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7年生的。当时我家在黑龙江垦区，父母双职工，都在上班，生下来之后一直由外婆带。“大跃进”之后挨饿，说实在的，黑龙江垦区的处境算是好的了，但外婆不信，她坚定地认为她的家乡断然不会这样，结果回去了。外婆走了之后，我就麻烦了，幼儿园坚决不去，强制送去就终日哭号，只好东家送几天，西家看几天，好容易熬到6岁，老妈走了后门，给我送去上学了。

提前一年上学，也躲不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按道理我该上三年级，但是，此前的一年，我们家从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搬到了八五一一农场，我凑巧突然乖了很多，估计是换新地方过于陌生了，加上学习成绩还不错，学校方面让我跳了一级，结果，1966年的新学期，我就直接到四年级上课去了。

别的年级的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但四年级的班主任是教算术的，而且还是男的，这让我感到更加陌生，终日一句话都不乐意多讲。不过，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正是这次跳级，碰上这位男的教算术的班主任，启动了我小学生涯的悲剧。

小时候的我，不是一个很淘气的男孩，说不上乖，但一般总可以遵守纪律。老师让我们笔直地坐着，每强调一次，我大抵可以坚持几分钟的，大体上，在老师注视的时候，总也不敢干别的。至于淘气学生在女同学的书桌里放癞蛤蟆，在老师进来之前在门上放把扫帚的事，我绝对是不会做的，当然，如果有人做了，我也绝不至于去检举，大抵抱欣赏的态度看着。因此，在跳级之前，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也一般性地喜欢我——否则怎么会跳级？可是，跳级之后，我发现现在的班主任却一般性地不喜欢我，不仅不喜欢，说话还常有讥讽之意。这让我做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摸不着也没法子问，只好躲着走，加上他的课上得也不怎么样，不听还好，听了更不明白，心里未免有些腹诽，因此，隔阂就更深。后来发现，班主任对所有学习好的男生都不怎么喜欢，他喜欢听话的女生，看来，这属于人之常情，我原不该大惊小怪的。

不过，老师中有我喜欢的，那是一个教美术的老师，画画得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的印象中，这位女老师，年轻、漂亮，而且特别欣赏我，总给我五分。只是，这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跟我的班主任，关系似乎不怎么样，见了面，有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这反过来加深了我和班主任之间的小小的敌意。

文化大革命来了，最开始是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批了半天，大家连他们是干什么的都没记住，能记住的是，少先队的三道杠两道杠不让戴了，然后红领巾也没了，接着课也可以不上了。就是上课，同学们可以在课堂上互相丢石头，枪林弹雨的感觉，最后把老师打跑了了账。即使像我这样比较喜欢看书的好学生，对于不用上课这件事，也感到相当的愉快。我们还天天上学校，到了学校就放羊，捉对儿打群架，攻城，真幸福死了。

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比我们大的学生开始斗老师了。那年月，农场的孩子上学都晚，即使是同班同学，比我大五六岁的不在少数，五年级和六年级以及学校附设的初中班的学生，年纪就更大，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个革命是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学校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就倒了霉。那年月，黑龙江垦区这些由军队的转业官兵建的农场，里面有很多1958年由于出身不好，发配到边疆来的小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很多都做了老师，因此，学校里面，出身不好的老师比比皆是，还有些人有“海外关系”、“历史问题”，所以，学生要斗老师，实在不愁找不到对象。边疆地区，什么事都比人家晚半步，其实，我们这里开始斗出身不好的人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斗走资派了。

斗老师开始，跟我有关的两个老师的命运，出现了变化，我的班主任神气起来了，因为他是学校里少有的出身好的人，来自山东的贫下中农。相反，我喜欢的美术老师却下了地狱，她出身不好，特别的不好，据说是大地主的小姐。而且家里还有人在台湾。她挨斗挨得特别多，而且被斗得特别狠。现在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比较倔强，不够恭顺，另外的原因，就在我的班主任身上，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所谓红卫兵，居然就都听他的。很多时候，他不出面，但第一线的红卫兵们，斗起人来，也相当积极。那年月，我们那儿的红卫兵，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上的，主力是我们邻居那些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务的阿姨们。她们中的很多人，是甩了自己的相好，俗称拉帮套的（即在主夫之外寻的副夫，在那时的东北，很常见），投身革命的，虽然革命了，但比较温和，仅满足于扭着硕大的屁股，戴上红袖标上街喊喊口号。一部分是学校里的学生，主要是些半大男孩子，则相对凶狠，特别喜欢斗老师，尤其喜欢斗争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于是我的美术老师就在劫难逃了。

