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和循规蹈矩

（1951.10.19）

主编先生：

为安德烈·布雷东着想，也为了使我本人不致站在通常攻击他的那些人一边（因为我厌恶那样做），对那些人我也不想加以评论。因此，我这封信实际上并不是对他那篇使人惊奇的文章做出的回答。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读懂我的文章，那是很明显的，也不仅是因为他那篇纯感情用事的文章并没有修正我任何一个关于对洛特雷阿蒙的实际观点。同样，也不是因为布雷东向我做出一副教导我如何桀骜不驯的教师面孔。据我所知，不论在我这方面还是在他那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使他对我做出这样一副面孔。特别是他那篇文章的口气，使任何人看了都感到不舒服。那么他也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我尚未决定那样做。

但在布雷东的文章中，他那专横的论断和对问题的曲解，可能会导致对我的立场有错误的认识。因此，我希望您能帮我澄清一下。不错，在我那本《反抗者》书中，有一部分，我认为反抗者们在某些方面显得有些虚无主义。这在那时的一些大作品中，例如从萨特到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但那是为了把他们这一方面的表现同他们的创造性加以区别的缘故。他们这种创造性，同样在上述某些作品中有所反映。但这远非是对循规蹈矩者们和逆来顺受者们的赞扬，我的重要思想乃是力图证明，这种虚无主义是造成循规蹈矩或甘为奴隶的媒介，并且同现在尚在世的反抗者们那些活生生的榜样相反。

这些意思已经可以在我那篇关于洛特雷阿蒙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看得出来。当然，那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读它。因此，置其他内容于不顾，匆匆忙忙地指责我是循规蹈矩者，那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确实，我承认，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我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大大高于《马多罗尔之歌》）因此，指责本身没有任何值得我害怕的东西，我只不过为澄清真理进行讨论而已。如果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去的话，那么，所有那些不光彩的东西都不值得保留。不幸得很，确实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信念已把我们引入绝境，在那里，一切都应该另起炉灶，从所有制的形式到正统的革命观念。我们怎样才能使某些起而反抗的因循守旧者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和事物模式呢？

因为他们同真正的反抗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遗憾，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绝非易事，它对我们的信念和崇拜的偶像都会有所损害，对这一点，布雷东是十分清楚的，最近他已开始研究某种伦理学了。他那种前后矛盾的强烈反应只不过证明我们已触及了他问题的实质。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仅愿意进行必要的澄清，作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布雷东本人，最终应该对此表示欢迎。我那本书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想把反抗者的概念恢复到它原有的价值上，因为它经常受到别人的损害，包括那些本人就打着反抗者旗帜的人。不管怎么说，这对布雷东来说是很宝贵的，因为他可以因之辨清是非，走上和大家团结之路。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循规蹈矩（续）

（1951.11.18巴黎）

主编先生：

首先，我没被邀请便介入这次谈话，我对此表示歉意。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介入这次谈话，但这次谈话的矛头直指我本人，并非针对我的作品，于是我不得不站出来讲话，因为你们的编辑部和帕特里先生已经站出来了。我也不得不作一较长的回答。还要请您原谅的是，你们公开的这一场纠纷并不算短，我同时要回答两个人，对布雷东先生便恕不再另行作复了。

……

……我们还是提一下这场超乎那些微不足道的讨论之上的论战吧。我曾对那些超现实主义者采用夸张手法，并以一个年轻而正直的反抗者在世界各地的大声疾呼为例。一个正义的愤慨所表现出来的过激和狂热能够席卷各个角落。

我当时理解这些过激行动，也并未曾用当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加以评论，包括他们的反驳文章在内，而研究他们的反驳文章对我是有用的。超现实主义的起因，我觉得对我一直是有用的，特别是在研究他们的走向方面。因此，它一直是我们大家思考的一个内容。但布雷东先生却拒绝研究，他否认矛盾，并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一致性并没有终止。同样，他还重申他最初的原则。于是我们对此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对他的原则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一次我们没有妥协。但当我们考虑到布雷东先生乃是同我们处于同一矛盾体中时，我们对他的辩护未曾过分重视，就是在他顽固地坚持时，我们也并不相信，这也是正常的。

如果我曾说过，至今我仍然这样认为，自1933年以来，布雷东先生应该对他的某些声明有所怀念的话，那也决非因为他的行为同希特勒式的冒险有些混淆的缘故，尽管以他长期以来易怒的性格，他并不在乎此，而是为了向他那时所表现出来的震怒和愤慨表示敬意，因为自那时起，欧洲已被投入血腥的屠杀之中，他在那种暴行面前表示了自己的震怒和愤慨，对此应该有所怀念。我们大家都知道，某些虚无主义的表现（对此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负有共同责任）已使我们在全力以赴反对我们所厌恶的事业的斗争中丧失了具有理性逻辑的自卫。布雷东所要求的那些东西，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巨大的消极影响。但这种冒险仅是个别行动。萨德、洛特雷阿蒙，以及其他一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也仅只单独行动。我们这些人，历史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动员别人，但却没有固定的章程。在我自己，我曾经试过，并且现在仍在试图使自己纳入某种规则之中，并且逐步深入，取得这种可怕的经验之后，便可有望越过某种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灾难。自战争开始和被占领以来，我便不停地从这种苦痛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我也曾相信，布雷东也体验过这种滋味。尽管他今天否认，坦白地说，我很难相信他的话。

我只相信布雷东顽固地做出一副傲慢而天真无邪的样子，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例如，在人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日渐衰落的社会中，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有罪的。因此他从我的书中看出了资本的特权，那原因便是书中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这实在是太妙不过了。虚无主义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只有一个漫长的和带着蛮性的冒险，而我们大家又都应该对此负责。勇气便表现在明白无误地把它说出来，并且表现在处于这个死胡同里能为自己找出一条出路的思考中。在他顽固地死不认错和坚持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布雷东便宣判了自己把反抗者给资本化了。他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从否认一切的好处到精神的特权，把一切都兼收并蓄：无辜者有道理，破坏者也有道理。但这是不可能的，反抗者，他们并非没有伟大的热情，但也不会把这一切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布雷东想要做的，他自以为勇气百倍，结果却泄了气。两军已经对圆，世界上已愈来愈快地扎满了恐怖的军营，思想和道德每天都在变换着面孔，只有我们依然保留着苍白的面孔。于是便以一个过分美化了的反抗者的名义，我们这个时代悲剧中一个品德最高尚的人，开始散发诗歌合格证书，否认他知道的一切，不去研究他为何战斗，对他人的尊严视而不见，并且疯狂地攻击他人。您的两位对话者，一位拒绝在《反抗者》一书中提出的反抗者应有的明智形式，另一个则特别热衷于概念的分寸，教导我要向希腊哲学家那样做，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如果他们能读我那本书的话，他们自己也会笑的）。唉，“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这一做法已执行了好久了，我们将在绝对的极端中走向绝路。改造我们的经验，而不是顺应它，此其时也。对此我想作出自己的努力，却决不否定我们自己的真理，然而也并非没有内部斗争。但对此人们对我做出的唯一回答乃是，不要像尼茨什那样跌得那么深而得了地中海热病，并且很开心地读读纪普的作品。鉴于此，站在帕特里先生的立场上，我很谦虚地提到了尼茨什。

对这次论战，我想就此打住。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不及生活和创造的力量来得深厚。也许我在行进中感觉到它时，我已经出了错，我想，它和我们同时在向前跋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一切噪音都会自行消亡，包括安德烈·布雷东本人。但我却对真正的反抗者充满信心，他们将热情奔放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决不是像布雷东现时用青铜铸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形象，虽然神经质，但却不会动。

关于反抗的谈话

（1952.1.15）

问：自大百科全书派以来（也是自夏多布里昂以来），一位知识者第一次完成了一本关于反抗者的全面论集，这是一个不朽的神话。但似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明白这本书的内涵。读过这本书的大多数艺术家表现出的迷惑不解，也使人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尚未进一步发展之前，您是否愿意在这里讲一讲，哪些文章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答：没有。

