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访日杂记。我参加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的访日友好活动，从去年12月1日起到15日返国，共半个月。这是我第三次访日，这次访日主要任务是交朋友、叙友谊。但是我私自有个打算，想趁此机会了解一些日本的农村和乡镇企业的情况。在出国前就给一位老朋友，东京大学的中根千枝教授去了信，请她为我安排一些农村访问。我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就由她陪同一起去游访能登半岛。这位教授也和我一样是个忙人，她能在百忙中抽出三天为我们做向导，那是十分令人感激的。

中根教授带我们去能登参观是经过考虑的。首先这是一个农业区，有小型乡镇企业，符合我所提出的要求。其次，能登是在日本列岛中最大的那个本州岛西岸，伸向日本海的一个小小的半岛。地属石川县。石川县的首府是金泽市。金泽是我故乡苏州的姊妹市。这样又攀上了一点关系。第三，金泽市有个大学，这所大学里有个社会人类学系，系里有几个中年教授是中根教授的门生。石川县的知事又是中根教授的好友。这样在人际关系上就有了门路。所以中根教授事先已为我们这次短促的“调查”铺好了道路。我们所走的路线是金泽大学那几位教授调查过的熟门熟路，而且这个系里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曾跟着这几位教授下过乡。乡人对中国人有比较好的印象。最后，也许也得提一下的是这个地区在上次大战中没有遭到破坏，那是美军公开声明保留的日本传统文化区。

从地图上看，东京是在本州岛中部南岸，向西北，飞行一小时就到金泽附近的小松机场。东京、金泽、京都正形成一个三角。我们这次访日的第一步，就是从东京去金泽，参观了能登半岛后，回到京都，一共前后往返包括在内是四天，在能登半岛旅游三天。我来去匆匆，原想在日本时就把这段旅行的观感写下来，但主人太殷勤，朝出晚归，无片刻闲，实难动笔。返国后曾就沿途杂咏，凑成一文，给《中国老年》为老朋友消遣。时隔两个月，我才抓紧补写此记。年老了，有许多事已记不住了。

能登半岛地形像只水鸟的头，嘴伸向东方。金泽在它的喉咽背脊上。我们从小松机场到达金泽已经入晚。第二天就从金泽沿着半岛颈部朝北驶向它的嘴尖。中途在羽咋这个小镇附近的一个农村里停了两次，访问了该地的农协和老贺町的坂井助七家。

羽咋市有2.9万人，是个丘陵地带，山坡上树木密集，入秋来红叶夹杂其间，景色秀丽。坡间平地全是耕地，乡间镇上房屋四周常是农田，不失其为农业地区。我们第一次停车是为了参观一个蔬菜收购站。询问之下，我们得知这地方的农户的农业经营产前产后都依赖农协。农协是农民自己的组合，据说成员是自由参加的，但事实上没有不参加农协的农民，因为农民生产过程中处处要靠农协。农民通过农协取得信息，决定他们种什么作物，而且向农协购取种子，耕作时需要农协的技术指导，机器、农药要委托农协去购置，机器坏了要请农协派技术员来修理，收获后又要由农协去推销，这时按产品价格给农协2%的报酬。

我们参观的是蔬菜收购站，是农协专门收购蔬菜的地方。我们到达时，主要是在收卷心菜，这个市的农协只是为蔬菜就设立了四个收购站。但是这个地区主要农产品不是蔬菜，而是西瓜。西瓜收成后才种上萝卜或卷心菜。也有一部分土地用来种水稻。各种产品分别有农协设立的收购站。普通农户一般种稻田10亩，自给之外有一部分剩余出售。农产品中，西瓜最值钱。但是如果不会经营，也会赔钱。我们随后访问的坂井家，就是这样。今年总的说来是个丰收年。每户平均收入320万日元（约人民币10万元），人均收入约80万日元。每户平均耕地约1公顷。