当时，美术老师已经怀孕了，挺个大肚子，大概有七八个月了。但是这也难以让斗争者手下留情，一天，一群学生在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大铁桶，里面装了很多石头，铁桶上的铁梁深深地勒进了她的脖子，脖子上还挂着很多破鞋，那是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惯例，凡是斗女的，从小学老师到国家主席夫人，都挂这个。一个禁欲的时代，但性羞辱却无所不在。当天晚上，美术老师用丈夫刮胡子的刀片，抹了脖子。消息传来，我们都去了，班主任老师也去了，当时，美术老师还有口气，我清楚地听到呻吟声，但是，班主任老师没有叫医生，却在现场开起了批判会。那一夜，是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最恐怖的一个夜晚，我的童年，从此就消失了，很长时间，一闭眼就是血。

美术老师死后，我跟班主任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越来越喜欢在课堂上讽刺挖苦我，羞辱我，大约是打听到了我们家出身也不好，而且我父亲还有所谓的历史问题。而我则对他的态度，从躲避变成了公开敌视，开始他说我的时候，我怒目而视，最后公然顶嘴。记得一次他说我的时候，我回了一句，别以为你是个贫下中农就吃老本。然后他就宣布，我有反动言论，居然说贫下中农吃老本，攻击贫下中农，属于阶级报复。

从那以后，我的厄运加剧了，几乎隔两天他就在班上开我一个批判会，让我上台交代问题。班上一些贫下中农子弟，也跟着起哄，不仅斗争我，而且下课以揍我当开心，几个人一起打。最后我也急了，天天跟他们对打，纵然被打得头破血流，嘴巴肿得连饭都吃不了，但是依旧反抗到底，老师批评说我的反抗是阶级报复，我还是打。这样不怕死的反抗，居然吓住了他们，渐渐地，人们不怎么理我了。

挨揍挨的少了，噩梦却没有结束。很快，我的父母都被关进了牛棚，十岁的我，要自己做饭吃，还要自己打理一切家务，有时候，还要给父母送一些吃的和用的。生性倔强的我，此时，虽然感觉到了恐惧，但更多的却是愤怒和不平。一次，我去牛棚给父母送东西，看守把我拉到一个空屋子里，说，你要表达一下对你父母的态度，意思是要我对着他骂自己父母一顿。这样的事儿，估计他们已经让若干像我这样的孩子演过了，这是他们的一种娱乐。但是，那天我很让他们扫兴，一声不响，一直挺了一个下午，一句话没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想要揍就揍好了，反正让我骂我爹妈，没门。

他们没揍我，但是把我的不良态度，转给了我的学校。学校的里负责人，所谓革委会主任是一个刚解放的老干部，不敢说话，真正主事的人，是我的班主任。于是，第二天，一纸告示贴了出来，我被开除了。

得知消息之后，我什么表情也没有，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到现在我也记不得当时我究竟怎样想的，反正从那以后，就不去学校了。那份告示，我也没有直接看到，也不想看。待在家里看书，把所有带字的书，从繁体字竖排的苏联小说到哥哥姐姐的课本，都看了，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打发日子。再就是跟已经摘掉了红袖标的邻居阿姨们学做饭，她们都对我不错，当然，我也看见了她们偷偷摸摸地跟拉帮套的来往。

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年，我的班主任被人查档案查出，他当年反右的时候，是中右，于是下了台。学校由一些军队的复员兵来管，他们中的一个人，结了婚住在我家的隔壁，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于是，就让我再去上学了，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这时才发现，小学生涯已经悄然结束，我上的是六年级，按那时的学制，已经是初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