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

在描述卡比利苦难的总体情况之前，重新回顾一下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顺着那条饥馑的脉络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我想对造成这种苦难的经济原因说几句话。这些原因是一系列的：卡比利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地区，其消费高于出产能力。整个山区内，聚居着大量居民，其中某些市镇，诸如居尔居拉，其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二百四十七人，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达到这个密度。法国人口平均密度仅每平方公里七十一人。此外，卡比利人，其主要消费资料是粮食，如小麦、大麦、黍类等，以此做成面饼，或古斯古斯。而卡比利地区的土地又不出产粮食，本地出产的粮食仅占本地居民消费的八分之一。而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粮食就只有花钱购买。在一个地区，其工业生产少到几乎等于零时，它便只能附属于粮食生产的加工行业。

卡比利又是一个林业区。其两大支柱产业是无花果和油橄榄。在一些地方，其无花果则刚够本地区消费。至于油橄榄，其出产量要以年份而定，有的年份不足本地所需，有的年份则又出产过剩。那么，依据目前的出产状况，怎样来调节这个地区常常处于饥馑状态的居民所需呢？小麦生产管理局，则把小麦的价格予以提高，但无论是无花果还是油橄榄，其价格均未能提高。于是卡比利人，这个小麦的主要消费者，便在自己的土地上很不心甘情愿地花大价钱，为填饱肚皮来买小麦。

在这种艰难形势下，卡比利人也便像所有贫困和人口过剩国家的人民一样，由外地移民予以资助，这是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仅指出，这种种现象在经济繁荣时期估计一个月可以有四千到五万人。仅蒂兹-乌祝一个区，以汇票形式汇来的钱数便达四千万法郎，而弗尔-纳肖纳尔镇，一天便可达一百万法郎。这一大笔资金在1926年前后便是可以弥补卡比利的经济亏空。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该地区正是经济繁荣时期，卡比利人以其顽强精神和自己的劳动，战胜了自己家园的贫困。

但由于经济危机，法国的劳动力市场紧缩，卡比利的工人便被排挤出去，并对移民设下了种种障碍，1935年便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规定了各种名目的繁琐入境手续，使得想进入法国的卡比利人，愈来愈觉得只能待在自己的山区而无法出门了。为返回自己的祖国，须交出一百六十个法郎的费用。数不清的行政障碍，并且还强行立了一种奇怪的规定，即必须交齐移民所欠的税款。其名目也同样奇怪，移民处于冻结阶段。只举一个数字就够了，米什莱镇的移民一次便交了在经济繁荣时期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法郎。

这一形势的急转直下，便把卡比利引向了灾难。必须花高价购小麦，而卡比利的农民却不能从中获利，因为他们的产品是被以低价收购的。从此他们只好花钱买小麦，并以他们孩子的劳动来躲过饥馑。他们同时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于是便失去了摆脱饥饿的手段，其结果也正是我亲眼所见，并乐于用极少的笔墨来加以描绘，并希望多少对此能有所体会那种困苦和荒唐。

一份官方报告指出，估计有百分之四十的卡比利家庭，目前年收入低于一千法郎，也就是说（请大家认真想一想）每月收入不足一百法郎。同一报告估计，仅有百分之五的家庭，每月收入为五百法郎。如果再告诉您，卡比利农民每一个家庭，其成员最少为五至六人时，您便会立刻产生一个想法，即这些农民过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困苦生活。我相信可以这样说，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民要靠吃野草或草根度日，其他那些人，则必须依靠官方以赈济粮食的方式过日子。

例如在波尔基-莫纳依埃尔镇，全镇有两万七千人，其中有一万人过着贫困生活，仅有一千人左右能够维持温饱生活。在我到达这个镇上的那一天，正值官方救济粮食，我就看到差不多有五百个极其贫困的人在那里耐心地等着分发给他们的那一份口粮，也不过是几公升小麦而已。也正是那一天，有人让我去赈济现场，看看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场面：有一位弯腰曲背的老妇，体重只有二十五公斤。每个贫民可以领到十公斤左右的小麦。在波尔基-莫纳依埃尔镇，这种赈济每月都有，其他地方则每三个月一次。但是每一个八口人的家庭要维持仅仅一个月的口粮，就需一百二十公斤小麦。有人告诉我，我所见到的那些穷苦人家，就要用领到的十公斤小麦，维持他们一个月的生活，其余不足部分只有以草根和一些菊科植物的茎当粮食充饥。这种东西，卡比利人以苦涩的讽刺口吻称其为驴子的长生花。

在蒂兹-乌祝，其分发粮食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些妇女要赶三十或四十公里的路，前来领取口粮以维持这种悲惨的生活，当地的牧师也一定要参加这种赈济，主要是为那些可怜的妇女在夜间提供一个栖身的场所。

以上所说并非是这些令人害怕的悲惨景象的唯一证据。例如在蒂兹-乌祝的“部落”里，小麦则变成了奢侈品，只有家境最好的人家，才能吃上小麦和黍类的混合食品。有时候，贫苦人家得花上二十个法郎买一公担橡果——一种野生植物的果子，当饭吃。在这些部落里，穷苦人家一顿饭的食谱，一般是一张大麦饼、一盆野菊茎做的汤和一些野锦葵的根。再在这种汤里放一点儿油，就算不错了，但如果上一年油橄榄歉收，那么今年就没有油吃。这样一个食谱在卡比利几乎每家都能见到，没有一个村落是例外的。

一天清早，我在蒂兹-乌祝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正在和卡比利的野狗抢一个垃圾箱里的东西。一位卡比利人回答我问题时说：“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另一位当地居民对我说，冬天，在村子里吃不饱，晚上也没有东西盖，于是便发明了一种可以使自己入睡的方法。他们大家围成一个圈，在中间燃起一堆木柴，并且不时地挪动地方以便活动一下关节，整个夜间在那间简陋的茅草房里，便形成了一个由人的身体躺在地下构成的圆圈，并且不断地转动。这样可能还不够，因为森林法规定，不准这些贫苦的人到有森林的地方砍木柴。……每逢星期二专区的区长便用自己的钱，请五十名卡比利儿童吃一顿饭，请他们喝汤、吃面包。有时吃过饭后，他们便在那里等待着分发粮食，因为每到月底便分发一次。白人修女和一位名叫罗兰的牧师也对这些慈善事业提供资助。

有人会对我说：“这是一些特殊情况……正碰上危机，还有一些其他情况。再说，那些数字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老实说，对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我无法理解。说统计数字不说明什么问题，好，我同意，但是，如果我要说我曾经到过阿朱札的一个村庄，在那里我见到一位居民，他家一共有十个孩子，只有两个活下来了。这可根本谈不上什么统计数字或者是什么故意摆样子，但却是一件十分明显的、很能令人深思的事实。我同样也无需指出，在弗尔-纳肖纳尔镇附近的学校里，有多少名学生因饥饿而昏厥过去。我只需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即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而如果对这些苦难中人不实行救助的话，这种事还会发生。我同样只需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即在塔亚姆-阿赫的学校里，那里的教师在去年十月份曾经见到一些学生赤条条地来到学校而且满头都是虱子。他们给这些孩子穿上衣服，并用理发推子把头发全部剪光。我依然是只需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即在阿朱札，到中午十一点下课时，学生一般都不回家吃午饭，因为他们居住的村庄离学校很远，在校吃午饭的学生中，六十人里只有一人能吃上面饼，其余的人则拿一头洋葱或几个无花果充当午饭。

