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的故事

总理内格林

布鲁奈特战役

埃波罗河战役

国际纵队的撤离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巴塞罗那大撤退

马德里的陷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作家论思想倾向的话，都是左翼的。接近“二战”时，有纳粹这样的极右翼放在那里，而苏俄能够从铁幕后面抛出来让大家看到的，又都是五彩缤纷的宣传彩球。那时，左翼思潮广泛流传。国际纵队中作家很多，最著名的大概还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他写了不少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的作品，除了《丧钟为谁而鸣》、《第五纵队》、《告别了，武器》，还有纪录片解说词《西班牙大地》。

海明威（中）在西班牙内战中

在这些拿起枪来、走上西班牙战场的作家们中间，有一个作家有点特别。他曾经是英国著名的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很多年之后，他和海明威一样，作品走出了自己的国家。他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从战争角度来看，佛朗哥一方是纯军事行动，而共和派一方，却是政治斗争在支配军事。自始至终，共和派一方没有停止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左翼中，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斯基派的目标是马上革命。共产党的主张是“战争第一、革命第二”、“赢得战争之后再谈革命”。可是在日后的争斗中，并不仅是政治观点的分歧在起作用，还有对政治权力的争夺。

西班牙共产党原来是个小党，而战争需要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由此壮大。原来在共和国当家的社会党人，在这种局面下左右分裂。社会党的左翼，以总理卡巴耶罗（Largo Caballero）为首，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无政府主义，但出于战争压力，被迫和共产党合作，也笼络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的右翼，就和当时共产国际的观点接近，认为在战争期间，“不是革命的时候，而是要把战争打赢”。

战争开始之后，在几个大城市，尤其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对共和派中的激进左翼来说，是盼望已久的一次复制十月革命的机会来到了。在内战刚刚开始的几个月里，马德里政府只有十分有限的权力，大部分权力都在各群众组织手中。在马德里，所有的外国企业最早被没收。城市乡村都在集体化，财产证明被烧掉。百万美元的银行财产，黄金、珠宝、现金等等，在革命中被没收，再也没有归还。被查抄的私人财产也一去不还。为了免得中产阶级被群众组织屠杀，政府一度发出大量护照，让他们逃命去。

1936年底，当奥威尔来到巴塞罗那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局势让人震惊，势不可当”。他发现自己第一次生活在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每栋大大小小的楼房，都被工人占领了，挂满了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面墙上都画满了斧头和镰刀，写上了革命名称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毁掉了，里面的圣像被烧。各处教堂都在被一群群工人有组织地拆毁。每个商店和餐馆都挂出已经集体化的牌子，连擦皮鞋的都集体化了，擦皮鞋的箱子都漆成红黑两色。”在当时留下的照片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餐馆都转变成了集体食堂。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该男女平等，可是又觉得男女分开在不同的食堂吃饭才像样子。奥威尔走在街上“喇叭里整天高唱革命歌曲”。服装和称呼都改变了，以前白领们戴的领带和帽子都消失了。“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劳动服、蓝色工装裤或不同的民兵服”。传统的问候语也消失了，“同志”成了唯一的称呼。

巴塞罗那极左群众的宣传画，他们把所有公共交通都集体化了

初到一个革命圣地，奥威尔觉得，“这一切无不令人奇怪和感动”。看上去，“资产阶级要么逃跑了，要么被杀了，要么自愿站到了工人一边。”

刚刚来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奥威尔就被共和派五花八门的政党名称弄得昏头昏脑。这些政党一般都有工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这样的字眼，差别只是排列组合不同。当时他们各有自己要惩罚的“阶级敌人”名单，也各有自己的“清洗委员会”。在战争刚刚开始一个多月的1936年8月，传来佛朗哥的摩尔兵14日在巴达霍斯屠杀战俘的消息，于是共和派的各个城市开始报复行为，屠杀监狱里的囚犯。在马德里盛行“Paseos”，那是恐怖的8月创造的一个特定词，它的意思是“兜风”，就是各群众组织随意从监狱里拉出一些囚犯，押上卡车去“兜风”，待到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空车了。这些囚犯被枪杀之后抛尸街头。

当时抓人没有司法手续，所以所谓囚犯，大多是群众组织随意抓来、未经审判的政治嫌疑犯。马德里是首都，在内战前的议会里有不同派别，首都的政治人物里自然也有不同派别的人存在。这是所谓民主共和制的本意。在这段时间里，右翼政治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关被杀。8月23日，有十四个知名人士，在马德里模范监狱被神秘枪杀，其中包括长枪党创始人的一个弟弟、1933年的一个西班牙内务部长、一名将军，还有前马德里警察局长。

