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报复和流亡

佛朗哥之谜

佛朗哥和希特勒的会面

西班牙的中立

密斯·凡·德罗展馆

站在十字路口的西班牙

还是上次去法国之前，我们的朋友卡琳送了一本DK旅行系列的《法国》给我们，从此和它有了缘分。唯一的缺点是纸张太好，像砖头一样压背包。可我们还是很喜欢这套指南，这次去之前，买了同一系列的《西班牙》。在马德里的那几天，有空除了翻翻历史书，就是翻它了。书的质量很高，可是书里的信息量太大，就担心可能有错，以前看那本《法国》，就发现过两处错误。所以，这次看到书上说马德里大大小小有上千座凯旋门的时候，我赶紧向那位住在马德里的朋友求证。他说，是有那么多。

凯旋门都是在纪念战争或是战役的胜利。一千座凯旋门，怕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胜利都是要靠打才能得到的。可以想见，西班牙是怎么走过来的。不过我们在马德里逛街的时间很少，看到的凯旋门也就不多，而且几次都是匆匆在车中急急驶过，没有机会细细打量。

胜利之后建一座凯旋门，那是欧洲的传统。可是在1939年的西班牙，佛朗哥胜利之后，要做的远不是一个建凯旋门的工程。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战时枪杀俘虏的情况，其实很普遍，攻下城池之后对平民的报复性屠杀抢劫，也很普遍。战争释放了人性恶，战场上杀红了眼、因军中同袍的死亡滋生报复心理，都是原因。杀俘虏甚至还有技术上的原因：军队急着转移，大批俘虏带不走，放了就可能是放虎归山，建立俘虏营又需要财力精力。所以，杀俘虏曾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固然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可是从近代开始，终于开始有了国际间关于战争的人道规范，如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有类似红十字会的机构开始监督。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进步。

虽然有这样的条款，在战争中，这些人道条款很难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而在战争之后，执行状况应该说要好得多。在国家与国家的战争之后，战俘释放缓慢、战俘营衣食和医疗不足，继续造成战俘死亡的情况，还是在发生。可是，在战争完全彻底结束之后，还在大量枪杀敌国战俘的事情，已经很少发生。战胜国在战败国的土地上，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大肆枪杀平民，已变得罕见。

那么，内战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民族中发生的战争，在战争结束之后，胜利者似乎当念同胞之情，给失败者以体恤。同种同族，似乎也应该更容易取得和解。可是在历史上，一些国家内战之后对已经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的前敌方士兵的处理，甚至对敌方之政党成员乃至平民的处理，往往会比对外战争的敌方战俘更残酷。

内战之后对自己同胞的血腥清算，是在许多国家发生过的事情。这常常是国际监督的死角。好像这是人家在自己家里实行家法，你凭什么上去多嘴，有什么权力去管。更何况，还可以国门一关，里面枪声也罢、哀号也罢，根本传不出去。

1939年2月6日，西班牙共和政府总统流亡法国之后，内战还未最后结束，佛朗哥就已经俨然是国家首脑了。2月13日，他签署了《政治责任法》，宣称所有马德里共和政府的支持者，都是拥护“非法的”共和国，因而都是“有罪”的。他将法令追溯到五年前的1934年，并且规定“严重默从”都属“重罪”，这么一来，左翼政党的前党员就都岌岌可危了。虽然在战争结束的最后关头，他在广播中许诺“对所有未犯罪者将宽大处理”，佛朗哥本人还解释说，只要没有刑事罪行，仅在共和军中服役或参加了左翼政党，不算犯罪。可是，这个许诺显然没有兑现。

很难想象，在我们去过的所有美丽的西班牙城市，战后都笼罩在无节制的报复中。一个历史学家写道，在1939年7月，马德里每天被枪毙的人在二百人至二百五十人之间，巴塞罗那是一百五十人，就连塞维利亚，这个从内战开始就从没有被共和派占领过的城市，每天都有八十人被枪毙。直到1940年，佛朗哥的监狱里还有二十七万政治犯。左翼中有一位非常温和的社会党领导人，七十岁的朱利安·贝斯特罗教授，被判了三十年徒刑。