在费尔-纳肖纳尔镇分发粮食时，我见到一个孩子，肩上扛着一小袋刚刚发给他的大麦，我便问他道：

——给你发这些东西，几天一次？

——十五天。

——你们家有几口人？

——五口。

——你们就只吃这些吗？

——嗯。

——你们没有无花果？

——没有。

——你们吃的饼里放油吗？

——不放。放水。

随后，他便带着对我不信任的目光走了。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如果我再向我的笔记本上看一眼的话，所见到的令人愤慨的事实比这要多出两倍。我对把这些事实都公之于众也并不抱什么希望，然而还是应该全部讲出来为好。

今天，我想我这次对一个地区的居民的苦难和饥饿的走马看花式的报道，就此打住。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得到，这里的苦难并非我们思考的一种模式，也不是思考的主题。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在呼喊，它在失望，我想再说一遍，我们为此做了些什么？我们有权利对此不闻不问吗？我不知道这种苦难是否会被理解。但我只知道，在访问了蒂兹-乌祝的那个“部落”回来时，我同卡比利的一位朋友登上了可以鸟瞰该城的一片高地，在那里我们长时间地用眼睛看着夜幕慢慢地降临。在那个黑暗正从山顶上向这片灿烂光明的土地上降临的时刻，它同时也带给最冷酷的人心头的一阵松弛。但我却也明白，在山谷的那边，那些正在围着一块劣质大麦做成的面饼吃饭的人心中，并不平静。我也同样明白，沉醉于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崇高夜晚，会有一丝温馨，然而这种苦难恰如我们面前的红灯，它是一个禁令，禁止通向人间的一切美景。

“我们下去吧，好吗？”我那位同伴对我说。

匮乏（续）

在蒂兹-乌祝地区走了一遍之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城里的大街上散步，我向陪同我的一位朋友说，是不是“到处都是这样”，他回答我说，我还会看到更差一些的地方。说完我们便去看了当地的村庄，在这里，小店的照明条件很差。暗淡的光亮照着黑暗的街道，其中不时传来音乐和歌曲，铁锤的敲打声和人的说话声混杂在一起。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更差一些的地方。

我的确知道，野菊藤构成了卡比利粮食的一个基础。随后我对此又在各处作了观察。但我所不知道的是，上一年在阿博地区，有五名卡比利小孩因吃了一种毒草根而死亡。我还知道，所分发的粮食，不足以维持卡比利人的生命。但我所不知道的是，这种粮食分发工作还能使他们死于非命。就是那年冬天，有四名老年妇女，从遥远的乡村部落一直跋涉到米什莱去领取分发的大麦，在回去的路上竟死在雪地里。

到处都几乎一样。在阿德尼，有一百零六名农校学习的学生，只有四十人能够吃饱。即使在村庄里，失业人员也随处可见，但分发粮食的机会却很少。在米什莱镇辖区的所有部落，差不多每个部落平均有五百名失业者。在那些最贫困的部落，如阿克毕尔、阿伊-亚伊亚、阿比-约瑟夫等地，其失业人员的比例还要高。在这个镇上，就有四千名壮年男子失业。在阿兹鲁-克拉尔的学校里，一百一十名学生中，就有三十五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在马约，据估计，居民中贫困户占五分之四。但在那里，却每三个月才发一次粮食，在乌阿迪亚斯，七千五百个居民，有三千名处于赤贫状态。在斯迪-亚赫，百分之六十的居民是贫困户。在艾尔-费雷村，有人把一些家庭指给我们看，这些家庭经常两三天吃不上饭。这个村庄里大部分家庭除了日常吃草根和麦饼外，还得到树林中打松子以补不足。但这一做法又常使他们吃官司，因为森林法和森林看守员对这种事是不讲情面的。

以上罗列的这些事实倘若还不足以服人的话，那么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在艾尔-克苏镇，有二千五百名卡比利人，其中就有两千人处于贫困状态，农业工人每天所带的食品，仅只是四分之一个大麦饼和一小瓶油，这就是一天的口粮。所有的家庭，除了吃草根和野草，还须加上荨麻子。把这种荨麻子放在锅里煮上几个小时，便可以成为穷人的补充食物了。在阿札加附近，有许多部落都是如此。在戴丽斯附近的村庄，可以说是最贫困的了。特别是本尼-斯莱姆村，贫困户占百分之九十六，这个比例叫人难以置信，这个村子的土地贫瘠，什么都不生长，居民逐日减少，都到山里找些倒伏的树木用以烧炭，然后便伺机到戴丽斯去卖。我之所以说“伺机”，是因为他们没有专卖许可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的炭和驮炭的驴子是要被没收的。本尼-斯莱姆村的居民，一般都在夜里去戴丽斯，但乡村警察也在夜间出巡，被抓住后，驴子便被送往牲畜待领场去。人被处以罚款不说，还要交驴子的保管费。如果不能交款，便被送进监狱，然而在那里倒不错，至少可以有饭吃。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说，卖炭这个营生，养活着整个本尼-斯莱姆村，这绝非讽刺。

除了这些事实之外，我还能补充些什么呢？大家好好读一读这些材料吧，如果觉得这些东西很正常，那就请您把道理讲出来，如果您觉得很使人愤慨，那就需要行动，但倘若您觉得不可信，那就请您到实地去看一看。

对于这样一种贫困现象，我们该下些什么药呢？我会立即回答：只有一种药，那就是赈济。一方面发放粮食，另一方面，用这些粮食和救济现金，创造一种名为“赈济工地”的形式。

关于粮食的分发，我只简单地说一下，经验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是荒唐的。对于一个有四至五个孩子的家庭，每两个月或三个月发给他们十二公斤粮食，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每年用去几百万公斤粮食，但这几百万公斤却没有一点儿出息。我不认为这种赈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但在某种情况下，也确是毫无意义，那就不如改行一种有建设性的社会政策。

此外，还必须指出，对这些分发对象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当地行政官员任意决定，或由镇参议员决定，但镇议员又不能独立决定这一切。在蒂兹-乌祝，就曾宣布，上一届的镇议会普选就是同分发粮食同时进行的。如果这事是真的话，也不是我应该参与的事，但既然有这种说法，就说明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另外，我还了解到，在伊塞尔就发生过拒绝把粮食发给那些曾投票赞成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人。还有，几乎在整个卡比利对分发的小麦的质量都有怨言。这些粮食，可能有一部分是国家粮食的存粮，但另一部分却是用的军队库存的余粮。其结果便是，比如在米什莱，分发的大麦其苦涩变质到连牲畜都不吃。有些卡比利人就曾对我说，有时他们甚至非常羡慕宪兵队里的马，因为这些马匹，至少还有个兽医负责检查它们的饲料是否可用。

