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给我命题作文，说要谈谈这三十年的阅读。多少年不需要做作文了，一动笔就犯难，写什么好呢？使劲想了一想刚刚开放时的情景，当时感觉最好的，不是高考，也是不思想解放，而是突然有书可读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杜甫的诗句，原意是官军收复他的家乡，羁旅生涯有望结束，因此漫卷诗书，收拾行李，准备回家，高兴得要发狂。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虽然未必高兴到发狂，但也一样漫卷诗书，不是收拾行李，而是四下狂购，以填欲壑，只要看见但凡像点样的书，价都不问，一卷而走。

我生而不幸，刚识字会看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举国烧书，红彤彤的，除了毛选四卷，什么都不许看了。这就好比刚学会开车，就禁止上路，手痒心也痒。实在痒得没法子了，就和几个同病相怜的小伙伴偷偷弄点秦火之余的东西来看。在看的时候，还安慰自己，不是非要看毒草，而是要批判，看着看着，批判的事就忘到爪哇国去了。那个时候，虽然吃不好穿不好，但最感痛苦的，还是没有书看，那种饥渴的感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有时候为了借本书，可以连续跟几乎不怎么认识的人连续磨上几个星期。

因此，改革开放，对我最大的恩惠，就是有书可读了。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稍微大点的图书馆的管理员，可以每天泡在里面读书，想读什么读什么。所以，我也来了个漫卷诗书——泛义的诗书，一股脑把所能买到的世界名著都买了回来。一读才知道，其实它们中的大部分我都看过，当时看的时候书都没有封皮，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这回一看，哦，原来如此。

这三十年，最初几年，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读的是农机专业，课程奇重，每天八节课，晚上还要做试验或者制图。我忙里偷闲，每周抽出点时间来啃这个大部头，啃到最后，感动了上帝，图书管理员竟然破例让我把书带回宿舍。最终花了两年时间，啃完了这部294卷的大家伙，笔记记了几大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我当时其实不明白，决没有如此神机妙算，预料到我日后会做历史，只是觉得想看，也就看了。由于之前在中学的时候通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加上也看过许多文言文的作品，包括没有标点的《司马文正集》（司马光）和《刘宾客集》（刘禹锡），因此，读《资治通鉴》没有什么障碍。这部书，不仅让我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并非教科书式的了解，而且知道了原来古人是这样写历史的。

当了教书匠之后，最早看的两部书在学术上很不上档次，一本是张国焘回忆录，一部是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前一本让我觉得历史怪怪的，怎么一个事情，居然会有如此相反的叙述。后一个非同小可，直接点燃了我阅读军阀历史的欲火。接下来，我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时候，就不务正业，不做党史，却一头扎到军阀史里，从开始的稀里糊涂，死活弄不清楚历史的头绪，到逐渐明白，从黑胡同里钻了出来，从而有了我的一部所谓的专著《武夫治国梦》。其实，做这段历史，真正令我开了点窍的，是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这本书不仅好读，清晰，而且开启了我认识军阀历史的别种视角——原来研究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这个人没长性，做历史原本就是野狐禅，没有家法，自然谈不上守家法，所以，做了段军阀史之后，又改做晚清史。像做军阀史一样，史料没少看，一般都是数以千万字计算的，但相关的研究著作，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周锡瑞先生（Joseph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此前也读过他的《改良与革命》，但印象没那么深。此前，我看到的有关义和团起源的著述，基本上都集中在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上，即给义和团找个根正苗红的出身，因为1949年之后的义和团研究，由于政治的因素，必须正面歌颂，不仅强调其反帝爱国，而且强调它的反封建因素，所以，给义和团找爹，大家都自觉地在号称是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民间教门里面寻觅。找来找去，你说是这个，我找的是那个，文章和书写了一堆，让我这种后来人看了个云里雾里，也没有弄明白义和团的爹到底是谁。好像谁说的都没道理。心里曾经冒出过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是不是这个义和团就没有什么正经八本的组织源流哇？看了周锡瑞的书，豁然开朗，原来给义和团找爹，根本就是个不靠谱的事儿，这玩意，就没有什么组织源流。

再后来，我又喜欢上党史了，这时候，我看到了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耗了他十几年功力的力作。仅凭公开材料的一点一滴的爬梳，居然能把延安整风这样划时代的大事说得如此清晰透彻，真让我佩服。读完书之后，我有幸结识了作者本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作为一个读书人，书是看不完的，喜欢的书，也不知道有多少。明知道家里都放不下了，但是每周都得到书店逛逛，看到入眼的，还是买回来。这辈子没有希望，只能埋在书里做蠹鱼了，但愿下辈子好点。挑几个说说，一不留神，编辑给我规定的字数已经够了，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