问：毫无疑问，这些新闻媒体的反映并非全部，您当然还收到许多个人来信，您是否觉得这些信件比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更公正？

答：是的。

问：就我本人来说，自《反抗者》出版以后，我经常有机会谈到它。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和我谈话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忽略它的重要性。在这些谈话中，我同样也注意到，只要一提到那些公开的批评，许多人都表示很难过。我并不想在此谈论您同布雷东和帕特里的论战，但我应该告诉您，由于非斯大林主义左派的分裂，我的那些朋友心中都很苦涩，那是大有原因的。我们有很大一批人，对于由民主革命代表大会为保卫艺术于1948年在普雷耶尔组织的那次晚会尚留有非常鲜明的记忆。在主席台上，我们大家决心追随的人物都到了，甚至连布雷东也在内，从鲁塞到萨特，从理查德·威廉特到其他一些人。面对某些我们在精神上向往的人，这样一次集会，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至今，四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对那次讲话的大多数人，我们依然保持着敬意，但我们却发现，他们分手了，更坏的是，他们分道扬镳了。萨特反对鲁塞，您本人同布雷东意见不合，而且布雷东不止一次地和大家争吵。对此，您不担忧这种分裂会把您的朋友局限在危险的小圈子里吗？在许多人中间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对此应该加以解决。我确信，在一种公认的危险面前，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答：我对事物的看法和您不一样。恰恰相反，我认为混乱的时刻已然过去。愈来愈多的人是那些不再相信世纪骗局的人，愈来愈多的人是那些默默工作和埋头创作的人。他们咬紧牙关，决心完善自己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以反对破坏者。表面上看，斗争是不平衡的。你可以摧毁这些人，但你却不可以侮辱他们。自这时起，事情便颠倒了，过去，谋杀依靠谎言，如今不行了，它必须赤膊上阵。虚无主义已然山穷水尽，将在其自己的矛盾中死于非命。我们必须站在这一点上，越过这一点，不是死亡便是再生。我对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都抱有信心，对他们的抵抗力量抱有信心。我肯定我们会再生的。此外恐怕我们作家之间的纠纷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在普雷耶尔的集会上，您说的那些作家并没有掩饰他们的分歧，这些分歧常常由他们口中自己说出。这些也并不影响他们的团结。当一个具体的时机到来时，他们会强迫自己团结起来。这样即使有分歧又怕什么呢？我们不要求他们相爱，他们通常是不那么可爱的，人们要求他们有韧性。再说，只有“不同”，才能创造世界。自然，这个时机并非作家自己能创造出来。不管怎样，请不要怀疑我的书能对此作出贡献。

问：我迫切希望有这些人参加的一次新会议的召开能成为可能，如果不能全部参加的话，至少大部分人能够参加。不管怎么说，对普雷耶尔会议那一段美好时光的记忆，促使我提出这样一个永久性的问题：“知识阶层能做些什么？”我想应该向您说明，我不是说想了解例如今天他们能为革命做些什么，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为帮助本世纪的人走出困境能做些什么。

答：是的，他们能做些什么呢？当然，首先就是自我克制，知识分子在今天之所以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在一百五十年之中，他们鼓吹并且参加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西方传统梦寐以求的，由哲学家对政权的管理，如今已在数亿人中盛行。然而哲学家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头脑，要管理就必须通过警察机关，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客观性和仁慈心已经有所减弱。当代虚无主义的两种形式，资产阶级和革命者，已被知识分子抛了出去。于是您的问题便又回到这方面来，即“知识分子（请注意，我说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艺术家）给他们制造的痛苦，他们能够消除吗？”我的回答是：能够，但要有条件，那便是：第一，他们必须承认这种痛苦，并且要予以公开；第二，不能说谎，并且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之处；第三，不实施统治；第四，不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有任何借口建立专制政权，即便是临时性的也不行。在这些基础之上，你们可以团结你们想要团结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本人也愿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

问：自你发表了那封答复布雷东的信件以后，路易·鲍威尔先生在一篇关于《反抗者》的文章中提出，您的那本书给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个美好的信念。对这种离奇说法，您作何感想？

答：对，我看过了。没有评价，也不想谈它。该文的作者就桀骜不驯讲，至少在理论上表现得很傲慢。他吊销了我革命的合格证书。对此我感到害怕。当然，他同时也撒了点儿谎。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才不提我那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批判只讲形式的伦理道德，而这已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也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也像其他一些人一样，对我明显地倾向于自由工会主义一事只字不提，保持沉默。幸运的是，除了我的这位评论者所认可的传统外，还有另一种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战争的传统启发了我的论述，而且它还没有消亡，因为它始终都在不息地战斗。其佐证可以在一本名叫“无产阶级革命”的杂志里随时见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您也曾提到过，我也知道他们很喜欢读巴黎的报纸，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份颇有胆量的工人阶级的杂志的话，他们会重新提高一些信心的。

问：您从前作了一些报告，引起了一些纠纷，在您同那些人结束这些纠纷之前，我们发现，共产党人的新闻机构对您的《反抗者》也保持沉默。既没有半点儿攻击性的言论，也没有半点儿微词。

答：是否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报纸对这一方面不感兴趣的缘故呢？

问：我曾经同某些活动分子或者说准活动分子作过几次简短的交谈，他们大多数都不愿读您这本书。其他人则给这本书冠以这样的名目：那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此他们一窍不通。当然，也许是他们不同意您的意见，而又不愿意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缘故吧。

答：不错，我的那本书正是同那桩所谓马克思主义论述公案有关。在把这份功劳据为己有之前，必须对批评我的那些意见予以驳斥，而驳斥它们的合适方式，就是不要对那些东西视而不见，要读它们。我极力想表明的，乃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如果不重新回到它所真正信仰的道路上来的话，那就只能把它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以至造成世界性的破坏，此外，别无出路。这一点相当重要，以至我不得不套用埃皮克代尔的话：“如果你想坚持，那就辱骂吧，但一定要先读一读。”您看，不管怎么说，像我这种情况，他们不读我的书，却肆意辱骂我，这句话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问：许多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为他们的革命态度和革命美学观点辩护。他们纷纷投靠在圣·茹斯特门下，还有一些人投靠在萨德或肖戴罗斯的旗帜下。您不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纷纷投向这些明目张胆的暴乱者有点奇怪吗？另外，还是这些人，他们声称自己同时也并入洛特雷阿蒙、兰波甚至波德莱尔一派（这些人都醉心于制造前进的路障）。也许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存在着这种极有效，又极强有力的辩证法，它可以解释在历史上或在文学上，所有伟大的反叛者，都是革命者吧。

答：波德莱尔思想上的老师约瑟夫·德·麦斯特勒，此人什么都不反对，包括路障在内。圣·茹斯特保卫的是形式上的合法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恰恰受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至于洛特雷阿蒙和反军国主义分子兰波，共产主义制度便足以使他们受到再教育，那种以这些混乱为借口的人是沙龙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这种手法尚不是关系到人类的自由和流血牺牲，那倒也确实有趣。

问：关于萨德、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有些人很早就对我说过，他们曾经有过同您一样的思想观念，只不过他们不敢提出，怕别人说他们是离经叛道。我可以告诉您，他们现在是感到宽慰和满意的。

答：是的，这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如此。一步登天，较之和小鬼较量要容易得多，但必须说明，总有一天国王的衣服要被脱光。可是，到那时候大家却能真正地爱上他。人们对这些创造者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乃是拒绝他们的封赠。洛特雷阿蒙，特别是兰波，他们从没有表现得像他们孤立无援和手握真理时那么伟大，可惜，他们却被粉饰过的神话所迷惑。

问：在许多文章中，尤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我称之为您的“伦理文章”中，您常常反驳逻辑方法，难道您不认为逻辑方法此刻却正好击中人们的病痛所在吗？而且这些病痛被消除的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到那时，“逻辑方法”这个词将重新变成一个高贵的字眼。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大多数的哲学体系将受到绝对的谴责。