为减少失业人数，许多市镇都组建了“赈济工地”，在那里，贫穷者从事一些公益劳动，作为报酬，他们每天可以领到八到十个法郎的工资，一半以粮食、一半以现金方式发给。比如弗尔-纳肖纳尔镇、米什莱镇、马约镇和波尔-盖东镇，就都组织了这种工地。这一形式有其优点：它保护了贫困者的自尊心。但也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所有的市镇把所有应分发的粮食都用在这一项目上，那么残疾人就无法救济了，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劳动。此外，由于场地有限，贫困者参加劳动则采取流动方式，能参加两天劳动的卡比利人可以到最优惠的地方去劳动。在蒂兹-乌祝每四十天里可以劳动四天，就能领到二十公斤的小麦。

最后，一件实事已经变成普遍现象，但却有极其强烈的反对它的呼声，对此我不应该保持沉默。在所有的市镇里，只有波尔-盖东除外，贫困者所欠的税款（因为他们常常是不交纳税款）则全部由他们所得工资的现金中扣除，对这种残酷的做法，实在找不出更严厉的词汇来形容它。如果这种赈济工地是用来帮助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穷人维持其生存的，它们就应对此找出一个辩护理由，可能这理由很可笑，但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这些工地是为了让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来劳动而任其继续忍饥挨饿的话，那么这些工地就已构成了对苦难者们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残酷的剥削。

我无意完成这幅物质匮乏到极点的图画，只想指出，这种苦难对于这个民族的不幸来说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极限。这一切是显得那么非比寻常，而且还有更不幸的时刻，因为夏季过去，便会有冬季的到来。在夏季自然条件对这些苦难者是有利的，天气不冷，适合驴子走的山路也比较好走，有两个月的时间还可以采集一种可食的野菊科植物，根茎类野生植物也非常丰富，有些东西可以生食。今天，我们认为苦不堪言的时刻，而对卡比利的农民来说，却是值得庆幸的时刻。然而，一旦大雪覆盖了大地，封住了道路，断绝了交通，严寒肆意摧残着那副缺乏营养的身躯，简陋的茅屋也无法居住了，这个时节，对于这里的人民来说，便是一个漫长的难以描述的灾难时刻的开始。

为此，在涉及这个灾难的卡比利其他方面情况之前，我愿意对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所熟知的某些说法予以批驳，这些说法主要是关于卡比利人的“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无非是为当前的情况寻找托词。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说法更为卑鄙的缘故。比如竟有人卑鄙地说，这个民族可以让他们在任何环境中生存，甚至连阿尔贝特·勒布伦先生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每月给他两百个法郎作生活费，他可能在桥洞里生活，可能吃任何肮脏的东西，甚至可能吃垃圾箱里的面包皮。在人类对生活的眷恋中，有某种东西比世界上任何苦难更为强烈。因此，说这个民族所需要的与我们不同，这种说法是卑鄙的。如果说他们从前没有这些东西，那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可以为他们创造。看到一个民族品德如何为其堕落辩护，以及像卡比利农民那种有口皆碑的朴实品性如何为使他们忍饥挨饿的生活合法化而争辩，那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不，看事情不能这样看，我们也不能这样看。因为所有固定的想法和所有的偏见，如果把它们强加于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上成年人不堪饥饿，孩子们因牛马都不如的食物而不断夭亡，那么这些偏见和固定的想法，都将变得使人憎恨。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和一个民族并肩前行，这个民族的生活却落后了三个世纪，而我们却是对这样一个惊人的差距唯一无动于衷的人。

工资

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要摆脱这种困境，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劳动。这是最基本的道理，请原谅我在这里又重复了一遍。然而卡比利的目前情况证明，这个基本道理尚没有像它所表明的那样已受到普遍的重视。先前我曾经讲过，卡比利成年人尚有一半失业人口，而四分之三的人则患营养不良。这种不协调的比例，绝非夸大其词的结果。这只是证明了尚未失业的人的劳动并不足以养活自己。有人对我说，工资太低了，还有人对我说，工作日超过了法定的时间。我还知道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差不多快超过法定时间的一倍了。我也不想在这里提高嗓门儿大声喊叫，但我不能不说的是，卡比利的劳动条例是奴隶制的劳动条例。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其他名目来称呼这样的条例。该条例规定，工人一天劳动十到十二个小时，而其平均工资则只有六到十个法郎。

我仅在此提供一下各地区的工人工资情况，对此不加任何评论。但我愿事先说明，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工资发放情况太过不正常的话，我可以向您担保那是不会错的。我眼前就摆着一些波尔基-莫纳依埃尔地区、沙巴泰-特拉科勒辖区农业工人的调查卡，上面有半个月工作情况的记录，有工人的姓名、工号和议定的报酬情况。一张卡片上写的工资是八法郎，另一张是七法郎，最后一张写的是六法郎。在考勤记录栏内，我看到那位拿六法郎的工人，在半个月内工作时间是四天，不知大家是否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

即使是这位工人一个月劳动二十五天，他也只不过能拿到一百五十法郎的工资，就这么多的工资，他必须提供一个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三十天的口粮。这或许可以缓解人们不满的情绪，但我却要问，读过我这篇文章的读者里，有几个人能以这样的收入维持其生活？

在涉及另外一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详细介绍一下。我刚才已经提供了波尔基-莫纳依埃尔地区工人平均工资的情况。现在再补充一下：特拉科勒农场的汽笛，在那个季节里不断地鸣叫，四点一次，十一点一次，十二点一次，十九点一次，加起来劳动时间共为十四个小时，村里的工人工资为每天九法郎，经过镇议会议员们激烈的抗议，才增加到十法郎。在蒂兹-乌祝，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平均工资为七法郎。镇公务员的工资平均一天为十二法郎。

该区的农场主们还雇用妇女在田间除草，以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她们得到的工资仅为三法郎五十个苏。在弗尔-纳肖纳尔，农场主们给他们工人的工资一天为六到七个法郎，而妇女仅为四个法郎一天，此外会发给她们一些麦饼。镇公务员一天的工资为九、十或十一个法郎。

在基马阿-沙里基地区，那里是比较富裕的地区，男人十五个小时的工作可以得到八到十个法郎，妇女是五个法郎。米什莱附近，农业工人平均工资为十小时劳动拿五个法郎，外加每天管饭。镇公务员为每天十一到十二法郎，但却不通知当事人便直接扣除拖欠的税款。这种扣除的税款，有时竟达到全部的工资数。一般平均每十五天四十法郎。

在乌迪亚，农业工资为六到八法郎。摘油橄榄的妇女，其工资为三到五法郎。镇区工人为十到十一法郎，其中也要扣除所欠税款。

在马约地区，一个不限时间的工作日，男工人可拿九到十法郎。如果是摘油橄榄，该区也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工资标准，为每公担油橄榄八法郎。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可以平均摘两公担油橄榄，那么该家庭每个人每天可收入四法郎。