以我们现在流行的词汇来说，我们在羽咋市看到的农户可说大多是西瓜专业户。西瓜是商品作物，出产后供应各大城市，质量规格要求得十分严格，同时价格变化大。所以如果经营不善，就会赔钱。因此，对集体的农协依赖性很大。在一定意义上，农协操纵着农户的生产活动。这可以说是个体所有制上的集体经济实体。我们没有时间钻研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怎样发展专业户和促进专业户的集体化上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次停车是去访问坂井家。主人坂井助七73岁，小我一岁。在战时曾到过中国汉口，老妻65岁。我们去访问时只有老夫妇在家。访问这家的原因是这地方有一种著名的土产，依我们的话说是柿饼，就是把柿子晒干成为干果。他们的柿饼和我国的柿饼有所不同。我们的柿饼是平扁、色黑、外裹一层白色霜花。他们的柿饼保持深黄色，无皮，不那么干，较软，形状也与鲜果相似。味道我觉得不相上下，对我这样牙齿不好的老人来说，日本柿饼略优于我国的土产。坂井家已有几代从事此业了，可能在当地是有点名气的，所以招待我们这些贵宾去参观他家并品尝当地土产。

据说柿饼制作在日本由来已久，是否从中国引进已无从考证。但在维新以前各家大多自己植树，结了柿子，吃不完就穿起来在屋檐前晒干，用以保存。到了这个世纪20年代，才出现专业户，作为商品生产。那是因为城市发达了，城里人自己不种柿子树，吃不到柿饼，而愿意出钱买来吃。过去自给的产品，转化成了商品。因此在老贺町出现了不少柿饼专业户。坂井家是其中之佼佼者。

坂井家成为柿饼专业户是从坂井助七的上一代开始的。战时停了业，到战后1947年才由助七重建旧业。现在已有柿园四亩半，老两口从事经营，去年收成好，达3万斤，扩大了专用晒柿的两层木屋，新建一套，贷款500万日元。他们就在新建的木屋里招待我们。木屋里生着炭火，保持一定温度，使大串大串的柿子得以风干。过去去皮是用手剥的，全家老少都得出动。现在已机械化了，每天可以剥3000个。坂井家也出现了家庭内部的专业分工。柿饼是老夫妇的专业。大儿子和媳妇主要种西瓜，次子出外找工作。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两个孙子在上学。年轻人对柿饼这一行不沾手。

按日本的传统，长子继承父业，几乎是不可改变的习俗。而坂井家却破旧了。我就故意向老夫妇表示同情，并问他这个产业准备传给谁呢？他说他大儿子原在外地工作，去年才回来种西瓜，一则是不大会种，年成也不好，去年亏了本，今年才赚回来。所以他说农业太不稳定，不如到城里去挣工资好。他不赞成孙子这一代再继承父业了。这个地区在日本来说是传统势力较强的地方，但是那种向城市集中的人口流动也已开始。在坂井老农的思想里能坚守农业岗位已只有他这一代人了，现实可能比他所说的变得还要快一点。

坂井这一家人，除了次子出门，两女出嫁，其他的成员都还住在一起，可说是个“三代家庭”。这家在日本农村里可能算得上殷实之家。15年前盖了现在的住房，花了4000万日元，现在除柿园外有1.7公顷田（约25亩）主要种西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留着6亩地种水稻，为的是他们的粮食还是要自给自足。在生产技术上是够现代化的，小型拖拉机一台，手扶拖拉机一台，水稻插秧机一台，还有大小卡车各一辆，轿车一辆。这一带的农户平均收入是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我仿佛看到了我国将来普及了万元户之后的农村景象。12月3日晚宿于能都町姬村。

我在《访日杂咏》里已提到过，我和中根千枝教授有过约言：这次旅行全部或尽可能是要日本式的。我所说的日本式其实是指日本传统式的。但这一点却已不容易做到，因为日本人的生活本身变得很大。譬如说，这几年我去过日本两次，每次住的旅馆都和美国、香港的一个样子。房里有床、有桌子、有沙发，有浴室和厕所。听说日本传统式的旅馆是有的，但是日本的主人不会招待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住。这次我们到金泽过夜，住的还是西式的旅馆。但主人既然知道我要有几天日本式的生活，所以在姬村就改变了常规，在衣、食、住上特地安排好让我尝一尝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说实话这只是略略品尝品尝而已。尽管这地区曾作为日本传统的文化区免于美军的轰炸，实际上传统生活的改变看来也并不比其他地区为缓慢。

姬村在能登半岛的尖嘴下唇。背靠岩石小山，面对大海，全村只有一条狭长的沙滩，一排房屋和一条街。逐年填海，现在有些部分已经在街对面筑起房屋。过去这村出进都得爬过那个岩石小山，山有几十米高，因此是个比较隔绝的世外桃源。现在凿通了一个隧道，汽车可以穿山出入，和外地交通已畅通无阻。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村的经济近年来大为发达。它靠海只有吃海，全村几乎全是捕鱼为业。但是这个半岛的渔业远不如北海道，因为近海鱼源很少。自从开展了远航捕鱼之后，这个村子就腾飞了。能登半岛别处人口在下降，而姬村却在增加，50年代初只有180多户，现在已有289户。