到底有多少人在战后的报复性镇压中丧生，至今没有定论。有些历史书里估计战后被佛朗哥政权枪决或关押而死的人高达二十万。这一数字可能高估，但是数量达到近十万或十余万是有证据的。更多的左翼民众在社会生活中遭受种种迫害。这几乎是一种民族命运。其实根据共和派在内战期间的行为和思路，很难说，假如是共和派取得胜利，流的血就会更少。差别只是另换一批人流血罢了。这就是西班牙的悲剧。

除了一些西班牙共产党人流亡苏联，大多数逃亡者都来到了法国。随着最初的报复减弱，几个星期后，就有一半的法国流亡者回到西班牙。

一直在帮助西班牙政治流亡者的路易斯·费希尔写道：这些流亡者处于痛楚之中，他们相互间“人咬人，朋友攻击朋友，政党分裂为派系，派系又分裂为一些集团，集团中又产生更小的集团”。“人人都在推卸责任，人人都在进行疯狂的攻击，人人都认为西班牙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自然他们还要为如何生存而烦恼忧虑。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对西班牙无所作为。这是流亡者的悲哀，他们是非常不幸被历史无情抛弃的一代人。因为，接下来，佛朗哥要统治西班牙将近四十年。

最令人想不通的是，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西班牙是让所有去过那里的苏联人倒霉的地方。不知究竟出于什么原因，那些代表苏联去援助西班牙内战的人，大多在回国之后以各种理由被斯大林逮捕、监禁和枪毙。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是共和派一方的英雄。

佛朗哥宣布内战结束，开始统治西班牙之后不过五个月时间，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

虽然佛朗哥宣称，他要使得他统治的西班牙，其制度“来源于西班牙历史、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心灵”。可是，他毫不讳言，他要效仿德意的模式，尤其是意大利的工联主义。意大利人在风格上和散漫的西班牙人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意大利曾经呈现一副落后国家的样子，火车都永远不准点。墨索里尼上台，强调纪律与整顿，曾经以“让火车准点的人”风靡欧洲，迷住多少人，也让佛朗哥仰慕不已。

内战结束后

那是欧洲大战的前夕，1939年5月19日，就在我们眼前的马德里大街上，佛朗哥二十万军队举行游行，其中有穿褐衫的意大利师，还有希特勒的神鹰军团。他们都是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一方的外籍军团。看着这样的游行，谁也不会怀疑，在未来的世界局势中，西班牙将和意大利一样，成为希特勒最坚定的盟友。

可是，现在回看当年，显然谁也没有摸透佛朗哥的心思。佛朗哥是一个谜一样的人。首先一条，不论是站在哪一方的西班牙人，都承认佛朗哥是一个最不“西班牙”的人。他冷静、理性、坚定，一点不浪漫。所有的人又都承认，佛朗哥是一个天生的军人。

佛朗哥长得就很不像西班牙人。他五短身材，有点发福。以个性来说，佛朗哥生活规律、健康、烟酒不沾。他会拉提琴和画画，闲暇时间散步打猎捕鱼。平时言谈温和，说话细声细气，只要不是在打仗，他每天一定是和妻子女儿同桌吃晚饭。佛朗哥出名的重家庭生活，宗教性很强。研究佛朗哥的历史学家，都说佛朗哥身心平衡而且健康。

佛朗哥和他的女儿

佛朗哥出生在一个海军世家，四代人服役于西班牙海军。佛朗哥的父亲是个海军军官，佛朗哥自己也从小立志当海军。可是，在他成长的年代，西班牙在美西战争后海上霸主的地位已经彻底失去。1907年，他去报名海军学院，那时西班牙已经没剩下几艘老旧军舰，也要不了那么多海军军官了。那年的海军学院考试被取消，佛朗哥只好报考托雷多的陆军士官学校。他在日后的自画像中，还是让自己在画像中“穿上”一身海军军装，可见遗憾一直留在他心里。

作为一个军人，佛朗哥深具魅力。他勇敢、身先士卒，打仗经常骑着一匹白马，冲在最前头。在我看来，他似乎是一个对军人素质追求过了头的人，一旦离开家的环境，进入他的“职业军人状态”，就是一个冷静到了能够不动声色地冷酷到家的人。照他心爱的独生女儿的说法，他是一个能够看着你的眼睛，照样下令枪毙你的人。佛朗哥没有政治理论，他只有自己的逻辑，强调秩序，要求社会有传统的等级制度。据说他坚信这符合西班牙的利益。

