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采访 黄咏梅 羊城晚报记者

2003.2


问:我在大学里接触你的作品,第一个感觉就是:不美,诡异,不像女人写的。事实证明,我在接触一些文学界的人,谈到你的作品,比较有感觉的几乎都是男性作家,女性读者不太容易欣赏你的东西。她们认为你是个性写作而不是女性写作,你觉得两者应该有界限吗?

答: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即,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女人。是如今泛滥于文坛上的传统的“小女人”吗?如果是,我当然完全不像她们。女人有各种各样的,我认为真正的新女性尚未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也许我的作品是一个前奏吧。我愿这样想。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只有彻底的个性写作才能把女性写作进行到底。我在我的长篇《五香街》里对这一点描写得很透彻,那篇作品是彻底个性的,因此也是女性的。我的美国翻译说,只有中国女性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而她也是一位女性。这就是欣赏能力的问题了。只有那些真正的现代女性和想成为现代女性的人才会欣赏残雪。我对女性写作是这样理解的:它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反动,它的目标是彻底的个性化。中国女性在数量上确实倾向于传统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改革解放了多少妇女呢?不管怎样,我要在艺术中大声呐喊,奋力张扬,告诉人们现代美究竟是什么。我这样做是出于我的天性。

问:我个人比较喜欢你的《黑色的舞蹈》,写一个老太太企图改变习惯的生活,却对新生活恐惧和困惑,直至后来也将新生活过成了旧生活,结论是生活的新旧形式原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当折腾着领悟了这一点,生命的意义也就丧失了。里边有很强烈的悲观色彩,我觉得你许多小说都有这些成分,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

答:关于一个叫“述遗”的女人的中篇系列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曾发表于《大家》《花城》等杂志,却并没有几个人评论。但我知道有一些读者非常喜欢。我的那个老太太是一个老艺术家,她用惊人的,几乎不可思议的毅力战胜了自己的肉体,在属于她一个人的阴沉的天堂里住了下来,用既不脱离世俗,又坚决同世俗划清界限的艺术生活方式同死亡抗争。为什么要悲观呢?在对人性的看法上,残雪的小说一点也不悲观,这在作品中已经体现,只是看到这个层次的读者还不多罢了。

问:我认为你的小说理性成分很多,文学创作中理性光芒如果没有任何遮蔽,会不会对作品本身是一种伤害?

答: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地方回答过,可见是一种流行的看法。这样的看法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的误读。我们往往将陈腐的常识,约定俗成的规则当作理性,而这个东西是相对不变的。当我们说某人的作品“理性”时,实际上是说他在写作时观念先行。对于现代艺术来说,理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理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艺术。理性是一种压榨,为促使写作者的生命力爆发;理性又是一种观照,在微妙的氛围里怂恿着感觉的肆意横行。一些层次不太高的读者认为我是乱写,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给他纸和笔,让他也来乱写试试看。为什么一般人不能像我这样“乱写”呢?这里有一个生命力和理性的问题,必须两者都达到一定的强度,相互间的关系是制约与突破的关系。你光有一点蛮力,缺乏崇高的理性,作品就难以上档次,只有对于自我的冷酷制裁才会导致一场力的拼死爆发,从而让想象插上翅膀。我的创作是潜意识的创作,潜意识的领域里理性大有用武之地,它凭空挑起事端,让艺术的场景不断涌现。几乎每一次,作为主体的我都无法预测笔下的风景,而越难以预测,写作就越成功。经验早就告诉了我这个诀窍。也有一些作品差一点,那是用力不够,制裁不严密。我的文学方式清楚地凸现出理性在艺术中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不是观念先行,而是相反,让感觉的浪潮在制约下汹涌。我发现,我们的文学界从未这样认识过这个根本问题。而我,是通过阅读西方经典文学发现这个创造的原理的。在日常中,当我脑海空空的时候,就会有奇异的欲望蠢蠢欲动。脑海空空就是那种强制的状态,也是天赋吧。然后,魔鬼就要起义了,将重封密锁的镇压彻底冲破。

问:有人说要读懂残雪就必须先读懂卡夫卡、博尔赫斯、鲁迅等,这令人感到很“玄”。而你曾经说过,有那么一类文学家的作品一开始并不属于大众,也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审美的满足,但他们的影响却是震撼灵魂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的,据我所知,你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出第一本书,一直在小众之内被接受,直到二〇〇〇年所谓的“残雪年”,才被更多的读者理解。你就是那一类作家吗?你怎么看待作家与读者的接受关系?