答：我反驳的不是逻辑方法，我反对的是那种以理性的逻辑方法来取代活生生的现实的思维逻辑。各种哲学体系一直都试图解释客观世界，而不是给客观世界硬性套上某种规律，那是宗教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东西。

问：近几年来，在宗教界，大家对英雄主义议论颇多，可以肯定，以您的道德观念，会从中看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

答：我不是人道主义者，至少我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我。至于英雄主义，我认为应予选择。我们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英雄主义来辩护，也不能以笼统的爱来辩护。

问：忠诚不同样属于这种英雄主义范畴吗？

答：忠诚也不属于这种范畴。它本身无所谓品德。纳粹的党卫军也是非常忠于他们的主子的。

问：自然是如此。但这也是一个事实，即一个做过好事者，和一个做过坏事者，他们都同样可以心怀忠诚。从绝对意义上讲，假如我们排除任何实例，您不认为忠诚可以使人变得正直吗？

答：是的，只要您一事不做，一言不发。另外，只要这种忠诚为生命服务，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也可以。倘是这种忠诚是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或以强制手段为代价，那就不可以。不错，关于此类问题，人们为了替自己辩护，可以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便是：“我曾经是忠诚的吗？”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其内涵首先不是自问一下：“我是否没有失去过尊严，也没有使别人失去过尊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问：您出生于地中海岸边，您感情色彩的源起，常常被认为有地方色彩，可以肯定，在北方和南方这两种感情色彩之间，思想家们的内心世界常常是摇摆不定的。

答：可我的心并不摇摆。我在结论性的意见中也未曾说过，任何事物的解决，都只能在地中海沿岸完成。我只是说，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欧洲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反自然概念和反唯美概念上的。而这些概念其起源却恰恰相反，是源自地中海思想体系的中心。我还谈过，与此同时，平衡被打破了，欧洲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中午和夜半的斗争之中，而且一种活的文明不可能在这紧张状态之外形成，也就是说，不可能离开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地中海传统。就是这些。我发现，在这一论断中，大家十分谨慎，按我的性格，我认为有些过于小心了。在我诞生之地的地中海的非洲岸边，由于距离的关系，在那里人们对欧洲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些，而且也知道这个面貌并不太漂亮，但至少，不应该现在让我说些与我曾经说过的话背道而驰的内容。

问：你打算将来还要出一部《反抗者》的续集吗？或者，您会对这本书作些修改？

答：可能我要写一本续集，但为什么要修改？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也从未以哲学家自诩。《反抗者》一书也并不是专门地和全面地研究反抗者的书。因此也没有必要加以补充和修改。我知道这本书在这方面的不足，即在资料来源方面和深入思考方面都有欠缺。但我的目的仅只在于再现那种经历，我自己的经历。当然，我也知道，那里面也有许多其他人的经历。在某些方面，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讲述，一种独一无二的心底的表述，为此，我反复考虑，认真推敲，花了四年时间才写完。对我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本在观点上同我其他著作互相脱节的书。有许多作家，我觉得他们的书是浑然一体的，或者说是彼此照应的，甚或是前后呼应的。

信徒的净化

（1952.5.28）

先生：

我饶有兴趣地读了您对《反抗者》评论的那篇文章，对此表示感谢。

在此，我不想对这篇研究性的文章作详尽的回答。对这篇文章，我有时觉得无须争辩，有时又觉得它在推理上大胆了些。对于您发现了我那本书对形而上学是排斥的这一点，无疑我是有许多话要说的，比如，您对恐怖的分析，对于古希腊文化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等。这些您都在批判那些神秘的怪论中提了出来。但，每当我面对基督教哲学家们全方位地向我进攻时，我都有些尴尬。他们说，我的信仰难以解释，从而否定我对基督教有足够的认识，却无视我在研究基督教的理论及其历史上所花的力气，而您也并非不是如此。我觉得自那时起，便很难用理智的论据来说服您了。因为您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指出我的局限性，说我已力不从心了，或者说我的理论已变得虚无缥缈了。

鉴于此，我只向您提一个触及您的论据核心的问题。您对我把神秘学派、纯洁派和冉森教派，称之为基督教的至善至美的形式这一观点表示了理解，随后您又强调了有关“净化”的那些神学学说的危险性。您的依据便是，从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那些净化主义者的“政策”看，其后果足可引为借鉴。我本人在《反抗者》一书中也指出过，这种过分的、纯表象的逻辑，把信徒们推到被净化的位置。不管怎么说，您已经以教会为武器来反对那些怪论了。而教会也将被认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的中介体，它把慈悲置于净化之上。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洁派，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如此。尽管从前我曾关注过阿尔比人的争吵，但这一插曲对我来说，已成为相当遥远的过去，已无助于说明我自己。然而我依然想就这一话题向您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您的推理一旦被接受的话，那么将怎样解释，在阿尔比人大兴怪论之际，恰恰是教会兴建了所有的宗教裁判所，这一点您也承认，而这种裁判所乃是当代恐怖主义者的警察局；又将怎样解释那些阿尔比人，尽管他们大闹净化闹得使人恼火，但他们却被野蛮地净化和屠杀了；同样又将如何解释，不管神秘学派也好还是冉森教派也好，作为这些派别中最后一批人，并且作为今天的见证人之一，他们在那些净化机中所处的地方也并非是超然世外的一方净土。难道这些简单的事实还不足以证明，“净化”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吗？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纯洁派的至善至美论，不是同政治上的纯粹主义不同吗？同样，教会不也是被证明，它在其宣言上是一个中介者，而在其行动上，则已远远超出这个限度了吗？最后，您对基督教学说的解释和对历史上基督教的解释，其本身不也带点儿过分的摩尼教味道吗？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警察

（1952.6）

先生：

《新批判》经过了六个月的酝酿，终于发表了一篇关于我那本《反抗者》的研究文章。我在您的周刊上读到了它，确实是一篇妙文。你们的评价使我感兴趣，并使我又想到那篇研究文章，尽管它的署名是皮埃尔·埃尔威。我读完以后，觉得不得不加以评论，至少对您使用的那个形容词是如此。

我首先假设，《观察家》并不想说那篇文章妙就妙在其风格上。实际上，那里边有许多妙不可言之处，叫人瞠目结舌无从反驳。至少我们应该为作者消息之广、学问之深而喝彩。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您肯定已经发现埃尔威先生把阿尔贝·索莱尔同乔治·索莱尔给弄混了，并且很慷慨地把乔治应得的赐予了阿尔贝。在此之后，还是这同一个人在同一篇文章中，自封为最有资格称爱因斯坦、波赫尔、黑森贝格，还有一些其他人，是“肉体上衰退的理论家”。当然埃尔威先生并没有衰退，还能够勇往直前：他的行囊是太轻了。

至少埃尔威先生这种强有力的辩证法能够征服您的同事吧？坦白地说，我还是第一个惊奇地见到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党的最先进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讨论马克思的事。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人，注意，我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另外也没有一篇文章来反驳他。马克思之后一百年的今天，辩证法在埃尔威及其朋友们手中已日趋衰败，它已不再是一门辩证的艺术，竟变成了一门任意宣判、任意否定的艺术。就这样，他们便随心所欲地宣判我，说我不关心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受害者，而对我数百页的文字却视而不见，然而这些文字却证明了近二十年来，我除了为此而斗争外，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其他的政治斗争，这是埃尔威先生及其朋友们尽管出于战术考虑，也是抹杀不了的。此外，也正是这位埃尔威先生，他说我对广岛事件的纵容是有罪的，这又是一件随心所欲的罪状。1945年8月8日，也就是广岛事件的第二天，没等斯德哥尔摩宣言发表，我便在《战斗报》上撰文说：“机器文明现在已然发展到其野蛮程度的最高点。”可是埃尔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他们的报纸上是怎样说的呢？他们同他们过去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新闻机构一道共同欢庆这个完美无缺的胜利。对这种表演我要穷追不舍，并且还将追下去，如果他们向那面推我的话。但您已经向我表明，埃尔威先生的推理和他的撒谎一样：信口开河。