内战之后，很少有人知道佛朗哥究竟在想些什么。可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少失算。

西班牙内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不论是哪一个阵营的人都不会料到，佛朗哥心里在坚持的一条，是无论如何要把西班牙保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对西班牙来说，这确实格外困难——内战期间德意对佛朗哥鼎力相助，理所当然要求回报。可是，当德意对西班牙提出联盟的要求，却意外地遭到佛朗哥的婉拒。内战结束刚刚三个月，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就访问西班牙，佛朗哥却拒绝西班牙和意大利结盟。之后，佛朗哥也派出亲信去德国，提出西班牙将保持“善意中立”的立场，令希特勒火得要命。

不仅要求联盟，希特勒还急着要进西班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直布罗陀。它就是柏柏人入侵西班牙的第一块踏脚石，也是三百多年前的1704年，西班牙在和英国人冲突中失去的那座小岛。也许是历史的命定，远离英伦三岛、孤独的直布罗陀，竟成了英国插在地处欧非咽喉地位的一颗钉子。两百年来，西班牙人对“钉在自己心上”的这颗钉子，一直耿耿于怀，也不是没有试过去夺回来。可是，尝试总是失败。此后，西班牙丢失了海军，丢失了国力，沦落到自相残杀的地步，当然也就顾不上什么直布罗陀岛了。现在，希特勒就向佛朗哥提出建议：我帮你去夺回直布罗陀。

德国打下法国之后，任何人都认为，佛朗哥会欢迎希特勒的军队进入西班牙。葡萄牙吓得要死，从地理上来说，他们就躲在西班牙身后，他们想，如若德军能够进入西班牙，那么只要几个钟头，就会冲进葡萄牙了。这样，欧洲版图就差不多都在德意手里了。更何况，同盟军若失去直布罗陀，北非和中东无疑就是德国的。如此趋势，几乎无可避免。

可是，英法对德宣战之后，佛朗哥宣布，西班牙“严守中立”。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佛朗哥喜欢墨索里尼，没有人认为他喜欢希特勒。佛朗哥凭直觉就知道希特勒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德国人要想“帮”西班牙拿下直布罗陀，就得从最北端的法国进来。只有穿越整个西班牙，才可能到达最南端直布罗陀。这样一来，德军就占领西班牙整个国家了。佛朗哥打的主意是，他说什么也要把德国人挡在国境线外。

历史恰好把佛朗哥放在一个奇特的位置。他什么都不用做，只要默认德国通过西班牙，整个“二战”的局面就可能有很大不同。而且，人们很难责怪他，佛朗哥完全可以说，西班牙刚刚打完内战，这弱不禁风的国家和军队，如何可能抵挡得了德军。事实也是这样，佛朗哥想把希特勒挡在外面，并不容易。希特勒要是烦了，可以不要佛朗哥的准许，干脆挥师南下，入侵西班牙。

1940年6月27日，德军已经聚集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蓄势待发。10月23日，在法西边境叫做昂代（Hendaye）的地方，在希特勒的火车专列上，佛朗哥和希特勒有过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会谈的内容当然是西班牙在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具体谈到直布罗陀是必然的事情。佛朗哥竭尽他的狡猾，和希特勒周旋。他说了大量好听的空话，却没有应下一件具体的承诺。他表示感激德意，说为德意出力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只要希特勒一声令下，他佛朗哥愿意赴汤蹈火。只是，唯一的小问题是，现在条件还不具备。西班牙刚刚从内战中熬过来，还不具备再打一场战争的能力。

希特勒会见佛朗哥

据说，在希特勒向佛朗哥提出，德军将“为西班牙”从英国人手里拿下直布罗陀，佛朗哥表示，直布罗陀是西班牙人的百年之痛，但是，西班牙人是骄傲的，他们不会愿意让外国军队替他们去夺回领土。而他自己的国家和军队，还没有从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西班牙穷得叮当响，所有的道路都在内战中破坏了，火车头都坏了，工厂里的机器都不能用了，人民在挨饿。现在还顾不上这个历史宿怨。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参加战争，得让他们养养精神。