在斯迪-阿依什区，工资为六法郎。外加麦饼和无花果。当地一个农业公司，对它的工人每天发七法郎工资不管饭。另外还有合同制，每年一千法郎，外加伙食。

在艾尔-克索平原地区，那是个殖民区，那里男人可以拿到十法郎，女人五法郎，孩子被雇来修剪葡萄树，可拿三法郎。最后，是戴丽斯到波尔-盖东那一片地区，那里的工资是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可以拿到六至十法郎。我再提两件事，便可以结束这些使人讨厌的数字了。首先是，那些工人从没有反抗行动。只在1936年，在波尼-叶尼，工人们忙于修造一条公路，他们每天只能拿到五法郎，于是便举行了罢工，他们得到了一本记载工作量的本子，上面规定他们的工资是十法郎，这些工人并非工会会员。

最后我要指出，那个无法辩解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由于卡比利的工人都居住得离工地很远，这就使得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更长了。有些工人往返要走十多公里路程。晚上要到十点钟才能到家，第二天清晨三点钟就得起身上工，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许有人会问我，是谁强制他们非要回家去住不可呢？我只能回答说，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迫切愿望，即想在自己家人中间尽情地享受那么一段充分放松的时刻，在那种时间里，既有他们自己的欢乐，也可处理一下他们所操心的事情。

在波尼-叶尼，由于正赶上实施许多大型工程这一时机，在那里，失业者便大大地减少了。而且工人们一天劳动的报酬是二十二法郎，这一事实证明，剥削乃是造成低工资的唯一原因。至于其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当地的殖民者借口说，卡比利的工人经常流动，因此对他们实行的是所谓“临时”工资。但在卡比利，现时所有的工资都是这种“临时”工资。可见这种拙劣的解释下面，掩盖着的是不可告人的利害关系。至于那种认为当地人劳动力低下的流行看法，我想对此要予以澄清，因为这种看法的理由，是来自于那些殖民者对这一地区苦难人民的一种普遍蔑视，而这种蔑视，在我眼里恰好宣判的是宣扬这种看法的那些人，我可以宣称，那种认为卡比利工人工作效率不高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些逼迫他们的工头，就会改变态度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个工地上，身体虚弱的工人们，甚至连镐头都举不起来，这也是事实。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吃饭的缘故。在这里，有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卑鄙的逻辑，即他们希望一个人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饭吃，因此，就可以少付给他工资，因为他们没有力量。

在这方面是没有出路的。这并非是发放粮食，可以使卡比利人免于挨饿，这乃是要消灭失业和监督工资的发放。这个工作，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明天就着手做起。

我今天又听到说，殖民者为向当地人民表示关心，将要对当地的老战士予以奖励，即向他们颁发一枚奖章。我是否可以说，我写这件事不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而是带着某种悲哀的心情呢？当然，对一个人的勇敢和忠诚给予奖励，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然而，今天在卡比利不正有许多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他们过去不也是战斗过吗？我心中暗想，当这些人向他们饿得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展示出那块证明他们忠诚的金属牌子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表情？

教育

卡比利人的渴望学习，以及对学习的兴趣，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卡比利人除了其在天性上的爱好和在实践上的聪明外，他们很快便懂得了，学校在使他们自身获得自由解放方面能起什么作用。当前，在许多村庄里，你都可看到村民们辟出一块地方，自愿出钱或出劳动力为自己造一所学校，这种事实并不鲜见，然而有些地方半途而废的事也并不鲜见。这件工作不仅对男孩子们有利，在卡比利各个居民点，凡我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不向我提出他们迫切等待着能有招收女孩子的学校。如今在这些学校中拒收学生的已不止一所。

另外，这也是卡比利在教育方面普遍存在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地区缺少学校，然而却不缺少教育经费。对这种反常现象，稍后我将加以说明。如果不把近期才建造的十余所规模宏大的学校算在内的话，那么卡比利目前存在的学校大部分都是建立在1892年前后，即阿尔及利亚的财经预算要依靠其宗主国的时代。

1892年到1912年，学校的兴建处于全面停止时期。在当时，按照若里让-玛丽的规划，将拨出五千法郎兴建一大批学校，甚至当时的总督吕托，在1914年2月7日曾郑重宣布，每年要在阿尔及利亚开办六十二个班级和二十二所学校。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一半的话，那么，今天仍然处于无学可上的九十万当地儿童早已受到教育了。

鉴于我并没有深入探究的一些原因，这一官方计划并没有得到执行。其结果便是出现了下面这个统计数字：在卡比利够入学年龄的儿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享受到学校教育。

这是否说，殖民主义者在这方面就什么也没做呢？问题是复杂的。勒波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花在当地教育上的经费有数百万法郎之多，然而据我比较详细的调查，其结果不容置疑地表明，那情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明确地说，必须相信，那数百万法郎的经费用得很不得当。这也正是我打算加以说明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先看一看具体情况吧。

经济中心和旅游区都受到了影响，很不景气，那是意料中的事。但我们在本文中所关心的乃是卡比利的人民和村镇的命运。但可以指出的是，在蒂兹-乌祝有一所漂亮的当地人学校，可以容纳六百人就学，但每年都拒绝五百名学生入学。

在乌玛鲁的一所学校里，据我所见，那里的教师在十月份每班都不得不拒收十几名学生入学。即使这样，这些班级已经超额六十到八十名学生了。

在波尼-杜阿拉，我们惊奇地看到，一个班级竟有八十六名学生，教室里所有的空间都坐满了学生，有坐在凳子夹空里的，有坐在讲台边上的，还有几个索性站在边上。在基马阿-沙里基，有一所漂亮的学校满员是二百五十人，在十月份就拒绝了五十多名学生入学。在阿德龙的学校，法定人数是一百零六人，除十三岁的学生不准入学外，又退回十余名学生。

在米什莱附近，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那里的情况更令人受教益。比如，阿各达勒村有一万一千名居民，只有一所有两个班级的学校，依托马克村有一万名村民，竟一所学校也没有。在波尼-乌阿西夫镇，阿杜拉马那学校刚把一百余名学生拒之门外。

阿依-阿克地区，有一个名叫“老市场”的村庄，十月份有二百名申请入学的儿童，只收了十五名。

依克加诺村，有一万五千名居民，连一个班也没开。蒂兹里村，也有一万五千居民，只有开一个班的一所学校。伊阿加荠那村（有五千居民）没有学校。阿兹鲁-波沙尔村（六千居民）也没有学校。

在这个地区，据估计有百分之八十的孩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仅在这一个地区，就有近一万名儿童整天在泥塘里嬉戏。

谈到马约镇，我手头上有一本学校同村庄数和居民数相比较的详细账单。这虽然不是社会文学，我认为这样详细地列举也会使人感到厌烦。那么就粗略些，只便这样说也就够了：本地区差不多有三万人，只有九个班的学生，在戴丽斯地区的波龙-斯林村，其贫困状况我已有过介绍，该村有九千居民，连一个班级都没有。

