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考据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清朝最后的十几年,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最多,有些人在境外某些势力的策动下,居然想起了原来这辫子其实是满族人逼我们留的。一来二去,明末清初的笔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什么的都出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我们的祖先,为了脑后的这根辫子,死了那么多人。辫子,不仅给了洋人骂自家的由头,还是奴隶的标志。
大家想通了之后,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铰了,不长不短的头发,披散在脑后,前面还因为经常剃的缘故是光光的,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不过这样一来,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即使不是公费,父母家人也在国内,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整个社会,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人心不稳,控制也不那么严了,但如果真要较真,追究起来,总是有点不妥。于是,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经过侦查,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于是决定设伏捉奸。俗语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惦记着,总能找到机会下手。某天,机会终于来了,姚某被抓了个“现行”,三个好汉一拥而上,邹容抱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结果姚监督丢了官,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
打这以后,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隆起一座富士山,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风气所及,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不过,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将剪辫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到日本没几天,就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连同回去的旅费统统花了个精光,然后问老子要钱。老子闻后大怒,不给。儿子又来一信: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端方虽是满人官僚里的开明派,但满人剪辫子毕竟不成话,于是赶紧给儿子汇去一千大洋。
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工夫的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弄中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利市,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绝——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本的“富士山”转移到了中国。但是一门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人对自己奴隶的标志这么看重?一个很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冯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统统剪掉辫子,他亲自带人手持驳壳枪监督,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起来。冯很愤怒,也很无奈。可是,过了不久,当冯玉祥也变成了一方军阀,他招兵的时候,定下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没有辫子的不要——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塌实。
再到后来的后来,国人的辫子逐渐地没了,毕竟乡下人敌不过城里人。在乡下向城里看齐的过程中,随着风习的改变,九斤老太和赵老太爷都渐渐地没了市场,被城里人强行剪掉辫子的农民,安然无恙的日子一长,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辫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辫子没有了,神还在。这是冯骥才小说《神鞭》里说的,小说主人公傻二原来有一手甩辫子的“神功”,参加义和团,辫子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但练了洋枪,一样神乎其技,百发百中。此话,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更对——辫子没了,奴性还在,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上层的人,讲“政治贞操”(注意:讲的都是大男人),下层的人,矮着身子狂呼万岁。
其实,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