经济发展也改变了它的传统面貌。我们住在该村渔业组合前几年才盖起来的老人俱乐部里，备有洗澡池和健身房，还有餐厅和休憩室，楼上还有卧室。建筑是西式的。为了满足约言，就利用西式楼房安排了一些日本传统的生活给我们尝尝。我们到村已经靠晚。坐在招待室里闲话一会儿天就黑了。招待室是西式的，有转动的皮沙发，又大又软，我体胖坐下了站不起来。准备用餐前，我们开始按日本生活方式进行。大家先去洗澡，但还是掺了一个中国礼教的沙子，让我们男女分前后入浴。浴后大家都穿和服。说起和服我想到在日本街头看到不少招牌上写成“吴服”。这一字之差可能反映了一点历史渊源。但对此我没有想出答案。

穿上了和服，我们就入座用餐。女的跪地，男的盘膝。这就难为了我这身形，只能乞求照顾，允许伸腿坐地，不作失礼论。吃的全部是日本土产。日本土产中原多生鱼和海鲜。在这个渔村里，这特点也自然格外突出了。我竟吃到了新鲜的生海参，算是生平初尝。在餐桌上我学会了唯一到现在还记得住的一句日语：Oishe，好吃。以后这个词很有用处，因为这次友好访问，主人们多用日本式的菜招待我们，我这句日语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我不善饮酒。但是既说要遵守日本方式行事，那就也得举杯对饮。日本酒有一点绍兴酒的味道，这和上面所说吴服是否有关，我又不得而知了。

饭后，主人引导我进卧室，出于我的要求，请本团的翻译同志同住一室。室中除正墙下有各类摆设及壁上有画幅外，只有两个席地打开的铺盖，安放在光洁的“榻榻米”上。另外有几个准备跪坐的垫子。我想到日本人中不会没有胖子，不知他们怎样适应这样的睡具，因为我一躺下，没有人拉我一把，也就起不来了。幸亏我们两人同宿一室，我不至于连连打滚。

第二天清晨，我贪看海边日出，所以很早就爬了起来。没有上泰山之巅，在这里同样欣赏到太阳出海的奇景是出我始料的。大概是由于人眼对突然射来的强烈光线的反应，看来这个天体像是跳出地平线来的。太阳刚一露面，水面上迅速展开它的反光，在浪头上变成了满海琉璃，闪烁流动，回顾屋后，翠松高岩正如一幅庄严的锦屏，迎着朝阳如欲飞翔。我这支笔还够不到写此美景。

这样一个海滨胜地，确是不会缺乏耐人寻味的传说的。我在早餐桌上就顺兴向主人提问，为什么这个村子命名姬村？姬字在日本是否作美丽的少女解？答复是关于姬村这个名称有好几个传说。一种是就地形说的。当隧道未开时，一般用小船与外村往来。从水面远望村后岩石有如少女，所以称姬村。姬确是少女之意。我没有去水面核实这个形象是否属实。另一种是就历史说的。在古时有一个官人，被朝廷贬谪，驾了一条船，漂流到这个海滩上住下。这位官人有个美丽的女儿，名扬四方。她的后代还继承她的风姿，成为美人村。我听去这位官人很像是个中华人士，东吴出美人，又在思想上联上了“吴服”。这段历史固然难于考证，至于姬村女子是不是美这一点我因在村时间太短，所接触的多为男子，所以也只能存疑不论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村的自然条件促使村里的人的亲密团结。在过去这是个天高皇帝远，封建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所以他们的社区一直保持着高度自治的传统。他们的专业也要求他们全村各家合作互助。能登半岛近海渔产不丰，要捕大量的鱼必须出海远航。渔场在北海道附近。所以出航一次就得以月计。出航的多是青年男子，留在村里的多是些老弱妇孺。为了保卫和生存，不加强团结互助是不行的。他们就有一个名义上叫渔业组合，而实际上是个地方自治机构。有记录的年代一直可推到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第一任组合长任职达28年之久。我们在他的故居前听向导讲他的故事。听来确是个能人。接待我们的现任组合长也已任职15年。在这些为群众信托，真正为全村服务的人辛勤工作下，这个村的渔民从帆船改用了机帆船，再进而购置汽轮、油轮，现在已经基本上都用机器捕鱼，鱼在船上冷冻了。当然，日本政府在渔业的改造和发展中也起了支持和引导作用。1958年农民中央金库直接向这个村的组合发放贷款，发展远洋渔业。第二年就得到全国渔联的表彰。1961年建造了渔港，先后三次填海扩建，我们去时正看到他们在兴修鱼市场。跟着生产的发展许多公共设备，像招待我们居住的老人俱乐部，都是这几年里兴建的。