至于女校，乃是殖民当局值得赞扬的创举，其办校历史并不长，但十个村庄，有九个没有女校，我们也无意去追究责任了。但必须指出的是，卡比利人要兴办这方面的教育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在一致呼吁要扩大这种女校。

再也没有比这一件事更激动人心的，即某些卡比利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已经单方面地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之间挖了一道深沟，他们中有一个对我说：“家庭已经不是一个空名或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社会框架。我们每天能感受到不能同我们的妻子共同分享一点儿彼此感情的痛苦，给我们办一些女校吧，不然的话，这一道裂口将会打乱卡比利人生活的平衡。”

这是否意味着在卡比利的教育事业上就什么也没做呢？恰恰相反，已经兴建的非常漂亮的学校，我看差不多有十余所了。每所学校耗资差不多都是七十万到一百万法郎。其中最豪华的，当属基马阿-沙里基、蒂兹-拉什、蒂兹-乌祝以及蒂利里等地的一些学校，然而这些学校在一般情况下都不能正常地招收学生，它们对当地群众的需要根本无法满足。

卡比利所建造的只是几个宫殿而已。然而它所需要的却是许许多多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的学校。我想，所有的教师和我一样，他们会说，用不着马赛克贴的美丽的墙壁，只需有一个舒适、有益于健康的居住条件也就够了。我也认为，他们是相当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正如他们每时每刻都用自己的行动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宁愿在生活十分艰苦而寂寞的穷乡僻壤里守着两个班的学生，也不要毫无用处的庭园、花草。

这种荒谬的政策，我在波尔-盖东的公路上看到了它的象征物。那是在穿越阿格力博那个卡比利最穷的地区时，我看到了唯一的一个漂亮的东西，它像大海一般的沉重，耸立在山口顶端的一个凹形缺口处。那里是一片长满野生植物和乳香黄连木的一无出息的满是山岩的土地，举目远望，杳无人迹。然而，富丽堂皇的阿格力博学校却矗立在那里，像一幅毫无用处的图画一样。

在此，我觉得要讲出我的全部想法，会是十分尴尬的。我不知道从我刚才讲的那些里，是否该相信这个卡比利，它认为：“你们看到了吗？就是要花最多的钱，建造尽可能少的教室。”我总认为，这些学校其实是为前来旅游参观的人或者是调查团而建的，它们同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毫不相干。

我认为，这样一种政策最应该受到谴责。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建造一所这种宫殿式的学校所需资金比造三所普通学校还要多，而且每年都有因资金超额使用而引起的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我曾经了解过建造一所包括两个年级和两所教员宿舍的现代化舒适的学校所需的资金数额。

这样一所学校所需资金为二十万法郎，而一所宫殿式的学校所用经费可以造三所这样的学校。我觉得对这种做法可以这样来比喻，即你花一千法郎买了一个玩具娃娃送给一个三天没吃上饭的孩子。

因此，卡比利人需要学校，和他们需要面包一样迫切。我还认为，这种教育制度应该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方面，我向卡比利民众提出来的问题得到了一致的同意。等到把欧洲教育制度同卡比利当地的教育制度相隔离的那种人为的障碍消除之日，卡比利的学校就会多起来了，等到两地人民为相互理解而坐在同一学校的凳子上，并开始互相熟悉起来时，卡比利的学校就会多起来了。

不错，我对教育的能力不抱幻想，然而那些以轻蔑的口气声称教育无用者，自己却是受过教育的人，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接受民族的同化，而且这个民族又是讲法语的人民，那就不应该一开始就把他们同周围人分开。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这个民族所要求的。我的看法是，到那个时候两个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将会开始。我之所以说“将会开始”，那是因为，这种了解目前尚未成为现实，正因如此，我们的一些错误政策才可以得到解释。要做到此，只需我们伸出真诚的手也就够了，而我本人也正是做的这个工作。要推倒隔离这两个民族的那堵大墙，那任务应该落在我们肩上。

政治前景

从现在起，我打算不冒充杰出的经济学家，而是从情理的角度，对我们所期望的卡比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前景作一瞻望。对这个地区的苦难，我已说了不少，但那仅仅局限于对这种苦难的描述，而没有同时表达出应该如何去做。

我同时也打算在这里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在这种急迫的形势下，关键在于赶紧动手去做，如果只是设想一些乌托邦式的什么体制，或空想一些虚幻的解决方案，那是不相宜的。因此，在这里将要提出的每一个建议，绝非出于大胆的冒险行为，而是已经在卡比利进行实验或者正在实验的经验之谈。因此，这里将要提出的一些意见，自然就不是空想出来的东西。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最近曾强调指出：在政策方面，是没有著作权的。在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为一个兄弟民族造福的尝试，这也是我们为自己规定的唯一任务。

必须从这个原则出发。如果说某些人能够改善卡比利人的现状，那么首先应该是卡比利人自己。有四分之三的卡比利人是生活在本地官员和非本地官员混合管理之下的。我不会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政治形式上打笔墨官司，因为那距离真正的民主尚远。由这种组织形式造成的滥用权力的现象，大家已经都说了。但在市镇的混合管理方面，今后由卡比利人自己在行政管理上加以验证还是可行的。

通过1937年4月27日的法令，一个开明的立法机构已经预见到把某些阿尔及利亚部落升格为镇级的可能性，并把这一工作委托给当地人去做，由一名主管监督行使。在阿拉伯地区和卡比利地区这一工作已取得了许多经验。如果这一尝试能够成功的话，那么由部落扩大为镇的工作便没有理由拖延。此外，那时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也将在卡比利推广，我也愿意看到这方面成功的工作。自1938年1月开始，在距费尔-纳肖纳尔几公里处的乌马鲁部落，在哈吉尔先生的主持下，部落改镇的工作已开始运作。由于哈吉尔先生的勤劳和工作能力，使我得以在实地看到了这个村的工作情况，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取得的成绩资料。乌马鲁这个部落包括十八个村，一千二百名居民，在部落的中心地建立了一个镇政府和几个附属机构。镇政府的职能同其他镇政府相同，但其优点是，它是为居民而设。这样，居民们有些公务手续要办理，便可省去长途跋涉之苦，仅1938年5月，该政府为它辖区居民就办了至少五百一十七件事。同年，它为五百一十五名卡比利人办了移民手续。

这个政府机关，通过选举选出一个十分精干的行政班子，都是卡比利人，而且以二十万法郎的极小预算，用一年半的时间使当地的这个政体存活下来，并且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而且卡比利人也是第一次参与了选举的监督工作，这一工作他们做得很认真，并开展了讨论，绝对不敷衍了事。他们觉得这种公益事业是十分可贵的，这当然很有道理。因此，对这些新鲜经验我们不应过于挑剔，哈吉尔先生提出的改进意见我认为是中肯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部落—镇政府选举是通过提名来选举它的镇长。但部落里尚保留着他们的部落长，并且还保留有监督他行使权力的行政主管。这样，这三位负责人的工作职能便一直很难协调得很好，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和规定其权限范围。