希特勒说，德意可以援助西班牙。佛朗哥表示万分的感动和感激，却开出了一个天价，说必须有这么这么些粮食，这么这么些物资和钱，西班牙才可能恢复元气。这个天价数字气得希特勒无话可说，他自己正在大战中，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和物资给西班牙。据说希特勒曾经直接威胁说，那么德军自己进来，只要西班牙政府默许，让一条路就可以。佛朗哥则回答说，你实在太不了解西班牙人，他们最见不得外国入侵，假如你就这么进来，西班牙人肯定会坚决打你出去，到时候就连我也拦他们不住。据说他倒过来威胁希特勒说，“游击战”这个词就是我们西班牙人发明的，西班牙人打游击还从来就没有输过。

这次会见只有那么四五个人，具体讲了什么，只是在场寥寥数人的转述，或许并不可靠。可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会谈不欢而散，希特勒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西班牙仍然维持中立，拒绝对英宣战，也拒绝以国家名义参战。佛朗哥事后说，希特勒同他见面问候的时候，还是语气“亲切”，告别的时候，却声调“冰冷”。而希特勒事后说，他发现佛朗哥根本不打算商谈任何事情，他“宁可拔掉几只牙齿，也不愿意再和佛朗哥见面”。

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晤。

1941年，佛朗哥对德意实在是应付不过去了，他给了德国四万七千名所谓“志愿兵”，他们用德国装备、由德国人指挥，参加进攻苏联，有几千人阵亡。1944年，佛朗哥撤回了这些“志愿兵”，应付希特勒的说法是，只要愿意留下的，我让他们留下。这是佛朗哥在整个“二战”期间，对德国最算得上实在的一次回报。既然是“志愿兵”，那么，就像“国际纵队”一样，“志愿兵”参战，并不等于他们的祖国作为国家参战。西班牙还是中立国。就在1944年，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上说，“毫无疑问，假如西班牙在这危急关头向德国献媚或屈从于压力，我们的负担要重得多。最要紧的是让西班牙维持中立”。

1942年11月，盟军发起北非战役。盟军能否顺利登陆北非，英属直布罗陀成为一个关键。直布罗陀几乎就靠着西班牙。它曾是北非的阿拉伯人侵略西班牙的跳板，现在盟军要利用它来进攻北非的德军。罗斯福首先通过信使亲自向佛朗哥保证，盟军绝对不会侵犯西班牙。可是，盟军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于佛朗哥能不能坚守中立。

直布罗陀岛是一块岩石，却至关紧要。这个时候，上面每一寸土地都密集地压满了盟军的战备物资，整座山被挖空，里面装满了军备。在这块岩石的机场上，停了上千架战机，周围有三百一十艘美国海军的军舰和二百四十艘英国军舰，外加五万士兵。这些“军情”全在西班牙的眼皮底下。盟军根本无法对自己进攻北非的军事准备向西班牙保密，因为那里需要劳工，有六千名西班牙人每天白天在直布罗陀干活，挣盟军的钱，晚上回到西班牙的家中。所以，不仅是佛朗哥的军事中立，就是他的缄默，对同盟军的北非战场，都万分重要。

照美国国务卿赫尔后来的说法：“没有西班牙的中立，我们不可能攻入非洲。”

佛朗哥用自己的中立和沉默，帮了盟军北非战役一个大忙。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记住了这一点。十年后的1953年，当了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力主国际社会接纳西班牙，美国在西班牙设立了军事基地，西班牙以此为契机走上了向欧美开放的道路。

除此之外，西班牙在“二战”期间成为难民的通道，对难民的种族国籍不加区别。佛朗哥下令，凡祖先是在光复运动后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所谓塞法迪人（Sephardim），都可以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国境向他们开放。我们无从得知，是什么让佛朗哥顾念西班牙人四百年前的旧情。随后，他又对手下人说，所有犹太人都是塞法丁人。法国犹太人只要逃过比利牛斯山，就能进入西班牙、就安全了。根据战后犹太人组织的确认，有文件证明的就有将近六万犹太人因此获救。1944年初，还有大量法国人通过西班牙进入北非，成为抵抗运动的“自由战士”，佛朗哥为此受到德国的严厉警告。美国有一个民间组织，在罗斯福总统夫人支持下，战争初期派人进入欧洲，抢救遭受迫害而可能丧生的科学家、艺术家等精英，他们的出逃，也是通过法西边境的西班牙官方关卡，进入西班牙。

