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18日 哥伦比亚 波哥大

祝寿会在何塞·阿森松·席尔瓦诗社举行。哥伦比亚前总统贝坦库尔出生于2月4日，提议为他祝寿的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罗·穆蒂斯、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赫尔曼·阿西涅加斯、赫尔曼·埃斯皮诺萨、阿维拉多·贝雷罗·贝纳维德斯、埃尔南多·巴伦西亚·戈埃尔克、拉斐尔·古铁雷斯·希拉多特、安东尼奥·卡瓦列罗、达里奥·哈拉米略·阿古德洛以及诗社主席玛丽亚·梅赛德斯·卡兰萨。

有一次，我算错了时差，凌晨单点往总统府打电话，结果还是总统亲自接的，让原本就失礼的我更觉慌张。“别担心，”他声若洪钟地对我说，“摊上这么个苦差事，我还真没别的点儿能读诗。”原来，位高权重的共和国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当时正在趁报纸还没到，没被俗事困扰、忙得焦头烂额之前，重读堂佩德罗·萨利纳斯的数学诗。

九百年前，伟大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在与敌方交战之际，也曾夜不能寐，挑灯创作放荡不羁的讽喻诗和美好浪漫的爱情诗。亨利八世毁过珍稀书库，砍过托马斯·莫尔的脑袋，却也有作品被收入伊丽莎白时代的文集。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亲自帮普希金改诗，免得他通不过自己严格施行的书刊审查制度。历史没有对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如此绝情，因为与其说他是一名热爱诗歌的统治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受到命运捉弄、饱尝了权位之苦的诗人。诗歌是他一生的志向，曾害他十二岁就在亚鲁马尔中学栽过大跟头。事情是这样的：贝利萨里奥当时被rosa、rosae、rosarum烦得够戗，即兴赋诗一首。没念过克维多，诗句中却又明显的克维多痕迹；没念过冈萨雷斯，八音节诗倒也做得四平八稳。

主啊，主啊，求求你，

让拉丁文老师

遭天打雷劈吧！

我们会一直求下去。

第一个遭天打雷劈的是他自己——当场开除。上帝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否则，我们怎么能在这里祝贺哥伦比亚领袖的七十大寿？

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出当年我们将诗歌置于何等崇高的地位。我们不说高中一年级，而说文学一年级；虽然也学了化学、三角，但学位还是文学。在我们这些外省人眼里，波哥大不是首都，不是政府所在地，而是冷冷细雨中，诗人的住所。我们相信诗歌，更坚信——如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所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因为诗歌，哥伦比亚落后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才迈入二十世纪。那种激情四溢的狂热无处不在。掀开地毯，想用扫帚把垃圾扫进去，不行，那儿有诗歌；翻开报纸，哪怕是经济版、法制版，那儿有诗歌；咖啡渣里的残渣，写着我们的命运，那儿有诗歌；就连汤里都有诗歌，爱德华多·卡兰萨就找到过：“双眼透过汤中冒出的居家天使凝望。”豪尔赫·罗哈斯精妙绝伦的杂感文字中也有：“美人鱼不张腿，因她只有带鳞的鱼尾。”丹尼尔·阿朗戈也曾将“生命价值之完美体现”这样一句完美的十一音节诗潦草地写在食品店的玻璃橱窗上。连公厕便池中都藏着它，那是罗马人说的：“不惧上帝，要怕梅毒。”常常，我们怀着儿时去动物园的敬畏，前往黄昏时分常有诗人聚会的咖啡馆。大师莱昂·德格雷夫教大伙儿输了棋不气恼、对帅小伙儿不手软，尤其在言语上不气短。当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和一群安蒂奥基亚地区的毛头小伙子一起，戴着蝙蝠式的宽檐毡帽，穿着中世纪学者长袍，神气十足地离乡闯荡时，波哥大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他来这儿，就是要去诗人聚集的咖啡馆。在那里，他如鱼得水，如鸟投林。

后来，他开始忙得不可开交。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他当上了共和国总统，日理万机——那也许是他对诗歌的唯一一次背叛。哥伦比亚没有哪个总统像他那样，需要同时处理使人家破人亡的地震、伤亡惨重的火山爆发和两场血雨腥风的战争。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在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还在为了生存自相残杀。我以为，他之所以能一一化解这些危机，不仅凭借其卓越的政治胆识——这当然不在话下——更仰赖他身为诗人战胜困境的超凡能力。

贝利萨里奥活了七十岁，终于丢掉形形色色不肯以诗人自居的借口，对一份青年杂志袒露心声，实可谓古稀之年，不失体面地重焕青春的美好方式。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好友聚会选在诗社再合适不过，尤其是在这个依然能听见何塞·阿森松清晨蹑手蹑脚、倾听玫瑰花语的诗社。今天，许多热爱贝利萨里奥的朋友又相聚在这里。贝利萨里奥没当总统前，我们爱他；他当总统时，我们同情他；如今他无职无权、无欲无求、自在洒脱，我们更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