姬村的渔业组合是个体户和国家之间的中间环节。渔轮是属于个体户所有的。全村50吨以上远航渔轮一共有37只，其中99吨的有23只。许多渔船所有者就是出海捕鱼的船主。他们一般雇用一些渔工，一条渔轮大约6个或7个人。打鱼的收入，60%归船主。雇工保证得到每人基本工资最低15万日元。如果渔船收入的40%超过雇工基本工资总额，多余的分给雇工。因此雇工积极性较高。船主是个经营者，一般向银行贷款购置渔轮，逐年还本付息，同时负担风险，年成好时，很能赚钱。

我们在姬村散步时，经过一家十分辉煌的住宅，完全是我国的宫殿式，琉璃瓦，大青砖。主人邀我们入户参观，里面摆设极为华丽，当然不免有一点暴发户的俗气。这一家拥有3条远航渔轮。早年这家主人是亲自出海的，现在年老了，已不再在海上颠簸了。这家主人的儿子，按日本传统是应当继承父业的，但是这家收入多了，儿子就去大城市经营其他事业了。现在这3条渔轮是出租给别家经营的。

远航捕鱼主要鱼种是鲑、鳟、墨鱼，多做生鱼片之用，是日本的畅销食品。捕后不用加工，就冷冻包装，返航后交渔业组合贮藏、出售。渔业组合提供渔业服务，如建有储油库、仓库等，近年更设计扩建渔港和鱼市场。这些公共建设所需费用大体上是国家出50%、县出25%、町出15%、受益者（即渔民）出10%，可见主要是各级政府出资建设，这是为了日本要发展渔业，适应人民对这种基本食品的需要。个体渔户尽管是渔轮的所有者，实际上一面倚靠国家的贷款和渔业建设，一面倚靠集体的渔业组合的服务，离开渔业组合就寸步难行，所以全村渔户都是组合成员，组合也实际上是地方的村一级的政府机关，只是组合长是民选的不是任命的。我们在姬村住了一晚，次日上午在村里走了一圈，访问了大小渔户，就上车南行，返金泽。在中途安排我们参观两个乡镇企业。这里我用“乡镇企业”这个名词只是指设立在乡镇或农村里的企业。我们所参观的两个纺织厂都是设立在村子里的，厂房四周全是农田。这两个工厂一个较大，是个公司性质，日本人称株式会社；另一个是夫妻工厂，是家庭机器工业。这和当前我们生产队集体所有的乡村企业是不同的，后者相当于我们的专业户。

第一个工厂现在称得上村株式会社。创办人名叫丹后德藏，在厂内花园里还有他的铜像。他在1900年办厂，1918年才组成公司，称株式会社。开始是手工织机，到大正年间才改用动力机械。在战争期间征为军用。战后一蹶不振，只生产一些生铁的锅盆用具。1947年重新生产纺织品。到1955年才采用大型纺织机，1970年废旧更新才飞跃起来。最近又全面更新了一次。我提出这些年份是想说明日本经济起伏和发展的大体过程。在50年代日本刚刚从战争的破坏中喘过气来。这个较偏僻地区要到70年代才开始现代化，最近这15年是个飞跃发展时期。以日本全国来讲，经济发展最早也早不过60年代中期。我这样说自然是有和我们中国相比较的意思。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经济上我们比不上日本了，但是关键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差距就是在这段时期里拉大的。

这个纺织厂名义上是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但是自从1975年以化纤为原料后，实际上这个工厂的性质已有了变化。日本的化纤工业是个大企业，它通过大的公司组织，把产品分配到各地大大小小的纺织厂，要它们按市场需要的规格生产，产品由大的公司包销，这大大小小的工厂都成了化纤企业大公司的加工厂，在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上完全落入大公司的控制网内。