此外，部落—镇的工作也引起某些反对意见，对这些反对意见，我将继续探讨，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也值得研究。在最近的一次宣传攻势中，有人曾说，部落乃是一个人为的行政单位，很有可能会在部落—镇的范围内形成一些利益相反的村庄或实体云云。对此，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形不大可能会发生。但就是同一个宣传运动，就有人主张把上述的做法从部落过渡到村庄去。这种想法遭到了一致的反对。因为，一方面大多数村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例如，有些村庄，作为公共财产的只有一片白蜡树林或者一些无花果树。另一方面，卡比利的村庄，其数量太多了，很难设想把一些政体分得如此支离破碎，那样也很难对其实施监督。

再有就是把所有的村庄按其地理位置加以组合了。但在原来混合管理的镇级范围内，已做了划分，至今尚保留着那种分法，再重新划分势必造成行政管理的复杂化，而这又是必须极力避免的事。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暂缓执行目前的立法，并在已制定的行政管理范围内一成不变的原因吧。在这方面，我只有重述一下哈吉尔先生以惊人的远见卓识向我提出来的政治改进意见。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好的做法。该改进方案旨在在部落—镇一级范围内实现一种更加全面的民主，并且这种民主应建立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之上。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免利益的碰撞，哈吉尔先生认为，只需给这些利益各方代表以表达的机会也就够了。因此本方案建议，一方面，不再实行提名选举，而由各村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再由这些代表组成镇议会，由镇议会选出自己的议长。这样，一个部落内部各村之间的竞争就可避免了。另一方面，村庄内部的选举，按比例选举。每个村庄里八百人出一名代表，这样村庄内部的竞争也可以避免了。例如，在基马阿村，原来应出十名代表，现在就是二十名。最后，哈吉尔先生针对费尔-纳肖纳尔混合管理镇的各部落进行的镇级选举，以及针对混合管理镇共同的经济预算的投入情况，建议把这些收入在各部落间以人口多少进行按比例的分配。这样，在卡比利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联邦共和国，而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一个如此明智的观点，一个如此出众的思想，我觉得足资我们许多官方的民主机构加以效仿。总之，我在此已把这一方案原封不动地介绍出来，剩下的就是希望我们的行政部门加以妥善操作了。

如果乌马鲁的经验成功，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予推广。有许多部落正在等待着扩大为镇。例如在米什莱周围，就有那么一些部落都在等待，那里的条件比乌马鲁的甚至更好一些。这些部落有自己的市场，其收入很可观。如果行政当局有意使这一经验获得成功，那么，有些部落如芒格莱、乌阿西夫等也应该升格为镇。在这方面，有时候混合管理的镇，对那些有自己市场的部落升格为镇持反对态度。其借口为，这些部落的市场收入（有些市场每年可上交十五万法郎）应该属于镇所有。然而实际上有条件的部落也就是这几个。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部落—镇体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使得混合管理的镇失去其存在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只能牺牲后者。

我们同样也不应该在其他部落的改造中后退，比如乌阿迪阿，那里有许多麻烦事要处理。在乌阿迪阿的中心区，已经有一百多名法国选民，它的市场每年可以带来七万法郎的经济收入，它的税收为十万法郎。在那个地方，是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比如允许原籍是卡比利籍的法国公民享受当地公民的待遇等。

总之，这样一种开明的政策，开辟了一条使卡比利行政管理得以解放的道路。这种解放，在今天，实际上只要大家有这个意愿便可以实现。随之而来的，便会使这个不幸的地区大大提高其物质生活。我们今天为推行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这条路上犯了许多错误，带来许多失败。在扩大当地人的政治权利方面，我还不太了解有什么理论比人权法更加权威，但一具体到卡比利，这种理论就显得可笑了。因为是我们为了使卡比利阿拉伯化而实行由本地人管理并引进阿拉伯语时，把这个人权法强加给卡比利人的。时至今日，我们再反过来指责卡比利人执行了我们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那实在是太不知趣了。

祝愿卡比利的人民在走向更加独立、更加觉醒的道路上变得成熟起来。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在一天早晨，当我从乌马鲁回来同哈吉尔先生交谈时，便提出了这一看法，那时我们一起向前走着，当我们来到一个缺口处时，向外一看，便发现一个幅员辽阔的部落展现在地平线上。于是我的伙伴便向我一个个讲出各个村庄的名字，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讲述村庄如何把各种利害关系强加在他们头上，如何强迫居民参加送殡的行列，以便使穷人也仿效富人的做法。……站在这一片广阔的景色前，我们见到清晨的太阳一下子便从地平线下跳了出来，使得这个缺口变得霞光万道，令人目眩，远处的树林似笼罩在一层水汽中，大地在阳光照射下，也是雾气蒸腾。我终于明白了，有什么样的纽带可以把这些人民联结在一起，又是什么样的东西使得他们和自己的土地牢固地联系起来。我同时也明白了，只需那么少的一点点东西，便可以使他们满意而和谐地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么我何以对那种管理他们生活的愿望、那种使他们深刻地成为自己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愿望毫不明白呢？何以对为使他们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有觉悟的人的愿望毫不明白呢？有了这种愿望，在他们当中，我们便能够无须以虚假的羞耻之心来真正地吸取重要的和公正的教训了。

经济和社会前景

卡比利有的是太多的居民，却没有足够的小麦，它的消费大于出产，它的劳力报酬少得可怜，不足以弥补其贸易逆差。它在国外的侨民，如今已日渐减少，也不能再以其劳动所得来补贴这个失衡的天平了。

因此，倘若有人想使卡比利变得繁荣昌盛，把它的人民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并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尽到我们一份责任，那就必须对卡比利全部的经济生活条件来一番改造。

在这里只需善意地指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也就够了，如果说卡比利是一个消费地区，那么一方面必须努力提高其人民的购买力，同时还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以补偿其产品的不足；另一方面，还要努力缩小其进口货物和产品之间的差距，并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产品。

这对每一个人来说，很明显的是一种政策的两个不同的方向。但这两方面又不能互相分隔。我们不能想象，要提高卡比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去同时提高其劳动力和产品的价值。这并非仅仅是以六个法郎的工资去践踏人道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逻辑问题。卡比利农产品那种极低的价格，不仅仅违背了公正的原则，也违背了情理。

我想提出几个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卡比利的劳动力并非按其实际价值付酬，其理由一是失业者过多，一是把这一自由交给劳动力的使用者。工资问题，归根到底只有失业问题解决之后，只有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取消之后，以及价目表确定之后，才能变得正常。在此同时，对劳动力的监督检查，便变成了卡比利的一个现实情况。其最好的办法是由政府部门尽可能多地雇用工人。这样，监督也便成了必然手段。同样，解决失业问题也可以分三个时期进行：一是通过实施大型工程的办法；一是通过普及职业教育的办法；一是通过外国移民组织的办法。

实施大型工程，我知道此举属于所有能煽动人心的项目中的一部分。而煽动人心，其主要特性就是制定的所有项目都不打算去实行。在这里讲的，则恰恰相反。

在一个地区搞大型项目，如果其需要性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不出，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虚耗经费。那么我在这里是否应该提一提，卡比利这个地区缺少公路、缺水到了何种程度呢？搞大型工程的政策，应该是在实施大型工程的同时，要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失业现象，要把工资提高到正常水平，要使卡比利的经济增值，而且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使人民受益。