就连总理内格林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也没有能力阻挡这样的杀戮，只能自己亲自去监狱，寻找和抢救那些被滥抓进来、很可能马上要被滥杀掉的知名囚犯，甚至亲自把有些要救的人送进外国使馆，通过他们找一条生路。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认为，待在牢里还是比在家里安全，外面更加无法无天。据记者说，百分之九十的冤死者，在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许多人死于非命，只因为他们是革命标准下的资产阶级。马德里被无辜枪杀的人中间，还有一对兄弟是哥伦布的后裔。

马德里监狱的法庭在设法减少“兜风”杀人

奥威尔所到的巴塞罗那，情况和马德里非常近似。

奥威尔以为，各个党派只是名字的叫法不同，大家都是“社会主义”，都是革命的。当时奥威尔非常振奋，他觉得虽然战时的生活条件艰苦，可是，“人们对革命、对未来充满信心，而且还有一种突然进入平等、自由时代的感觉”。他住进了“列宁营”。

奥威尔不知道的是，共和派阵营内部，其实正在因为派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点不幸的是，奥威尔和他的新婚妻子当时急着要来支援西班牙，恰巧没有通过共产国际的通道，而是经过了转折的关系，被介绍到西班牙的一个左翼政党组织“统一工人党”，来了也就进了他们的军队。而这个党，在西班牙的共和派内斗中，正是被清洗的对象。直到奥威尔差点死在他以为是“自己人”进行的大清洗之后，才知道同志之间原来可以有如此可怕的差别。

奥威尔发现，西班牙的内战性质，和他以前想象的不同。首先佛朗哥虽然得到德意的支持，可是“佛朗哥并不能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他的诉求并不是要推行法西斯主义，而是要恢复传统的西班牙，他只是“一个落伍的人”。另一方面的发现，令奥威尔感到更为惊讶，就是，“并不是我们在英国想象的那样”，共和派是以“民主”在抵御佛朗哥和西班牙的现状。那是一个“明确的革命风暴”，“土地被农民占有，很多工厂和大部分交通被工会控制，教堂被摧毁，牧师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杀死”。正因为如此，佛朗哥才会被另一方描绘为“一位从一群残忍的赤色分子手里解救了他们的国家的爱国者”。他发现，在国际社会上，法西斯的新闻在造谣，而“反法西斯的新闻界也在有意隐瞒事实”，“也在全身心投入同样一个辱骂中伤的污水池”。那些支持佛朗哥的志愿军人，被左翼的报纸形容成“杀人犯，白人奴隶贩子，毒瘾者和欧洲各国的垃圾”，甚至说，佛朗哥一方的“防御工事是由活孩子的身体垒成”。当时已经从西班牙战场下来的奥威尔嘲讽说，“这真是最笨拙的做工事的材料”。

左边是右派的宣传画，说共和派在毁坏教堂；右边是左派的宣传画，说法西斯在播种宗教

此时，格尔尼卡的大轰炸刚刚过去。

1937年的5月底，共和派的军队有了一次目标是塞哥维亚的小规模进攻。塞哥维亚，就是那个有着罗马输水道的小城。今天想想真是很庆幸，幸亏他们没有把这输水道给打塌了。这一次，是法国和比利时人组成的国际纵队第十四营参加了战斗。这次战斗就是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的故事原型。

就在同时，1937年5月，由共和派控制的巴塞罗那大乱，左翼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斯基派遭到共产国际的残酷镇压。

奥威尔从前线回来，更为惊讶地发现，一旦革命退潮，西班牙人在迅速回到原来状态。首先是，每个人又穿起了时髦的衣服，而民兵不再时髦。奥威尔说，“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劳工联合会和工人总联合会之间，在互相暗杀”。奥威尔发现，“自己最后的希望，可能就是混在毫无意义的巷战中，行进在写满标语的红旗后面，然后被某一窗口陌生人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击中”，他不得不回想自己来西班牙的初衷，“这可不是我理想中有意义的献身”。

还来不及多想，内斗的巷战已经开始了。共产党和共和派军官之间，爆发了内部冲突。四天巷战中有一千多人被杀。奥威尔回忆说，“在我一生中，再也没有比那几天的残酷巷战更令人难过、大失所望或令人心烦的事情了。”面对残酷现实，他已经不由自主地好几次要把内斗的对方叫做“法西斯”。

苏联的援助

奥威尔偶然参加的这一派，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猜疑的气氛在各色人群中形成，绝大部分人不敢多管闲事。人们都染上了间谍疯狂症，悄悄嘀咕着其他每个人都是共产党或托派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或诸如此类的间谍。肥胖的俄国特务把所有的外国避难者都整了个遍，还说这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