1943年之后，佛朗哥越来越明显地偏向盟国。他甚至给英国首相丘吉尔写信，建议由他出面斡旋，以结束战争。今天有的历史学家指责佛朗哥是“滑头”，看风使舵，想参加“胜利者俱乐部”。据佛朗哥身边的人说，佛朗哥认为，假如盟军赢了，由于他在西班牙实行的制度，他料想战后盟国不会善待西班牙；可是，假如希特勒赢了的话，那西班牙就更完了。德军要是进入西班牙，就永远也不肯出去了。他可不想看到西班牙变成德国人的奴隶。

从1939年到1945年，整整六年，佛朗哥软硬兼施和希特勒周旋。德军始终没有进入西班牙一步。

不管怎么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西班牙原本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个弱国。也不论佛朗哥本人动机如何，佛朗哥确实在利用他以前和德意的良好关系，软磨硬泡，艰难地拖过整整六年，使得西班牙免于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今天没有人能否认，对于西班牙，这是当时能够期待的最佳结果。

佛朗哥在“二战”期间的中立，不仅使得西班牙免于战火，也使盟国得益，等于间接协助了盟军。于是，战后盟国在对待佛朗哥的问题上，就显得踌躇和意见分歧。实际上，这也使得历史学家对佛朗哥的评价开始复杂起来。

很自然，对佛朗哥持最严厉态度的是法国。虽然1939年流亡法国的五十万西班牙人，在几个星期之后，就回去了一半，留下的也有一部分去了其他国家。可是在法国，仍然有着西班牙最庞大的流亡队伍。不仅如此，法国还有着西班牙的三个流亡政府：西班牙流亡政府、要求独立的巴斯克地区自治政府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政府。所以差不多可以说，有一个和佛朗哥有深仇大恨的小西班牙，滞留在法国。他们在法国政府内形成很强的游说力量。再说，很多西班牙流亡者曾经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抵抗运动，成为法国英雄。虽然这个法国境内的小西班牙社会仍然在进行激烈的内部派别斗争，但是他们对佛朗哥政权的仇恨是一致的。法国坚决要求战后盟国一致行动，切断对西班牙的一切政治经济联系，置佛朗哥的西班牙于死地。

“二战”之后的世界局势马上转入“冷战”时期，世界在重新组合。佛朗哥原本希望，通过“二战”中西班牙的中立和后期对盟军的倾向，或许他能够借此机会被战后国际社会接受，这样对西班牙的经济发展会有好处。对佛朗哥来说，好像这也不算是什么奢望。相比内战刚刚结束的1939年，他至少并没有变得“更坏”，应该说，还变得好一些了。在1939年，大部分国家不是都和佛朗哥的西班牙维持外交关系了吗？

佛朗哥的指望显然是落空了。1946年，在主要是法国的坚持下，联合国的所有机构把西班牙排斥在外。于是照历史学家们的说法，佛朗哥很有耐心地开始战后新一轮的跋涉。

对于内战后的西班牙流亡政府，这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就是借“二战”之后反法西斯的热潮，先把佛朗哥扫在德意法西斯一堆，再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把佛朗哥一起扫掉，然后流亡政府可以回去“坐正”。然而，在英美两国看来，是不是扫掉佛朗哥，当时判断的依据只能是“对世界和平威胁”的程度，而不是社会制度。如若论社会制度的话，当时的苏联更首当其冲。从“二战”的经历来看，英美认为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纳粹德国以及法西斯意大利，显然是有区别的。以这个“和平威胁”的标准来考察，英美判断未来的所谓“和平威胁”与其说来自西班牙，还不如说是来自苏联。而西班牙恰是苏联的死对头。

佛朗哥从1936年起兵后，在北部城市布尔哥斯（Burgos）宣布成立西班牙政府，整整统治了这个国家四十年。看西班牙历史书，总是看到历史学家们对佛朗哥的评论中要提到“复杂”二字，又常常是不愿意再多说什么。所谓复杂，其实就是如佛朗哥的西班牙在“二战”中的状况等等，不宜简单地全盘否定。而人们不想深究的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不论是德意帮佛朗哥打内战、不论是内战后对共和派军民的报复屠杀，还是佛朗哥在西班牙维持的长期专制统治，都使得没有一个爱惜自己声誉的人，愿意为佛朗哥说什么好话，实在不值得为了佛朗哥坏了自己的名声。

