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大小是个官，有实缺可做，自己和家人吃饭，而且吃好饭，精米白面，大鱼大肉，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在清朝，哪怕当一任不入流的典史，也可以像《官场现形记》说的那样，“实事求是”地捞银子，喂饱自己的家小。可是，毕竟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官，走正途，一科一科考上去，委实太难，走旁门左道，买个官做，也得先有大把的银子才行。所以，多数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不能指望官银活着的。

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束修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明清两代，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再属于贱业，而且获利容易，因此，读书人下海的很多。江浙地方，很多号称耕读传家的家族，启蒙一毕，往往会让几个儿子分工，有的读书赶考，有的进店铺学生意。乾隆时的杭州人杭世骏，做官做的憨了一点，给皇帝提意见说皇帝过于偏向满人，结果丢官回家吃老米。大概宦囊较瘪，开了一家旧货店讨生活。乾隆南巡时还召见了他，估计看他人憨如故，没有官复原职，但此公从此可以挂出招牌，奉旨卖废铜烂铁，生意估计应该好一些了。

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手艺。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的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差距相当不小。

按规矩，卖字画都有润格，也就是价目表。就像店铺，什么东西什么价，一清二楚。只是卖字画，多半不按种类算钱，只算尺幅大小，越大，价钱越高。清朝卖字画为生的人，以扬州八怪为最，八怪之首，为郑夑郑郑板桥。现在的人知道郑板桥，多半是因为那幅被滥加复制的条幅：难得糊涂，其实，在八怪之中，郑板桥的字画，不算最好的。但是郑板桥正经的进士出身，做过几任知县，丢了官，不求开复，跑到扬州来卖字画，太有个性，想不出名都难。他的润格，非常有名，不可不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言语虽妙，宗旨只有一个，论尺给钱，只收现钱，交情少套，概不赊欠。

在郑板桥还在做官的时候，给孩子写信，劝其多背诵唐诗，不说大道理，只说是可以跟大人骗点糖果吃。每每大放厥词，说士农工商，其实秩序应该倒过来，把士排在最尾，因为士什么都不做。一个进士出身做过地方官的人，地皮不刮，买过几十亩薄田，大概不足以坐地主，收田租过活，也不屑于谋个地方书院的山长，做回大官的幕僚，却自食其力，卖字画为生，跟他先前的境界，不无关系。不吃官饭，或者傍官吃饭，让郑板桥有了生活的自由，任谁也管不了他。无需讨好，休论马屁，无论多大的官，多有钱的人，想要他的字画，一手钱一手货，还得客客气气的，一旦惹了他，就是不动笔，谁也没办法。那时候就流传着很多故事，说是某某大官，某某富商，求画不得，只好用计。知道郑板桥嗜狗肉，就化装成一个老人，烹一锅香气四溢的狗肉，备上好酒，专候在郑板桥经过的地方，待其酒足饭饱，画就赚到手了。这样的故事，说明无官一身轻的郑板桥，不止是个可人，而且是个牛人，不大受权势金钱奴役的牛人。读书人，得先有本钱养活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