我当时就想到，如果我们中国在大大小小的乡镇工业的基础上能联合组成一个原料供应和承包销售的经济机构，在经营方式上不是可以仿效于日本现有的形式吗？为了这个问题，我回到东京曾请教两位有实际经验的日本经济学家。他们说，现在日本的工业有分散到小单位去制造的倾向。零部件都在小厂里制造，大厂只做装配工作。信息则集中在大公司手上，它按市场的变化，决定大大小小的制造单位生产什么商品，商品要什么规格等。从实质上，我看，日本的大小企业正在形成若干大系统，每个系统都有相当复杂的组成部分。这是现代企业发展的趋势。我联系到国内情况，苏南乡镇企业正在纵向、横向、同业和兄弟企业之间建立联系和挂钩，实质上也反映着这个趋势。我们确是应当使国家、集体、个体不同性质的大小企业密切协调和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网络。解剖日本企业的发展过程应当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夫妻纺织厂实质上也是同一企业网中的一个成员。名称是丹后家庭纺织工场，有14台宽幅织机，由夫妇两人经营。这种形式的家庭机器工场的效率是极高的。14台机器只有一个人看管。夫妇两人日夜轮流值班，机器不停。当然，这种高度劳动只有在一定的家庭形式中出现，而且应当看到并不是常态。因为年轻夫妇的家庭生活完全被工场的劳动所代替了，而且我想这对夫妻如果生了个娃娃，这种形式的工厂也维持不住了。但无论如何，当我们去看时，确是如此。女管家在值班，男管家匆匆忙忙地招呼了我们一下。我们也识相，不愿意占去他宝贵的时间，我曾向日本陪同人员询问过他们对这种夫妻工厂的意见。他们说这些年轻夫妇有个猛劲，就是想趁年富力强的时候，把家底打结实，他们并不是想这样干一辈子的。一般是先贷一笔款，盖个厂房，购置一套机器，然后接受大公司的订货，可说是来料加工。所取得利润往往比一般在工厂里当工人的高出一倍，发一笔财，然后改业。挣钱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劳动的时间就比一般工人长，而且不肯浪费一点一滴。从大公司的立场来说，只要保证产品质量，按规定价格收货，它才不管这些产品是怎样做出来的。

我也问过陪同人员，为什么这些小厂办在乡村里。他不假思索地说，成本低。他举第一个工厂作例子，过去从外地招工，要为工人准备宿舍，还要管理他们的生活，增加工厂支出。70年代开始，城市里的第三产业大发展吸收去了大批劳动力，工厂招工不容易。这个厂就想出了把厂房分散，一个工厂分在三处建厂房，而且招收年龄较大的本地女工。分厂最大的也只有100人。这样，工厂不必管理工人的住宿和生活了！工资提高些也不碍事，因为成本低了。这厂的工人女的每月可以拿11万～12万日元，男的16万～17万日元。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工业似乎是从先集中然后走上分散的路上去的。如果这代表日本企业现代化的一种趋向，我们的新兴企业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不必走他们的路子，一上来就分散，然后在经营上集合起来，形成一个企业网。结果也一样能实现现代化的经营。

金泽是苏州的姊妹市，都是以传统手工艺品著名的古城。石川县的知事赠送我的一本介绍手册中，关于当地传统文化有下面这段话：

“江户时代（1603～1867年），在我国最大的领主前田家族的财力及其治理之下，加贺领地内以金泽城为中心，建起了独自的文化圈……收藏在石川县美术馆里的古九谷，是加贺领地管下的大圣寺领地第一代领主前田利治等人在1655年前后建窑制作的彩色瓷器。这一名器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而其传统的技巧为现代的九谷烧所继承。此外，具有高度的传统工艺技术的加贺友禅、轮岛漆器、金箔等制作，从产业方面滋养着本县的文化土壤。”

我们限于时间没有去参观石川县美术馆，但是由于主人深知我的脾气，不喜欢只看产品而特别对生产过程有兴趣，所以在我离金泽去京都之前利用一个上午安排了一个节目，去访问加贺友禅印染工场。

加贺是这个地区的传统地名，一个封建领主前田家族的领地。在东京和京都的街道上常可以看到以加贺料理作招牌的菜馆，有点像我国四川菜、扬州菜一般意思。友禅是一种花绸，在坯绸上印染花鸟山水以及人物图像。历来的用途只限于女子和服及其腰带，但最近还被用来制作连衣裙、领带、手提包、桌布之类。