可是回头看去，这四十年实在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几乎在佛朗哥1975年年底去世的瞬间，人们就知道了，西班牙将要迅速变革。于是，我们仍然想知道，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究竟为这样的变革，做了一些什么准备。将近半个世纪西班牙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后来的政治改革相对顺利，恐怕不能说和前面的路程毫无关系。

在巴塞罗那，我一直很喜欢世界博览会的那一片叫做蒙特惠奇山（Montjuic）的地方。那是巴塞罗那市里的一座山，在此曾经举办了1929年世界博览会，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巴塞罗那海港和蓝得叫人晕眩的地中海。那里唯一煞风景的是：为制造卖点，巴塞罗那人建造了一个虚假的西班牙“村庄”（Pole Espanyol），卖着很贵的门票，里面是很拙劣的假货。只要不进这个“假村庄”，蒙特惠奇绝对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

蒙特惠奇山上的1929年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主建筑

从蒙特惠奇山上看巴塞罗那港口

那古典风格的博览会主要展馆建在山上，现在是加泰罗尼亚美术馆。它相当于巴黎的大宫小宫，可是因为有山，有山下的广场，就很不一样，气势上就占了先。站在山上博物馆前的平台上往下看，眼角捎上平台上那两个作为近景的雕塑和平台栏杆，视野框入山下巴塞罗那的城区，那真是非常舒畅的感觉。

地中海印象（作者手绘）

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展馆

半山腰，隐着现代建筑四大师之一——密斯·凡·德罗设计的著名展馆，山上则有美丽的米罗美术馆。

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展馆小小的，假如不是小心翼翼去找，没准走过都会漏掉。我们去的时候，看到收门票的人都没有地方待，捧着个权充票箱和银箱的小盒子，就露天坐在一把折叠椅上。这个展馆连起码的附属管理建筑都不能有，是有道理的。这个展馆必须“干净”，不能有一点点节外生枝的东西。外面那灰绿色的大理石墙板，充满了杂质造成的空洞，虽是磨光的石料，仍然不是通常追求出来的“完美”，而是略带粗糙，毛毛拉拉的，那是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所喜欢的“质感”。

那是1928年，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之前的一年，密斯·凡·德罗提出了他著名的有关现代建筑的“少就是多”的理论。整个建筑物的风格带着经过提炼的简洁，石材本身虽然是传统的，可是和传统石墙的厚重不同，所有的墙都给你“片儿”的感觉。原先，要让石头的古典用法和“现代材料”玻璃来一个“感情衔接”，衔接得好是难度相当高的事情。现在，密斯·凡·德罗对石料的处理，就使得石头“现代化”了，和大面积玻璃就在感觉上能够呵成一气。这种处理在今天当然已经一点不稀奇，可是今天的建筑师们，都是在抄袭现代建筑大师，而密斯·凡·德罗却是开拓者。

密斯·凡·德罗在整个重装饰的古典世界里，突然板出一张冷峻而且英俊的面孔，“酷”得不得了，一下子倾倒多少人。结果，顺着现代建筑材料的开发，人们发现，做现代建筑原来不仅省时省力，还可以“酷”一把，何乐而不为。接下来无数平庸的建筑师一个个东施效颦，现代建筑也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人们阅读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巴塞罗那世博会展馆，总是在读他“现代突破”的那一面，觉得那才是他的意义所在。可是，大家很少注意到，整个展馆的灵魂，是古典的。最精彩的是那个后院，那里有一尊标准古典的深色大理石的女人体雕塑，虽然她略有一点点现代的意味。她背着那堵挺拔的墙，站在角角方方的水池边。水池里只有几寸的水，却足以使得那个丰满体态的女人，把她舒展的身影，投在明镜一般的水中。而投入这个动人画面的，还不只是她，还有从她身后的墙外伸进来、摇曳着的大树枝条。

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展馆及雕塑

假如没有水，假如没有枝叶的自然和色彩，假如没有那尊有着古典美的雕塑，假如把她换一个现代抽象雕塑，哪怕是现代雕塑大师的杰作，就是说，假如把密斯·凡·德罗这个设计的古典灵魂抽走，味道马上大变。那个灵魂和他的现代变革天衣无缝的结合，才是密斯·凡·德罗这个作品如此不朽的原因。