因此，我已看不出他这篇文章的妙处能躲藏在什么地方，或许就在他的结论部分吧，不错，说实话他的结论是全篇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结论，同那篇发表在《人道报》上由维克多·勒杜克署名的同一主题的下三烂文章能够配合，便足以证明埃尔威先生的全部无聊工作都被他干得马马虎虎。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您的合作伙伴应该继续干下去，因为他自己也常这样宣称。

关于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我的书中，我已说过不止一次对1905年俄国革命者赞扬的话。在提到暴力和谋杀时，我也试图规定一个界限，谋杀不许超出这个界限。卡里亚耶夫和他的同志们的事例使我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他自己也面对死亡时，才可以开杀戒，而且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他人的生存，除非他自己也面临着毁灭。最后，任何人及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逼到这种极限时，也必须是以一条生命换取另一条生命。但对绝对非暴力行为则属例外，不过我不相信埃尔威先生对此能写出一篇有诚意的文章来，在对生命的尊重方面，不能以毫不妥协的立场去思考。埃尔威先生和他的法庭同事做出一副发现秘密的面孔，说我有系统地颂扬恐怖主义，因而说我同意使用谋杀手段来对付苏维埃几百万共产党人，特别是对他们的领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无耻地向我散布必须在苏联国内进行战争的思想。那样子就好像他们已经忘记就在不久以前，即他们受和平思想启示而突发灵感之前，对我的和平主义可并不是那么辱骂和嘲笑的。最后勒杜克还暗示说，我那本书是美国人付的钱。

对这些无聊的议论，我也不想加以讨论，我仅只提一下在我那本书刚以某种方式写出来时，埃尔威们或勒杜克们便宣传活命哲学，并且始终保持着一副骂人的架势，而且互相吹捧。对此，我不可能不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同时对某些人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的罪状，特别是对我全面谴责的罪状，而这又是埃尔威们和勒杜克们昼思夜想的事，就像有些人向往着要到乡下隐居一样。您认为写得很漂亮的埃尔威先生的那篇批评文章，其所依靠的首先便是警察和法庭的手段。尽管他的恫吓战术对我不起作用，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不光彩的烦恼注定还要长久地继续下去，这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我却仍然要向《观察家》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便是：您是否认为一篇文章以警察的讹诈手法和以很少掩饰的威胁手段来结尾，真的就那么“漂亮”吗，如果您不是属于那种医生之流的话？因为有一些医生经常会把皮肤的红肿说成美丽得艳若桃花，待其化脓时又说美若乳酪，并且津津乐道。那么问题就又回到《观察家》上来了，不管怎么说，它如此赞扬那篇文章，那原因岂是一两句话便可说得清楚，或者仅承认它是一篇攻击文章便能了事的吗？我不晓得您将做何种回答，我仅希望您不要把问题缩小。倘若我不把我所想的一切直接告诉您的话，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认为您的回答会大大超出我的预料，也不认为它会使所有的自由作家都感兴趣。

您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比如说把殖民主义同斯大林的独裁加以区别。您这样做是对的。在一般情况下，对重大问题的表态，人们有权迟疑一下，有权在同意与反对之间权衡一下，也应该考虑一下双方的论据。这些事您也没有必要通知我，而且这种事也并非那么悠闲自在，其实是很痛苦的。然而面对当前所有因素都在力图把我们动员起来的形势，您却不能仅只为了保卫自己的价值，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而使自己停留在这种批判的立场上裹足不前。否则，您表面上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表现。不幸的是，事情总有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您那种立场却遭到了谴责，须要加以保卫。我写这封信的背景，就正是您已处于这种谴责之中，不得不对自己的立场加以辩护。其证明便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您拒绝在殖民主义和暴君政治之间加以选择，而最终乃是您拒绝在看家狗和自由人之间作出选择，拒绝在警察左派和自由的左派之间作出选择。这正是使我吃惊和愤慨之处。也并非为了我个人，因为我已经习惯于独自为战了，乃是为了整个的事业，为了有时候你们也曾扬言要保卫的那个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仅在这样一个严格的范围内，出于对光明的热爱，要求您撤回您用的那个形容词。我肯定您是出于大意才那样写的。我觉得这将会给您一个机会，您可以花很小的力气，也无须改变您的立场，只消明白无误地表明，那些谎言家、骂人者和一辈子都在大喊大叫的人，同那些艰苦卓绝地寻求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理和大众的解放的人是不一样的也就够了。倘若您不这样做的话，那么那些和我相似的人，今后他们能相信您并跟随您吗？他们同样也不可能把身穿漂亮长袍的检察官同宣布法庭即将开庭、请大家起立的人区分开来的。但我还是不愿怀疑您的回答。

反抗和浪漫主义

（1952.5）

主编先生：

您既然建议我对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作一答复，那么我就尽量简单地写一点儿。勒瓦尔文章的开头使我大倒胃口，然而看到结尾处，又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但我这个答复却没有丝毫和他笔战的意思。我绝对认为勒瓦尔的出发点是公正的，他讲的许多论点，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如果他不抱成见地检查一下我的论据的话，他也将会明白，可以说我对他那些文章的基本内容是赞同的。总之，我从中获益匪浅，尽管这些文章是在反驳我。

首先，您会发现，在我那本近四百页的书中，关于巴枯宁的论述只占了四页半。这足以说明，不能认为我写那本书的动机就是专门研究巴枯宁的，只不过想从他那里找出一些足资我参考的东西，在书中对其他人我也是这么处理的。我写那本《反抗者》的方案始终没变，即从反抗思想中找出并研究它自身的矛盾，同时研究如何超越这种矛盾。关于巴枯宁，我仅只从他身上指出了这种矛盾的一些迹象，在书中我对其他大量的思想家的研究亦是如此。全部问题在于，首先要了解这种矛盾能在巴枯宁身上存在。我坚持认为，他身上是有这种矛盾的。勒瓦尔可能要想，我未能把巴枯宁思想的积极面貌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应该发现，为了使读者理解，就这么一小部分具体问题，他花了不下五十页的篇幅。）至少，他从未打算要否认巴枯宁的文章中存在着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观点。我们从巴枯宁政治生涯的开始和中间都能发现这种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这已经能够证明文章的作者的这种倾向是一贯的。我不相信有人会对勒瓦尔说，这种思想只存在于他的文学领域中。我坚持认为，一方面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有着奈特舍耶夫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巴枯宁同奈特舍耶夫是合作的，对此勒瓦尔也并不否认。但这却绝不说明什么问题，在此我仅对勒瓦尔对此事的解释提出异议，他认为我是把巴枯宁作为俄国共产主义之父来看待的。相反的，在四页纸中，我就曾两次明确地提到，巴枯宁在各种场合下都反对专权的社会主义。我之所以重提我曾说过的事实，乃是为了强调，虚无主义的忧伤感，在反抗者的观念中是存在的。因此，当勒瓦尔详尽地向我列举了巴枯宁大量的积极思想时，我更加证明了如下的看法：巴枯宁是十九世纪在真正的暴动中能够同马克思对抗的两三个人中的一个。我更加认为，勒瓦尔在他大量的叙述中，正在和我向同一方向前进，他使我在巴枯宁和其他人身上所研究的那种矛盾性更加明确了。

现在，我们不妨走得远些。我们从巴枯宁和其他人那里发现的虚无主义，曾经暂时起过作用。但时至今天，我们不可能没有积极的道德观念，这一点，你们这些1950年的绝对自由主义者也是知道的。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呢？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由于他们的虚伪和不大不小的残暴，已使我们感到气愤。而支配着绝大部分革命运动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已使我们反感透了。至于那些所谓独立的左派，实际上已被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慑服，已然依附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下，连自己都觉得不够光彩，因此也已然被缴了械。所以我们只能在自己身上去找，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找，亦即是说，在反抗思想的内部去找，去找那种我们需要的道德观念。如果我们无法找到，那么，世界将会崩溃，这个崩溃的世界可能就是正义，但我们自己也将在它之前先行垮掉，那将是可耻的。因此，除了研究反抗思想内部虚无主义和对未来的向往之间正在挣扎搏斗的矛盾之外，别无出路。我在抵抗这种消极思想方面下的工夫，远比医治它要多。