在日本大城市街道上，现在已很少看得见妇女穿着和服上市，有之也只限于中老妇女。年轻的中学生全穿制服，一律短裙白袜。稍长即穿西式服装。我认识的老朋友中常常喜穿和服进入社交场合的只有上智大学的女教授鹤见和子。她到中国来访问时也穿和服，尽管她出自以最早接受西方文化著名的世家，她的打扮却成了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一般说来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日本的现代化在生活上变动得最快的也许是衣着服饰这一项。我问过中根教授，为什么日本妇女的衣着变得这样快。她先是说：那是由于穿西装比较方便，后来又加了一句：便宜得多。方便是容易理解的，日本女装的那条腰带不是从小练习，就围不像样。我在日本访问时，还在电视里看到教观众怎样围结腰带，看完了我惊叹这完全是一项手艺工程，更不用提梳头拢发了。对于一个从事现代职业的妇女，这一套服饰实在太不方便了。但是怎么说西服较便宜呢？这次我去参观了友禅印染工场才有了体会。

日本妇女穿的和服和围的腰带大有考究，一般说来实在都是手工艺术品。高级的全部由艺术家一件件分别绘制，叫作手描友禅。殷实人家嫁个女儿，结婚时用的礼服，一般属于这一类，一件和服价值几十万日元，合人民币万元以上。我有一天晚上回旅馆，正逢有家在旅馆里办喜事，刚刚结束，主人列队送客，我就在旁观察。来客中中年以上的妇女都穿黑色和服，那些穿着鲜艳夺目淡色和服的，据说都是未婚少女。在这么多客人中我没有看到一个穿西服的妇女。而且她们穿的几乎都是用手描友禅制成的。在这里我才明白，在石川参观时曾担心这种手工艺术品能有多大市场是不现实的。日本妇女日常已经很少穿和服的了，但几乎人人家里有几套和服，每逢赴宴之类的场合，不穿考究的和服出场是会觉得丢脸的。新娘按西式披纱短袖地行了婚礼，还得换了和服出来迎送客人。

话还得说回来，我们住的是高级旅馆，在这种地方举行婚礼的家族和他们所往来的亲戚朋友不应当认为可以代表日本人民的多数。高级的手描友禅不太可能是人人皆可有的奢侈品。我们在参观加贺友禅印染工场时，也看到一种绘好了花样，制成套板用手工一层层套印的友禅，称作坂场友禅。这种友禅成本较低，价钱便宜些，一般妇女都可以买得起。但是这种友禅还是手工艺品，谈不上是机器工业品。所以和西服相比，还是较贵。

从我们所参观的印染工场来说，是由25家小工场组成的。工场就设在市镇的民房里，一间房里可以有七八个男女工人在描花绘图。另外有小工厂共同建立的印染作坊，房间较开阔，一条条长板，铺着待染的坯绸，有蒸箱，水洗和调整的设备。这25家小工场组合成一个集体，要使用公共的设备时，分别交费。这样小场大的有二十多人，小的只有两个人。每年他们搞一个展销会，在会上商店前来定货。一般是来料加工。小工场主人自负盈亏，他可以付工资雇工。

我们去访问了一家著名的友禅大师，是个日本人所说的“人间国宝”，就是高级艺术家。这次参加我们友好访日的张君秋同志，日本人就称他为人间国宝。我们所访问的那位友禅大师，在1927年从师学艺，经过10年的学徒生活才出师，独立门户。在这学习过程中很多人半途被淘汰了。据他说同学有50多人，成才的只有7人。各个艺人都各有专长，自成一格。我们所访问的那一位是擅长古典人物描绘。当他观看了中国京剧，就设计了多幅描画，其中有一幅是手持孙悟空面具的演员，惟妙惟肖，确是珍品。这些传统艺术家还是有长子继承的家法。这位艺人的儿子虽则继承了友禅家业，但是却擅长花卉设计。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传父亲的专长。他说他们有“易子而教”的习惯，那就是他不直接从父亲学艺，而是向父亲的师兄弟学艺的。据说原因是学艺必须严格，和亲子关系是有矛盾的。我真想不到在日本还在实行我国古代的传统。

能登三日，真像一瞬。顺着记忆，纵笔杂记，不讲章法，仅作茶余谈屑。

1985年2月10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