答:我本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先后。只要具有那种气质,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作品吸引,尽可以一鼓作气地去读。人是很难知道自己的潜力的,现代阅读是提供场地,让人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潜力,做一回艺术家。我之所以鼓吹艺术,因为我觉得艺术最符合人性。我当然是小众作家,“那一类”作家,现在我看到自己的读者在增加,心里觉得很鼓舞。有时我对外国人说,中国的青年读者了不起!如上所说,我认为在现代艺术中,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是共谋的关系,你必须参加创造,作品才会在作者和你之间成立。不然的话,作品是未完成的,你还是你,完全不相干。所以这也是一种有难度的阅读。为了扩大我的读者群,我写了一系列的经典文学的评论,今年已经出版的是《地狱中的独行者——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悲剧》,即将出版的是:《置身绝境的操练——读“神曲”》。另外我还出版了评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专著。问:你一直喜欢强调“精神层次”,并认为纯文学就是对精神层次进行层层描述,而张承志、张炜等也一度以精神立场的坚守者著称,你认为在这个多元化阅读、多元化写作的背景下,纯文学真的可以以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存在吗?

答:当然可以啦,纯文学已经在西方存在几千年了嘛。不能因为我们先前没有,就说人家有的东西也要灭亡,文学界最好明智一点嘛。纯文学在我们这里刚刚起步,势头不错,为什么要悲观呢?现在该悲观的是日本这样的国家,他们看不到一点希望。还有美国,创作上也差得很。不过他们都有很厉害的读者。我强调的精神层次是一个事实,它存在于先辈文学家的作品里,要追求精神独立就要探讨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是巨大的研究对象。

问:我听到过马悦然列举他所喜欢的中国作家,其中就有你,而你的作品也是被翻译到西方国家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个人认为这与你作品注重哲学色彩有关,因为西方人一贯比较习惯哲思。你的看法呢?据说能被马悦然看上的华文作家,有望角逐诺贝尔,你有这样的愿望吗?

答:你是对的,我们这里的确远离哲学。不过我是通过艺术创造本身来做到这一点的。任何纯文学,都与哲学具有同样境界吧,应该是这样。国内太注重诺贝尔了,那不过是一个文学奖,据我所知,别国的文学界并不像我们这样关心。我最看重的是我一九八六年得的一个“北大青年艺术节创作一等奖”。那个年代,得这种奖,真不简单。后来我还得过一个民间“时就文学奖”,印象深刻。官方的没有得过。

问:你一直被认为是先锋作家,不仅是思想上的先锋,还是形式上的先锋,最近你的新作《五香街》因为大胆揭露了中国各层次的“性心理”而被炒得沸沸扬扬,可以谈谈它的真实意旨吗?它是否代表了你接下来的创作方向?

答:《五香街》并不是刚写的新作,只不过是第一次全文出版。作品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不就是存在于各种层次读者的理解之中吗?最深的层次当然最接近写作者的自我。我很高兴沸沸扬扬,有议论,有争论,就会向深入发展。我的所有作品都是一个方向,但方法确实有不同。这一篇的不同要大一点,大概因为我那时还年轻,写得特别快吧。它不像后来的作品那样老谋深算,极度复杂,而是比较单纯,有冲力。青春不再,但我现阶段的作品还处于上升期,我属于少数耐力极好的类型。

问:最后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从长沙移居北京,是出于创作需要吗?不少人认为搞文化必须到北京。

答:我移居北京是因为在长沙活不下去了。我已经有十几年饱受潮湿过敏疾病的折磨。过去因为钱太少,只好在那边挨一天算一天。现在借了点钱,才勉强凑起买了这个房。对于我来说,哪里都可以搞文学。搬家之后,身体好多了,写得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