这一政策已经开始启动，凡是系统地开始启动的地方，比如波尔-盖东镇以及波尼-叶尼部落，那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第一批完工的有十七个蓄水池，还有几条道路。第二批受益的地区，是卡比利最富有的部落中的一个，那里的工人工资每天可拿到二十二法郎。

对行政当局最大的批评，可以说是这一政策执行得过于分散了。亦即是说，开出一笔巨大的预算，但却用于各个不相联系的分散工程。因此，在实际上那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各地区财经特别评议会几乎都提出：“预算资金到哪里去了？”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求新的预算，起码目前是如此，但要求的只是更好地使用这批已通过的资金。投入卡比利的资金已近六亿法郎。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制定一个总体的，而且是完善的计划，以便使这个计划切实可行。而我们能做的只是一种政客政策，即制定一些权宜措施和修修补补、小恩小惠及资本平衡分配政策。而卡比利所要求的，却是与政客政策相反的东西，即要求一种有远见的和开明的政策。要有整体观念，要把所有分散的预算、分散的资金，把所有于事无补的零星施舍性开支集中起来。这一切，便是由卡比利人自己把卡比利搞活的必要条件，也是把农民真正吸引过来，使他们从事正当工作，并给以公道报酬的必要条件。

我们发现，我们曾向欧洲一些国家贷款四千亿法郎，如今已全部付之东流。难道拿出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一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做不到吗？不错，我们尚未为改善法国人民生活水平投入这笔资金，但我们可以请求法国人民为此作出自己的牺牲。

另一方面，也并非因为卡比利人不能从事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那种专业而使其工资很低。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应该帮助他们那些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能够受到职业教育。在卡比利有一些职业学校，在米什莱，这种学校可以培训铁匠、细木工匠和泥瓦匠。这个学校曾培训出许多很不错的工人，其中一些甚至还被安排到米什莱工作。但这所学校总共只有十几名学生，这些实验还是很不够的。

还有一些林木栽培学校，如麦克特拉的林木栽培学校。但它每两年才能培训出三十几名学生。这也仅能算是一种实验性质，谈不上学校。

目前，对这种尝试需要推广，每个中心地区要建立此种类型的学校，从技术上培训那里的人民，技巧和思想同时并重，使之成为受人欢迎的学校。

然而，在卡比利存在的各种问题中，没有任何东西比以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如果不给那些持有合格证书的工人以出路，怎么培养他们也无济于事。而这种出路，在目前来说，存在于宗主国，即如果不给卡比利移民以方便，那么任何政策亦将徒劳。

在这方面，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简化手续，第二件事便是对移民要善加引导。在目前，让卡比利人从农事活动中得到收益是可行的。在此我无意以尼日尔官方的做法为例。让卡比利的农民为了个人利益而到一个灾难性的国度里去，并终老在那里是不足取的。但是殖民当局如果愿意的话，它还可以在阿尔及利亚再开发出二十万公顷的土地。

就在卡比利本地，在靠近波格尼地区的布-马尼，各部门都在开展这种工作。另一方面，法国整个南部人口密度不大，也曾容纳过几万名意大利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殖民。

如今，这些意大利人已经走了，那么我们照样可以让卡比利人到这个地区来殖民。有人曾对我们说：“卡比利人，对他们的山区太过留恋，不乐意离开那些地方。”对此我首先回答的是，让他回忆一下，在法国有五万卡比利人，这些人就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其次，我的回答可以让一个卡比利的农民来代替。因为我对他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您忘记了，我们没有饭吃，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又有人会对我说：“那么这些卡比利人最终还是要返回他们的故土，还会把这片土地给抛弃的。”这有可能，但他却没有看到，卡比利的移民会有后代来继承父业，也没有看到，某一土地的所有者，只有把自己那块土地卖给比他年轻的乐于购买者以后，他才会离开。

总之，这几项措施，足以使卡比利人的劳动得到其应有的报酬。我认为再重复一下下面的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即目前的拨款对于我们进行的这一事业的发动工作还是足够的。这一事业一旦得到发展壮大，就会变成生产力，而这一政策的实际效益，也只有当生产力产生了价值时才会充分地显现。

在此还要说一说，清醒的认识，是我们制定建设性政策的因素。卡比利除了某几种次要的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果树栽植，由于自然条件无法对其加以强制，则应尽量改善这种产品的状况，以使其尽可能地平衡当地的消费。

在没有证明其为错误的办法以前，为提高其产品价值，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是增加产量；第二是改进质量；第三是稳定出售价格。后面两条常常是同时进行的。以上三方面在卡比利是可行的。

在扩大果树种植方面，首先应大力扩大卡比利的主要果树栽植，如无花果、油橄榄等。另一方面则应大力移植次要果树作物，如樱桃树、角豆树，等等。除了这两方面之外，这一林业政策也只是刚刚起步，可以看做是波尔-盖乐镇的一个样板和实验。

1938年，该镇栽植幼树苗一千棵，今年计划栽植幼树一万到一万五千棵。这一工作并未列入特别资金预算之中。当地人储金互济会的公用奖金保证了这些树苗的提供，苗圃可以自由地提供给所有农民，由农民管理，从前的办法是，这些苗圃只在镇属土地上开辟，被称做试验田，农民们只在这里进行质量管理和收获。像无花果幼树的栽培需两年时间，等其能结果收获需五年时间，在这五年中，农民只付幼苗的利息，其数目很小，即占幼苗全部价格的百分之四。五年之后，等无花果开始收获利润时，农民可以再经营五年，以便收回从前交付的资金。

关于收入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每十五棵幼苗中只能成活五棵（这个估计数不可靠），那么农民的收入就十分可观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际上是得不到任何经济好处的，这也无须加以评论了。只祝愿行政当局能够推广这种做法，而且希望能尽快见到成果。

关于改进目前产品质量和提高出售价格方面，其任务是艰巨的。在此，我仅谈几个主要方法，对无花果干果通过干燥车间进行，其产品则通过食油合作社销售。的确，以卡比利传统的收获方式是不能提高其产品质量以达到提高收入目的的。油橄榄树的形状特像一个巨大的断肢，对其幼苗的前期培养没有特别方法。使无花果脱水的办法是放在柳条筛子里，然后放在屋顶上晾晒，有时则放在角豆树下，这样就容易使果实遭到一种类似谷蛾的小寄生虫的蚕食。这样是没有办法提高产品质量的。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建立干燥车间的做法，已在许多市镇上实行。这些做法中最有启发作用的是，阿札加和西迪-阿依的做法。在阿札加，由于技术人员合理的操作，其产品价格第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第二年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在西迪-阿依，干燥车间制作的无花果干果，其价格每公担平均是二百六十法郎。而本地人土法制作的，为每公担一百九十法郎。至于参加者和出售总量，在阿札加有一百二十个农民工，交来的无花果，其总售价达到十八万法郎。其结果是，经过一番抵制之后，大多数农民都相信了这一办法。在当达镇有一家私人合作社也已有这样做的计划，该合作社由生产者自己组织并领导。这一切都可以使人明确地感受到卡比利在这方面的前景。