现在人们明白了，对于巴枯宁，我原来的意图是想在他那些虚无主义的声明上画上一个重音符，而绝非对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缺乏敬意。比如对于第一国际的汝拉山脉地区和西班牙组成的法兰西联盟，在我那本书的结论中就曾以此作参考的依据，而该联盟却正是由巴枯宁分子所组成。又比如我认为他的思想对于革新的绝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是极有启发作用的，而且从现在起就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工会主义的斗士中体现出来了，那证明便是他们所开展的运动持久而富有活力。

然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前景，这个前景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也正是因为巴枯宁依然活在我的心中，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把他同他那个时代一起所具有的虚无主义的偏见放在第一位。这位不知疲倦的革命者，他自己也知道，真正的思考，是应该不停止地走在时代的前面，一旦停止不前，它便死去了。他也知道，我们也不应该把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人中的最优秀者永远留在自己身边。我们对他们表示的最大的敬意，乃是继续他们的事业，而不是把他们供奉起来。正是因为人们把马克思供起来了，所以主义也就消亡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按我的想法，则不应该走这条路，它确实有着极丰富的内涵，只要它能毫不含糊地改弦易辙，从虚无的主义那里回过头来就能发展，因为这种虚无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对这种浪漫主义我曾经批评过，而且今后还要予以批评，但对那种丰富的内涵，我却愿意为它帮忙。

我仅想加以说明的是，我是在深知其底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勒瓦尔的一句话，那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话，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我的心灵感到苦涩了，那便是他所写的，我是以所有人的审判官自居。如果说《反抗者》那本书审判了某个人的话，那首先审判的是作者自己。在这本书中，使那些人感到激动不安的，并非华丽的词句，他们已经明白，我所分析的乃是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首先就在我身上存在。我所提到的那些思想，曾经给过我养分，我愿意继续这样做，以便使大家继续前进。我并非是一个哲学家，我所能讲的，只是我曾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历过虚无主义，经历过各种矛盾，经历过暴力，经历过战乱的破坏。但与此同时，我也欢呼过创新，欢呼过生存的伟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强制我高高地站在与我休戚相关的这个时代之上来审判它，我只能在这个时代的内部，把自己也放进去加以评价。但我却要保留今后对我自己或对别人讲出我所了解的事物的权利。只有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我这种做法不能给人们增加无法忍受的痛苦，但当围在高墙里的我们正摸索着走出去时，却要指出在目力所及之处那个可以打开的大门所在的地方。是的，我要保留对我所知的情况说话的权利，而且我肯定要说。我感兴趣的便是新生。

唯一能够赋予《反抗者》以生命激情的，便是新生。至于您，您有权思考，有权讲话，尽管围绕着我这本书，有许多议论，但它们将会平息下去。我坚信，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本书将会加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念，会给这最后一批自由的人以幸福。

反抗与强制

（1952.6.30）

社长先生：

承蒙您的杂志专门为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那题目是相当刻薄的，我想借回答这篇文章的机会，向贵杂志的读者提供一些对文人的手段以及对该文章所采取态度的看法。该文所采取的态度，是与您本人有密切关系的，我可以肯定，对此您不会否认。说实话，这种态度比文章本身更使我感兴趣，而那篇文章的苍白无力又颇使我吃惊。既然我被迫要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那我就只能在确定了我的看法之后再这样做。我的看法便是，就其实质说，该文称不上一篇研究文章，倒不如说是一篇供人研究的文章。在此我要表示我的歉意，本文可能要和您的文章一样，写得比较长，我尽量说得清楚一些。

我努力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您那位合作者决定对我那本书进行批判时却对那书中的论点进行了删节和篡改，并且给读者造成一种那是一本自传的印象，对此我要把他的真实意图公之于众。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次要的问题，便足以把我们引到多方解释的道路上去，它可能会使我那本书受到右翼报刊的欢迎。这件事本身就够使我感到一种不大不小的痛苦了。我们不应对一种思想只看它是属于左派还是属于右派来确定它是否正确，也不应由左派或者右派来做这种决定。如按这种说法，笛卡儿就应该是斯大林分子，而佩吉则应该是比内派了。如果这样，那么对的一方我认为是在右翼那边，那么我就成了右翼分子，亦即是说，在这方面，我同您的忧虑毫无瓜葛。然而，我又觉得您的忧虑有些过早了。那么，到底所谓右派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为援引报纸上选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绝对处于政治分类界限以下，我曾有幸得到《里瓦罗尔》报的一顿臭骂。属于传统右翼的报纸《圆桌会议》，在一篇署名为克罗德·莫里亚克的文章中，也极有克制地骂了我一通，从我那本书一直骂到我的性格（不错，我从来也没有用我的名字写文章为这位克罗德·莫里亚克领导的报纸《思想自由》发表的那篇下流文章做过辩护，这您可以回忆一下。如果我在无意中做过这种事，那么为维护我的自尊，我将立即作公开的道歉）。《思想自由》这张报纸（它也确实属于右翼，但并非是传统右翼）对我是不公平的，那一次仅同意不影射我被假定呼吸系统有毛病。以上这三件事至少可以使您的那位合作者重提旧事的企图宣告破产。再有，就是我那本书，有时候被所谓资产阶级报纸的文学专栏作家们所称赞。的确，我对此感到羞耻。但是，同样是这些报纸，不也经常称赞《当代》的作者们写的书吗？而且这些报纸却只字不提《当代》的作者们曾和维里埃先生一起吃过饭。在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在新闻界目前的状况下，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得到您的合作者的赞同的。我感到战战兢兢，至少我怕我的作品会得到一阵臭骂，或者受到你们大家一致的谴责。说实在的这种事已经发生了，我真不明白我今天的批评者，那时候何以竟会大唱赞歌。

当他可怜我接受不合时宜的赞扬时，难道我们真的变得浅薄了吗？不是的，因为这种态度本身就很能令人回味。实际上，您的这位合作者情不自禁地会想到，在右翼人士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之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按他的看法，他们至少有些相似之处，其中便发生着不祥的互相混合。如果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便会直截了当地或者羞羞答答地向右翼转向，或者变得适应右派的观点，这便是文人手段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也是我这封信的主题思想。但这一条原则，却不适用于《反抗者》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明确立场，然而却正是这一点成了您的那位合作者在我那本书中所瞄准的对象。于是他第一步，就是贬低这种立场，在强调这条原则的同时，并指出这种立场，如果它不是源自反动的深渊的话，起码也是向着反动的深渊走去。他们这样讲是颇有点困难的，尤其是《当代》的编辑们，他们面对着我讲这些话，要考虑到以后怎样和我经常打交道的事，尽管他们不乐于和我交往。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你们那篇文章就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好懂了。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把我划到右派那边去，那么至少，要通过对我文章写法的检查和对我那本书的研究，指出我的态度太过现实了，是反历史的，是没有意义的。接着，第二步便采取专横手段。这似乎在自由作家之中颇为流行。他宣称，依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我这种态度在客观上是为反动派服务的。事情很明白，我那本书及其作者，即我本人，是同这种论断背道而驰的，于是您那位合作者便勇敢地改写了我的书和自传。附带说一句，由于今天很难把目标放在他为我制造的将来上，以便有一天他依然会振振有词，并使我无法开口，那么我们不妨试着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手段的某些细节分析一下。

