年前的信阳旧貌，已经无可追忆，如我的青春。

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第一次出差，就是随同一位资深职员到信阳，了解一个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

彼时的信阳老百姓，已在“信阳事件”中先期尝到人祸的厉害，哀鸿遍野，黄土地里是一座接一座，连青草也来不及长的新坟……可是善良的信阳人满面重生的喜悦，以为在中央的过问、处置下，“信阳事件”的噩梦已然过去。

他们还不知道，马上面临的是举国上下的大饥荒。

我同样不知道。尽管机关里的食堂已经开始“瓜菜代”，我对局势的严重性，还是没有一点察觉。我那时懵懵懂懂，正像现在一位年轻的编辑，看到我在文稿中使用“瓜菜代”这一字眼，竟问我这是广东菜系还是山东菜系。

在信阳，我们整天吃的是掺了麦子秆的窝头，通过嗓子、食道的时候，有一种被利刃刮过的爽利，大概和现在男士们用“吉列”刀片刮胡子的感觉差不多，但这已是对上面下来的同志的优待了。

信阳的状况让我十分忧虑和迷茫。那时候，明明白白人民公社好，就像现在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而我为什么却不明白了呢？

我一边啃着窝头，一边庆幸自己临时修改了毕业论文的选题，没有随邹鲁风校长赴信阳，做“人民公社好”的社会调查。可我不明白，后来校方为什么让随邹鲁风校长作调查的同学，在校整顿思想并延缓一年毕业？我也不明白，大学里唯一让我敬佩的邹鲁风校长，信阳调查后为什么被“换防”至北京大学，更不懂这个叱咤“12·9”学生运动的人物，“换防”至北京大学不久后便自杀？

就在公社办公室里，我碰见一个父母、兄弟、姐妹全都饿死的男孩，头肿得斗大，皮下像是注满水分，闪着一种灰暗惨淡的光。全身皮肤，以极大的张力，承受着还在不断扩张的膨胀……几个月后，母亲身上也发出了这种晦暗的光。

不是没有挨饿的经验，可从来也没有这样直面饥饿与死亡毫无界限的严酷。我被饥饿那渐渐将生命吞噬的温柔而又无可匹敌的力量所震惊，当即说了些什么，不过也当即忘记了我说过的什么……

我们住在公社的首脑机关，按照级别待遇，资深职员自然住首脑机关的上房，我那时对级别毫无概念，由此而设置的待遇千差万别，更让我混沌一片。晚上，资深职员以享受到某种待遇的人对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才有的那种关怀对我说，你的手提包就放在我这里吧。

其实我那个破帆布提包放在哪儿都行，里面什么贵重的物件也没有，我连锁都没加。可是手提包外侧的隔层里，却放着一封我没有写完的情书。

他人的关照，从来令我受宠若惊，这里面可能隐藏着很深的奴性。但既然如此，我又怎敢驳回人家的面子，辜负乃至败坏人家的好心？

我望着资深职员那一对清澈如水的眸子，真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何况我那封没有写完的情书，即无抬头也无落款，而且是放在手提包外侧的隔层里。我想，一般人只对事物的主要部分有兴趣，即便他翻动我的手提包，也不大会翻动外侧的隔层。即便看到这封无头无尾的信，又能看出什么所以然？在这样万无一失、全方位的考虑之后，就把我那个破帆布手提包放在了上房。

从信阳回机关后，我再也没有想过那个手提包，没想过那封无头无尾、没有写完的情书，以及我在信阳的一言一行。我和资深职员之间，甚至建立了忘年之交。

不久，我就被贬至一个远离母亲的荒凉所在。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那正是“桃花潭水深千尺”的牛刀小试。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

1994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