合作生产出来的食油产品则遇到了更多的障碍。某些行政官员不愿意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其理由是平原地区的殖民当局反对这样做。他们主张低价购进油橄榄，而不乐意高价买进橄榄油。另外，所有的中间人和掮客对这一新鲜做法不怀善意，因为这样做将标志着要打破他们在这个领域的一统天下。另外，这样做卡比利人还需要贷款，而这种贷款可以从中间人那里得到，但产品须按期卖给中间人，这一困难可以解决，其办法是把合作社新出产的油类同贷款机构的关系予以断绝，比如同储金互济会的关系，因为它在向合作社贷款时，就起到中间人的作用。最后一种手段是，卡比利的农民可以直接同中间人打交道，但这种办法可能要使这一新生事物发展的速度放慢，但无论如何，它却是不可抵御的。

不幸的事实是，卡比利的农民以其所使用的传统收获方式，只能从两个油橄榄中收回一个，但可以肯定的是，产量翻一番的时日不会太远了。另一方面，关于质量问题，如果我们想到目前欧洲人吃的油罐车里的橄榄油，其酸度从来未低于一点五度到两度，而且总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味道。那么，橄榄油质量的改进则势在必行。

整个这样一种政策，必不可免地要有一套解决具体问题的辅助措施。例如，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应按照鲁什尔法金规定的模式加以安排。有关人员的投资可以用土地入股的形式（因为几乎所有的卡比利人都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或者劳力入股形式，或财物入股形式予以解决。同样，共同收入的分配，如欧洲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配问题，也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而且应该要求欧洲人作出必要的牺牲。

因此，一项让卡比利以其真正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政策也有待完善。因为，这个地区那种可怕的灾难，将在这里结束，并将得到它应有的报酬。我知道，要做这一切工作，资金的预算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再重复一遍，应该妥善使用已经批准的预算资金。因为我们缺乏的可能不是资金而是顽强精神。如果没有必要的勇气和清醒的头脑，任何大事也做不成，为了把这一政策执行下去，仅仅在一个时期内对它有兴趣还是不够，应该永远有兴趣，而且只对这个政策有兴趣，其他可以放在以后去做，我们不应期待这一伟大的举措由侨民来完成，因为我们尚不知晓他们是否乐于去做。但倘若有人提出说，这种努力应该由宗主国完成，那么我们要举双手赞成。因为同时我们可以证明一个把阿尔及利亚同法国分离的制度只能给我们国家带来不幸。等到两方面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那一天，我们便可肯定地说，人的心灵和精神也随之而成为一体。

结论

我的这一调查，便在此结束，我希望这一调查能有助于完成卡比利人民的事业，这也是我愿意为之服务的唯一事业。对于卡比利的苦难，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包括其原因和医治方案。我愿意就此打住，对于这样一种整体事业，无须说什么虚比浮词，因此我也不想再补充什么无用的话了。但同样，对于这样一种可怕的苦难原无须多说，然而这种苦难的存在，又强迫人们去说它，同样这个调查如果它在最后避开某些很容易提出的批评意见，那可能也还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

我不想转弯抹角。在今天，似乎是一个人把某个法语国家的苦难公之于众，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好法国人。应该说，在当今之日怎样做才算是一个好法国人，教我很难说。有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来标榜自己是个好的法国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碌碌无为的庸人或是基于个人的利害关系，便以此来自欺欺人。但至少，我们还了解怎样才算一个正直的人。依我的偏见而论，我认为，法国最好的做法，莫过于以其公正的行动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并以此来保卫自己。

有人会说：“请小心，外国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的。”然而，如果当真有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那么他们就已经在世人面前以其厚颜无耻和凶暴残忍受到裁判了。如果法国能够起而自卫反对他们的话，那手段可以用大炮，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即我们仍然能讲出自己的想法，仍然能以我们每个人的绵薄之力来纠正不公正的做法。

我所起的作用绝非去追寻什么虚幻的责任，我没有当一个控诉人的兴趣。即使我有这种嗜好，也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事不允许我那样去做。一方面，我非常清楚，经济危机已经给卡比利带来了灾难，不能再让它遭受损害了。另一方面，我同样也非常清楚，这种开明首创精神会遇到多大的阻力，有时这种阻力是来自最上层。最后，我也非常清楚，一种愿望，不管其原则有多么完美，在执行过程中是会走样的。

我曾经想说的是，如果有人想要为卡比利做些事情，如果有人已经为它做过某些事情，这种尝试仅触及问题的表面，而且是表面的一小部分，从而会使问题整个存在下去。我这样说，不只是针对某一部分人，而是针对大多数人。如果我想让这份调查被大家所了解，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并不是想说：“请你们看一看你们把卡比利弄成什么样了。”而是说：“请你们看一看，你们没把卡比利弄成这个样。”

面对着所有的善举，所有的微小的实验，所有的好意，所有的空话，又给它加上了饥饿、泥泞、荒僻和绝望。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前面所举的那些善举是否够用。如果有一种不太真实的奇迹出现，使法国的六百名议员都能够沿着我所经过的这条令人绝望的路线走一遍的话，那么卡比利的事业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政治问题为人道问题所取代，那么人们就能向前跨进一步。但愿一项明智而民主的政策的执行能够减少一些这种苦难；但愿卡比利能重新走上生命之路，那时我们将第一个赞扬这一成就，尽管在今天，这种成就也已并非是值得我们引为骄傲的事业。

最后，我又情不自禁地回到我曾经逗留过的那个地方。正是那个地方，也仅只是那个地方，可以使我在此写出我的结论。因为在那些漫长的时日内，到处所见都是些令人不快的景象，处身于一种前所未见的自然环境中，不仅只是白天令人愁烦，而且有某些夜晚，我似乎也觉得对那个地区和那里的人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比如在库库镇的札乌亚村外面，那天傍晚，我们有几个人在一片灰色石筑公墓里漫步，一起观赏着山谷里的暮色正在加深。这个时刻，虽然已不是白天，但也还称不上夜晚，那时我便感觉不到我同那些漫步在墓地想找回自我的人有什么区别。然而，这种区别，在几小时以后，大家行将吃饭时，我便已分明地感觉出来了。

那么，正是因为如此，我便重新找到了我这篇调查的意义所在。因为，如果殖民主义的征服者们能够找出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的话，那便是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帮助了被征服的人民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如果我们对这个地区有什么义务要尽的话，那就是准许这个世界上最具自尊的、最有人情味的民族之一，能够始终忠于自己和忠于自己的未来。

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说他们劳动的同时又在沉思，并通过这些来教会我们这些忧心忡忡的征服者变得聪明一点儿的话，我认为是不错的。我们至少应该使人原谅我们自己对政权的狂热和需要，这对一些缺乏远见的庸人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我们也要把一个比较智慧的人民的重担和需要承担起来，以使他们彻底走上强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