首先谈文章的写法，在你们的那篇文章中，过于慷慨地使用了“几乎是理想的成功”这种字眼，然而紧接下来的便对这种“成功”表示了担忧，并且相当明确地暗示，《反抗者》以其使用的“幸福”这个字眼吸引了右派的思想。我将不得不提一提那些使进步作家感到不愉快的事，使他们听一听，好的文风乃是出自右翼之手，而左翼人士，却以其革命的美德写出些蹩脚的文字和不规范的语言。我想指出的是，首先，我绝对不赞成您那位合作者的意见。我不敢肯定《反抗者》这本书是否写得很好，但我却希望它是一本写得不错的书。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的思想真的是前后不一的话，只要能把这些思想写得很好，也可以使这种不一致得到弥补。你们只不过是假设地在谈一本思维混乱、文笔拙劣的书。但实际上，您的那位合作者，并非真正地关心我的写作文风，也不在乎自己的文风，他那始终如一的意图昭然若揭。他实际上是在利用我本人对形式艺术手段和现实艺术手段的分析成果而已。但他却反过来用以攻击我。然而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对形式手段的批判，依据最严格的定义，已然触及了纯艺术形式研究的作品的实质，在这些作品中，所谓主题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我觉得，倘若不是极端的厚颜无耻，那么一本书中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和反抗排斥在外，是很困难的。然而在当时必须事先定下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即我那本书必须直接置于当前的历史环境之中，以便在这个历史环境中竖起一面对立的旗帜，而且这就是一种行动，尽管这种行动的方式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那篇文章已经事先做了回答，说的确是一面对立的旗帜，只不过这面旗帜是“过于漂亮也过于极端了”，总之，按他的说法我的写作特点有巨大的毛病，那就是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生存的缺陷”（原文如此）。我们应该明白，写得好（至少您的合作者是这么说的）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即使这种生存是有缺陷的，写得好就会远离生活，而只有错句、病句才是贴近生活的，而这种错句、病句又是真实激情的标志，写得好就会远离世间的痛苦，而把自己置于一个又寒冷又孤独的小岛上。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论点实际上是旨在把我赶出现实的世界。通过对我写作风格的研究，便把我赶进象牙塔中，在里面像我这样的沉思默想者，就会毫无作为地凝视着资产阶级无法补赎的罪行。

接着便以同样的手法来对付我那本书，他无视明显的事实，硬把它说成是一部反历史的教材，是一本弃权论者的教理课本。然后再借助经典著作（我这里指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指出我这本缺乏现实意义的书实际上是为反动思想张目。这种表演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结论先于《反抗者》的那部作品。一部作品不管它是好是坏，如果它是描写距我们极近的历史事实的，就很难给它戴上先验论的帽子。然而你们的文章却论证说，这部作品已然“打算”青云直上了，而《反抗者》只不过是在一群圣使很蹩脚的颂扬声中，为它完成了这种罪恶的，且又不可避免的登龙术而已。自然，在我的作品中找到这种倾向的最好办法，也仍然是把它置于这个位置上。这时，你们的文章便会说，当《外国人》杂志被一种“具体的主观性”（请原谅我引用这种不通的语句）来随便议论时，《瘟疫》杂志发生的事件便被“局外的主观性”所见到了，但这种主观性“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事，只不过从旁边打量而已”。不管《瘟疫》杂志的读者状态如何，即使是一位漫不经心的读者，只要他愿意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就会明白讲这些话的人是里厄博士，即那本书的主角，他是被收买了来讲那些话的。尽管《瘟疫》杂志以一个客观的专栏作家的名义，用第三者的口吻说这番话，但它仍然表现得很坦率，并且为了使这种坦率表现得更加彻底，他们把一切都已计算好了，以便使讲话显得更加直率。自然，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无耻，但这也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因为只有淫行才是做爱的唯一证据。而《外国人》则相反，它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这是一种客观的、超然物外的做法，也正如它的杂志的题目一样。您的合作伙伴对他诊断的合法性是那么没有自信，在同一段落中竟高傲地声称要授予《瘟疫》杂志的人员以他称之为道德的红十字勋章，但他却忽略了向我们解释，这些被他封赏的可怜人，仅凭着远远地那么打量着，就能使“道德的红十字勋章”发生作用吗？人们不难发现，这种令人尊敬的组织工作，其理想的冠冕上缺乏美丽的羽饰（但我们却可以在温暖如春的编辑部客厅里找到它），但一方面却无法拒绝在某些道德标准上装饰上这种羽毛，另一方面又使人对这种极简单的“从旁边打量”的行动方式更加喜爱。但何以竟对这种头脑的极端混乱却锲而不舍呢？如果说《外国人》正在向《瘟疫》过渡的话，除了在您的杂志上外，没有任何一位读者会否认它们之间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了。如果提出相反的意见，那只能是撒谎或者是做梦。除了不顾事实提出证明说我已经背离了历史实际这一论断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就这样，从这种对一部作品的背景完全错误的假定出发，当然这种假定最省力，您的合作伙伴终于把矛头对准了《反抗者》一书。他断然拒绝讨论本书的主旨，即从反抗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局限性加以界定，批判虚无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对辩证矛盾的分析，批判客观犯罪论的观念等等。但相反的，他却对书中根本没有的一些提法大加讨伐。

首先，他从我的写作手段开刀，他宣称，我闭口不谈经济和历史在革命源起时的作用。事实上，我绝不会愚蠢和无知到那种地步。如果我在一部作品中，专门研究希腊喜剧对莫里哀作品的影响，这绝不意味着我否认他作品中有着意大利的渊源。我在《反抗者》中进行的，乃是对革命运动思想面貌的研究。这也并非是我为自己定的一条严格的规定，可能还是在一个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因为在这个时期中，经济乃是我们的奶油之塔，并且有成千上万册书籍及出版物在吸引着非常耐心的公众，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历史的经济基础上来，吸引到电气对哲学的影响上来。这正是《当代》每天所做的工作，并且是诚心诚意地去做，那么我又何必侧身其间呢？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分工。我仅仅指出了，并且我也坚持认为，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活动中，以及在其他领域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现象，那就是把人当成神，于是我便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作为课题。下面便是我的原话：“这种研究的意图，并不是单纯地对其描述，也并非对伟大的革命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对其历史的和经济的原因做一个一劳永逸的清点工作，乃是通过某种革命的现象寻找出其连贯性的逻辑，并加以阐述，找出形而上学反抗论的确切主题。”您的合作伙伴引用了这句话，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并没给予重视，但却断言，说我在这些谦虚的语句后面掩藏着最大的野心，并且声明我否认了我自己从未说过的话。并说我为了高高在上的神学利益，对那些忍饥挨饿的人的痛苦特别不放在心上云云。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总有一天我要说话的。我仅在此指出，也是出于对自己良心的安慰，只有基督教的批评可能会从反面指责我，说我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并把这种需求降到“眼前的需求”。我还想指出，这一次却是对自己的彻底安慰，那便是我的这种研究手段得到了权威人士的赞扬，就是亚历山德洛夫和斯大林。前者在他的“Literatournaia Gageta”中曾经指出，后者在批评对上层建筑的解释过于狭窄，并且是很高兴地指出。另外，在提到思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上起的主要作用时也提出过。

这种有分量的意见使我感到，我所选择的写作手段并非孤立。但不管如何，我却相信你们的文章，在实质上没有触及我的写作手段。它只不过想把我排斥在圈子以外，并且指责我由于我的偏见，使我远离了社会现实。不幸的是，恰恰是您的合作者的写作手法被他自己的矛头所刺中了，他离开我那本书的原文，顾左右而言他，而我那本书，不管他怎么说，起码是现实的模式之一。比如我写道：“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在人的行动和思维的源起中，起着首要作用。”我所不同意的只有一点，即这种作用是排它的。而您那位伙伴的写作手法，使他马上就反过来说，我不承认经济所起的首要作用，并说“显而易见”（毫无疑问，这种“显而易见”是内部所见）我不相信经济基础的作用。既然你决心否定读一本书有什么意义，那么又何必大肆批判它呢？这种断然的口吻始终贯穿于你们的文章中，从而断绝了任何讨论的余地。天明明是蓝的，你们却硬是让我说成是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我就承认自己是个疯子，要么我就宣布和我对话的是个聋子，此外别无出路。幸亏，天仍然是自己的模样，于是我就只能逐个检验一下您合作伙伴的论据，以便决定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他聋了。