人们总以为，他们能够完全挣脱自己的历史，他们试图彻底甩掉人类千年的传统精神、道德、审美、口味，其实他们能够做到的却是有限的，总有一个延续着遥遥远古的灵魂在那里幽幽闪光。你可以拒绝那个灵魂，结果很可能是你的失落将永远得不到填充。这个展馆在巴塞罗那世博会结束之后，保留了半年，之后就拆除了。直到1983年，才在原址按照原样修复。

密斯·凡·德罗是高迪的同时代人。我常常会想到这个，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他们都是现代建筑大师，可是高迪是传统的柔性转换，他的古典灵魂融化开来，重塑成扭转舞动的张力，渗透在他的建筑表达的每一个细胞中。高迪的所谓“现代”和传统审美是一体的。他的建筑给你的感觉是凝重的雕塑感。相比之下，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展馆，是现代与传统的“拼合”，是冷静、精密的美。就算是现代的“抽象”，他们“抽”得也绝不一样。他们的差别，活脱就是他们各自的祖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性格差别。

我常常会想，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是在1929年开的，那是西班牙内战的七年之前，佛朗哥政权开始的十年之前。世博会开起来时的西班牙大都市，已经非常领先了。有时候我会觉得，那种感觉不陌生，有点熟悉，像……对了，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也同样的——在这样的城市周围，有着贫困的农村，有着混乱中的政治。

“九八”一代的著名哲学教授奥尔特加·加塞特曾经说过，西班牙以前送了一大批年轻人去德国完成高等教育，实在是失策。因为这些人“海归”，恰在二十世纪初，成为“九八”一代中的一支。结果，西班牙要么是通过法国，接受苏联一路的影响，要么是德国式的思维方式，讲究理性和秩序。西班牙独独缺乏英美式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兼有的、稳健发展的议会民主。

1929年，还是在西班牙内战前的最后一个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治下。要是对比以后发生的共和、内战和佛朗哥独裁统治，阿方索十三世治下的西班牙，绝不是最糟糕的状况。用现在的词语来说就是，那个时候西班牙的各项综合指标，其实已经相当不错。1929年的世博会，是西班牙一个很好的新起点。可惜的是，这一点不是一条道路的开端，而是一个十字路口的正中，这也很像抗战前的中国。

我常常在琢磨西班牙的这一段，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如果把人的历史比作一条从野蛮蒙昧中缓缓前行的道路，那么西班牙大概是这样的，它从封建君主制慢慢往前走的半路中，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左右有了两个选择。左边是苏联的榜样，右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榜样，当西班牙走到这个路口，左右两边开始劝说争取它，争取西班牙走向它们的一边。正当西班牙还在犹豫的当口，两边已经撕扯起来，并且两边都冲进路口，打了起来。其实它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在这条道路的前端，有着民主法治制度的榜样。可是让西班牙当时做出这个选择吗？门也没有，它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火候，历史进步的道路是一步步走来，拖是拖不过来的。一个没长大的小孩儿，怎么可能拖进成人的行列中。假如西班牙已经走到有自己内心定力的这一步，也不会被左右两翼一扯，就一撕两半、回头跟自己人打得你死我活了。

佛朗哥借助右边的德意，打跑了左边的一方，他却又没有跟着右翼走，而是站定在那个十字路口。或许，他觉得西班牙没有往前走的基础，他或许是更留恋西班牙走到十字路口之前的状态。所以，佛朗哥的决定，是后退。今天看来，法国当时把西班牙扫入希特勒一堆的判断，显然是错的，而英美的判断更接近事实，佛朗哥西班牙是在退到封建的过去，稳定下来，再重新以非常缓慢而谨慎的步子，重新往前走。不论是先前的“快速进步”，或者在十字路口的厮杀，还是佛朗哥后退的这个动作，都牺牲了无数个人，西班牙人。

在历史大动荡面前，个人非常弱小和可怜。

回看那个时候的西班牙，我在想到我们自己。在历史学家眼中，一个国家的几十年是一个很短的瞬间，我们是“二战”和中国内战之后出生的一代人。论年头，我们距离那些战争非常近，可是我们出生在战后，当然丝毫没有战争的记忆。我们的前辈在讲述和传承这样的记忆，然而终无法改变我们是战后新一代，我们和他们的历史恩怨终有隔阂的事实。

这里显然有负数的一面，就是我们对历史的经验教训，都没有切肤的感受，我们甚至可能接受虚假的历史图像。可是，我终于也意识到，这里也有正数的一面，那就是，历史给出一个机会，使得新一代的人有机会走出历史宿怨带来的仇恨，用更有建设性的、面对未来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世界。

新的一代代人在诞生，这是历史给出的机会，而古老的西班牙，如何对待这样的机会呢？

我们看到，不论是极端左翼还是极端右翼的国家，他们对待自己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态度，除了外部对它的排斥和封锁之外，它们自己往往是自我封闭的。有些地区甚至封闭到了发生巨大自然灾情，拒绝国际社会援助的地步。

但倒退之后的西班牙却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似乎在寻求一个重新起步的契机。

在“二战”之后，西班牙被联合国的决议围困，可是它几乎一天也没有自我封闭过。西班牙天生是一个旅游胜地。1931年，它一年的外国游客是二十万，到了战后的1951年，外国游客不仅没有减少，还翻了一番，一年五十万，并且在飞速增加。在1964年，一年的外国游客是一千五百万，相当于大半个西班牙的人口，1978年的外国游客是三千九百万，相当于整个西班牙的总人口。可以用近年旅游热中的中国，来对比出当年西班牙的这种开放的程度。到2000年，来中国的外国游客，才首次达到一千万，而中国的人口是十三亿。如此之多的国际游客和西班牙人密切接触，对西班牙人必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全方位的影响。

游客们怎么会不来，当德国和北欧开始夜长昼短、北风呼啸、风雪弥漫的时候，安达卢西亚的阳光还炽烈得不遮阳不行。再说，它有着欧洲人喜欢的地中海风光和迷人的阿拉伯北非风情。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没有过开放地区和不开放地区的说法。我们的朋友山德是个艺术家，是个左翼犹太人，却爱死了西班牙。他就是这些早期外国旅游者中的一个。他在佛朗哥时代多次到过西班牙，而且一住就是半年，交了很多朋友。他讲述的西班牙，给了我们当年西班牙的很生动图景。

西班牙开放旅游的条件是一回事，西班牙选择是否开放是另一回事。关键是佛朗哥必须有一个决策，让不让他们外国人随意进来。国门开放可以给贫穷的西班牙带来生机，也可能对佛朗哥的制度带来冲击。佛朗哥还是选择了开放。

战后的西班牙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一度非常贫困，佛朗哥也听凭百姓外出移民。从1959年到1963年，四年之间有将近四十五万西班牙人移居国外，其中一半去了南美。四五百年前，是由西班牙的殖民者，在那里建立起了拉丁文化和语言。现在，南美却成了贫困的西班牙人的一条出路。之后，移民的人数仍然在剧增。在整个佛朗哥时代，有几百万西班牙人生活在国外，成为侨民。仅在1974年一年，他们带回西班牙七亿美元。大量的人口进出和交流，必然推动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进步，让它呼吸外部世界的新鲜空气。

我又想起奥威尔的判断，佛朗哥只是一个“落伍的人”。他没有自己激进的社会改造的理想，他要回到一个秩序井然的旧西班牙。因此，他几乎像是一个独裁的国王，只要不触及他的统治，他并不想以全新的理论，改造民间社会本身。那是一个自然发展中的、民间结构没有被破坏的社会。那是西班牙走向未来的基础。

西班牙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回到国际社会。1953年，西班牙开始获得美国和法国的援助，1955年返回联合国和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古老的西班牙，开始了返回欧洲的艰难跋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西班牙开始经济起飞。对报刊的检查开始放松，批评言论多起来，社会活泛起来。可是佛朗哥的独裁政治制度，虽然也在放松和转变，却仍然是它回到欧洲的最后一个障碍。欧洲人说，内战后的西班牙开始成熟了。它不需要左右两边来对他们指手画脚，也不需要别人来教训它；它不完美，却有往前走的清晰目标：回到欧洲，回归这个世界。

1936年，西班牙在内战中失去了它全部的黄金。三十年后，它成为世界黄金的第二大买主。

它哪里是在买黄金，西班牙，是在买回它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