一个人如果在我面前表现得充耳不闻，我宁愿认为他实际上是个聋子。他的论点十分简单：我把天说成蓝色的，其实是黑的。他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依然是要讨论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不但没有被采取，而在我的书中却对它进行了批评而且是反对的。尽管我的书对这种立场给予了彻底揭穿，但他还是这样归纳的：所有的罪恶都存在于历史的现实之中，而所有的好事都与它无关。在此，我必须提出严正的抗议，并且心平气和地对你们说，这种手法是卑鄙的。一种批评，假设它是成立的，而且又是以这个国家中重要的杂志之一的名义提出的，应该毫无条件地把一本书中的主张摆出来作为批评的依据，要反对它，就要说明它坏在何处，这应该是当今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诚实。应该想到有些人虽然看过你的文章却没有看过那本书或者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应该让他们充分了解全面情况。现在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他们是被欺骗了，因为你们的文章向他们说了谎。不错，《反抗者》的意图在于证明，纯粹的反历史主义，同纯粹的历史主义同样令人遗憾（至少，在今天的社会是如此）。它写道（是为乐于读这本书的人写的）：只相信历史的人会走向恐怖，对历史什么也不相信的人却愿意实施恐怖。它还说，存在着“两种无效的手段，一种是克制，一种是破坏”，存在着“两种软弱的表现，一种是善，一种是恶”。它还特别指出“否认历史，反过来就会否认现实”，同样“你远离现实，就会把历史当成能解决一切的钥匙”，但这些论述又有什么用处呢？您的伙伴对此并不关心。他已经把自己“泡”在历史之中而不去考虑事实了。当他提笔写文章时，他便装腔作势地对我说：“一旦永久的原则和没有体现出来的价值被人所怀疑，一旦理性开始动摇，虚无主义便会立即胜利。”在这里，他向我提供了两种选择，一个是他的无能，一个是他心怀叵测，其实这两种乃是互相依附着的。无论是谁，只要他认真地读过我那本书都会知道，虚无主义在我看来是同脱离物质的价值和形式上的价值相吻合的。对1789年资产阶级形式革命的批判，在我的书中，是同对二十世纪犬儒主义革命的批判并行的，它同时指出，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尽管价值观念被置于历史之上，尽管这种价值被视为绝对同历史是等同的，但虚无主义同恐怖仍然被看成是合法的。在系统地取消了这种双重批判中的一个时，您的编辑先生便把他的论点神圣化了，但与此同时却毫不脸红地牺牲了事实。

面对你们的文章，有必要重新写出和重新申明事实的真相，这事实就是我的书并没有否认历史（否认这一点是毫无道理的），只是批判了那种把历史绝对化了的态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历史被搁置在一边不予理睬，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思想观点，这种观点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反映在你们的文章和论点之中。此外，你们的文章也承认，我书中有些地方对这种论点提出反对，但文章的作者所想的仅仅是通过各种魔术手段使我写的这些东西不会改变他的信念。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从其范围上讲，我们说，并非仅仅书中的两三个地方反对他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乃是整本书都取反对的立场，就其写作手段、分析内容甚至从它深刻的内涵看，都是如此。一个深刻的、光明正大的批评，无论在何种场合，只要它不是故意嘲弄一个想象出来的论点，就会仔细和我真正的论点相对照，即看看它是否会帮助历史回到虚无主义方面去。这种批评极力试图证明，历史能够赋予自己各种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力量价值，或者再进一步证明，人们可以在历史范围内活动而无须求助于任何价值。我不认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将防止自己相信这件事在那些思想武装比我好的人会做不到。说实话，我对您在这方面的期望值是不小的。但我却错了。您的合作伙伴却更愿意在我的推论中取消关于历史问题，以便能更进一步指责我事实上取消了对历史的推论。事情绝非随心所欲便能成功，他采取了把事物扭曲的办法，这同我一贯的思想是不相容的。我要向您概述一下，以期向您提供一个这方面的确切例子。不错，你们的批评使我说出，存在主义（它同斯大林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囚犯这样的话。于是存在主义便很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同时在这块公众耕种的地方给了我沉重的打击，以致我们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成了历史的囚犯，也便使我无法逃脱。这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我可能会比他理解得更好一些。对此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存在主义“暂时已屈服于历史主义和它的矛盾”。你们的文章在这里，同在整篇文章里一样，用历史取代了历史主义，这样就把这本书的内容完全反过来了，而它的作者也便成了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想请您自己评价一下这种手法是否严肃是否高尚。

还有一点次要的要说，就是你们的批评还以一种极其轻浮的，或者说可笑的或轻蔑的方式研究了某些次要的论据，但却不是无意识地用一种想象出来的论点当成我的论点来反对。这样，他的工作完成了，我也被放在了被审判者席上。他可以宣称，我在教导自己脱离历史，教导自己无所事事，教导自己抛弃一切有效的手段。于是便把我放在印度支那人面前、阿尔及利亚人面前、马尔加什人面前，以及乱七八糟的井底矿工面前，这时他就可以宣布说，这种立场（我可从来没取过这种立场）是不可取的。为了击破论据公正的这最后一道障碍，他只需重造我的自传，为他的论点所用也就够了。比如，他可以解释说，我长期生活在地中海海滩上的舒适但却有些阴沉的环境中，而抵抗运动又仅仅在上述那种条件下向我展示了历史的面貌，而这种条件又使我能够理解这种历史，然而现在环境变了，历史对于我那精细的感官则显得过于激烈了，于是我便立即利用我那灵活的方式准备退却，并且美化我的隐退生活，说那种生活乃是艺术和家畜的朋友。我以极大的宽容心原谅了这种天真的愚蠢。您的合作者并非被强制了解这些殖民主义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它们使您的伙伴睡不着觉，但它们却在二十年前就使我睡不着了。这些阿尔及利亚人，一直到战争爆发为止，都是我作战中的同志。他们也并非被强制理解抵抗运动（我在其中仅起着次要作用），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一种美好形式，对那些在抵抗运动中受过苦难的人亦复如此，因为他们不是在这一运动中杀人，便是被杀。好像还应该向您说明一下，如果说我在准备一个美好的隐退生活，以便陶冶在艺术之中这种说法不是真实的话，这种态度或某些人想把我推到这方面去倒是真的。如果那样，我会径直地把它讲出来，而无须花力气写四百页的一本书来为它辩护了。这种功利主义对我评价的方式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这你们也已了解。你们的文章，我从中既看不出对我的宽厚，也看不出正直，却从中看出了拒绝深入讨论问题的态度，看出了那种背叛某种立场的愿望，而如果不是立即开展一场真正的辩论的话，那么这种立场还是暂时不说也罢。

这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怎样解释，你们的文章竟自认为有权如此歪曲一个论点呢？对这个论点我还在继续思考，觉得尽管它得不到你们的支持，但至少是可以经得起无恶意的检验的。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稍微反过来看一看。这便是想证明一下，你们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从哲学上讲，乃是建立在矛盾冲突和虚无主义之上，从历史的角度看，乃是无可奈何的思想在作祟。

首先谈矛盾冲突方面。极其粗略地讲，你们的文章好像一切都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一种教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然而在你们的文章中却发现了以下几点：

1.用一种非直接的方式表示，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包括我这种情况），都被推到右翼方面去。

2.以马克思和黑格尔为后盾，以权威的口吻宣布，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反动哲学（用这种手段，企图也把我牵扯进去，尽管我的书上写得明明白白）。

3.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传统，要么绝口不谈，要么便冷嘲热讽。第一国际和巴枯宁运动至今仍然活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广大群众之中，但却对其不理不睬。1905年的那些革命者，他们的革命经验是书中的中心思想，却完全以沉默的方式被搁置不理。革命的工会主义，受到了嘲笑，而我为它辩护的那些依据，比如关于它的调查材料，关于它从反动的专制的社会主义转变过来的材料等却被避开了。您的合作伙伴就好像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开创了革命传统是基于德国的意识形态，从而打开了哲学时代的大门。而《反抗者》在赞扬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时，也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及其成就，而你们的文章竟然古怪到好像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你们的文章竟把我的论点歪曲到这种地步，那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最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的，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革命的运动才能使用军队和警察。

以上三个方面，使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文章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千古不变的教条了。因为如果从某种哲学观点来反驳理想主义甚或历史相对主义成为可能，如果不引证马克思的思想和观点，那就很难不把它当成一种反动理论了。而且如果不从马克思及其学生们那里寻求必要的历史资料就承认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有价值的，老实说，那也是不可能了。你们的文章，如果说它能够充实某种理论的话，那就是它仅仅加强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仅就两个方面谈一谈：

1.拒绝实事求是地讨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研究文章，并且公开地占领这块阵地。是真是假，有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吗？在今天，是否有众多的事实来反驳呢？是真是假，“精神现象学”准许有犬儒主义政治的理论吗？例如，曾经有过左派的黑格尔主义分子吗？如果有的话，他们在这方面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产生过影响吗？这些论点都是我那本书的中心思想，但在你们的文章中却丝毫不提。例如，关于第一点，我并没有讲过马克思的批判手段是错误的（相反地我倒是赞扬它），但是，他的预言有一大部分却是落空了。在这方面，是很有必要讨论的。但你们的文章却说，我赞扬马克思乃是为了更有力地攻击他。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充耳不闻的手法，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对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样，如出一辙。自您的合作者谈论这件事起，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便强迫他这样想，即马克思的论断是不能碰的。它们绝对不能碰，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上层建筑。如果我们也像您的杂志那样，信仰经济基础，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经过一个世纪的变革，应该是过时了，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而且也应该予以批判，正像我做的那样，对此是无须大喊大叫的。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那就会导致否认经济基础，就会又回到理想主义方面去。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它自身的逻辑，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发现自身的矛盾，不断地自我纠正，或不断地完善自己。凡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的人，都应该对它有所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这样做。因此，如果真是取这样态度的话，就必须对它加以充分论证，但你们的文章却对此不予讨论。由于我不能下结论说您的合作伙伴以轻浮的态度对待一种学说，所以我将仅指出其种种暧昧的表现，似乎这种暧昧态度在它的文章中一涉及政治问题就尤其明显。

2.不错，凡在我书中触及专制社会主义不愉快的事及其政治问题时，他便绝口不提。面对一部作品，在具体研究二十世纪的革命同恐怖手段之间的关系时，尽管它有缺乏现实之处，你们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便不置一词，或者是表现得羞羞答答。直到最后，只有一句话，它暗示说，反抗的确实性通常都是表现在令人生疑的欺骗之中。这指的是大家和个人，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同意专制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革命经验，那么就很难不把恐怖手段当成一种规律来看，而且将永久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且集中营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我书中，对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置之不理。而不正常的是，在提到我的书时，你们却从来不提这个问题，反而说我没有进入事物的核心。

把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比较，人们便不难发现，我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你们的文章对一种学说好像是在说：对的，但却对牵连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又保持沉默。必须看到，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它是同您合作者的原则直接对立的。

这种有选择地使用论点的做法矛盾很多，那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却恰恰是您的那些合作者的大部分作品；其次对准的，是你们的杂志上的某些社论。为了替他对待我那本书的立场辩护，他必须完全违背《当代》的观点，指出历史有一条必由之路，也有其归宿，它表露在我们面前那种可怕和邋遢的面孔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相反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向前发展，不管它起伏盛衰，它总会向着和解的方面发展，到那时我们便将进入最后的自由境地，即使他宣称只承认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而抛弃另一部分也好，那么他所选择的那一部分，在哲学上不反对你们的公式，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预言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当时承认我论点的依据，这就又否认了他自己的文章。只有预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及一种永恒的哲学的原则），才能干净而利落地反对我的论点。但是，你们的杂志能够毫无矛盾地、干净利落地肯定那些原则吗？因为，如果人类没有足资选择的那么一种归宿，历史又何以会有现在就能看得见的那种道路呢？如果它有那么一条道路，又何以人类却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如果人类能找到这种归宿，那么他们在你们所说的那种可怕的永无止息的自由中又会怎样呢？这些目标，它们还将得到发展，在我看来是十分可观的。无疑在你们那位批判者的眼里，它们绝不止此，因为他完全避开了使《当代》感兴趣的唯一的一个讨论题目，即关于历史走向何种归宿的问题。《反抗者》意在指出，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所必要的牺牲，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只有为了历史有一个美好的归宿，才能被认为是正义的，同时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却排斥这种归宿。关于这一点，我在书中详尽地做了阐述，但你们的那位编辑却只字不提。

把人类从一切羁绊下解放出来，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实际上从事历史所需要的工作，那就应该解除他们斗争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可能会把他们抛到任意的地方去。这样，按照虚无主义的逻辑，便从极端自由走向极端需要。这除了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奴隶之外，别无其他。当您的合作者，在把别人贬低一通之后，又假装承认反抗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他写道：“在革命方案中确认反抗的存在，无疑对我们的事业的健康是有益的。”而这种赞成的态度，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实际上您的合作者所赞成的，乃是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进行反抗，但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政权。

在相对自由和历史需要之间是无法选择的。必须顾忌到，这样一种态度会导致人们只向着自由的方向去想，或者只选择需要的一面，以使人们像一个男人所做的那样，一相情愿地选择自己的意中人。但什么都想得到，却什么也得不到。就像您的那位批判者一样，他不要证据（甚至反对证据）便信口雌黄地批评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做，或者说我什么也不懂，他只热衷于另一种做法，即使用一种什么都想得到的手法，却叫人们什么也不去做。他大喊大叫，说别人全在云山雾海中迷失了方向，他却能在天底下地上面四处飞翔，对于他脚下那些正在忙碌着的警察却视而不见。难道他真的不知道那些警察在忙碌吗？我甚至都不想去了解。尽管我已开始感到有些疲劳，疲于审视我自己，也疲于看一眼特别是那些老战士，他们曾经为自己那个时代不顾一切地奋斗过，但我也不认为他取类似我这种态度，假设那么多的客观困难是对的。

但这又有什么用？尽管你们的文章不想了解这些，但我们大家确确实实是处于风险和困难之中，正在寻求我们自己的真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像你们那样以轻率的态度动辄以审判的口吻讲话，我仅只向你们指出一种矛盾，也不想预断你们将采取的解决办法。至于我自己，当然也没有任何最后的建议要提，只不过有时我似乎觉得已看到了这个古老的世界中应该消亡的东西，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也不论在众多的学说中还是在历史上，同时的确也看到了应该继续保存下来的东西。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唯一的任务，乃是保卫这种脆弱的幸运时期。我的这本书除此之外，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意思了。肯定地说，我这封信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们的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作者的语气是不友好的，那我就只能闭口不言。如果是相反，他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而且是光明正大的，那我就会一如既往，很虚心地接受。但为使头脑平静起见，又不因为我得不到公正待遇而心情不安，作者便做出误解了我所写的东西的面孔，似乎是他并没有看见我所描绘的历史面貌一般，不幸的是，他没给以公正待遇的并不是我，而是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道理，是我们要跨越矛盾的正当愿望。自此，沉默便已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时代来说，我们没有跨越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将不会同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咄咄逼人的大师对抗，以显示我们并非他们那些奴隶中的一员，这一点请你们相信。那么除了在大师们中间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吗，比如说，一种能让大家公开承认的方式？一种非常漂亮的手段就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它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那种效果，正像我这封信中所说的，即公开地否定我的写作手段及其成就。但这又是直到目前为止，你们所不愿意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