卡巴耶罗总理拒绝正式镇压统一工人党，为此，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辞职，被内格林博士所取代。内格林博士据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生物学博士，家庭非常富有。从人品来说，口碑很好，也很开明。他没有自己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他认为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惜一切来打赢这场战争，为此不得不利用共产党来维护和苏联的良好关系，从而从苏联购买武器。在左翼中他是个右翼，宣布“尊重私有财产”，试图抵御“集体化”的浪潮。

可是内格林一上台，就发出逮捕统一工人党的命令。于是这个党遭到共和政府的血腥镇压。

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和巴斯克地区一样，一直有很强的自治诉求。共和派的中央政府很难掌控他们。在奥威尔看来，这次内斗为共和政府“夺取加泰罗尼亚的全部控制权提供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借口”。在内格林总理的决定下，西班牙政府又从瓦伦西亚转移到了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成了内战期间的“临时首都”，战场重点也就在往东北方向移。共和政府进来之后，巴塞罗那就开始大清洗。

奥威尔还发现，在共和派控制地区，新闻检查不是针对佛朗哥派，而是针对自己人的异端。奥威尔落入的这一派的报纸“头版都被审查成了空白页”。刚刚过去的内斗，马上被描绘为是“完全由统一工人党发动的法西斯‘第五纵队’的叛乱”。

奥威尔和海明威不同的是他阴差阳错的经历，他不仅在前线挨冻受饿，还恰恰落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里，他们被西班牙共产党和共和政府宣布为隐藏在内部的阶级敌人，是海明威笔下要清剿的“第五纵队”。奥威尔发现，西班牙共产党“断然宣称统一工人党正在分裂政府，不是失误而是有意谋划”。他们被当作“是一群伪装的法西斯分子，受雇于佛朗哥和希特勒，在以伪革命的政策来支持法西斯”，“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环顾四周，奥威尔发现，所谓“第五纵队”，仅仅这一部分，就“包括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其中有八千至一万在前线战壕里挨冻的士兵，还有成百上千来到西班牙和法西斯作战的外国人。这些人牺牲了自己的国籍和生计，却被认为是受雇于敌人的叛徒”。当然，奥威尔自己也被算在里面。

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仅这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而这样的左翼之间的“武装冲突”，奥威尔说，“全国各地处处可见”。“监狱里人满为患”，因为左翼内斗巷战中的俘虏，都被关入了监狱。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警察追捕。“当统一工人党被镇压时，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秘密警察完全凭臆断行事，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有罪，并逮捕了所有他们能抓到的与该党有关的人，甚至包括伤员、医院护士、会员的妻子，有时连儿童也不放过。”西班牙共产党一直在呼吁“处死叛徒”，对监狱中囚犯的枪杀还在进行。

奥威尔的一个国际纵队的朋友，在回英国的路上被抓进监狱，只是因为他带了两个卸去了弹药、导火索之后的徒有虚名的“手榴弹”和弹片之类的“战斗纪念品”，想回家炫耀炫耀，结果被抓进共和派的监狱，在探监的时候，奥威尔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人身受保护的权利”。

即便如此，奥威尔仍然回到了“反法西斯前线”的战壕里。结果，他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脖子。大夫说，假如再巧一点，子弹差个几丝几毫，擦上颈动脉，也就成全了他的“献身”愿望了。作为伤兵，奥威尔又回到巴塞罗那。那时候，他只觉得，“空气中充满了一种特别邪恶的气氛——怀疑、恐惧、无常和隐恨”。“大街上密探警察随处可见”，监狱里挤得满满的。奥威尔说，“这种噩梦般的气氛很难用语言形容。”

很有意思的是，奥威尔也在想，自己为什么觉得“它很难形容”，为什么他没有语言能力来描绘这样一种气氛。他认为这和自己来自英国有关。“一个根本原因是，这种气氛在英国从来不曾有过。在英国，政治上的褊狭不很盛行；政治迫害也不严重；如果我是一个煤矿工人，我不会向老板掩饰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英伦三岛在欧洲是个异数，欧洲“大陆式政治活动中的‘好党员’”概念，在英国并不多见。英国“对持有不同意见者进行‘肃清’和‘开除’的观念也不流行”。而这一切，在巴塞罗那是“再自然不过了”。来自英国的奥威尔说，“我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英式信念：除非你犯了法，否则‘他们’无权逮捕你。在政治性的集体迫害中，有这种想法却是极其危险的”。奥威尔最后只能这样描述他的感受：“本地气氛太可怕，活像一座精神病院。”

事实证明，奥威尔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是，这种“精神病院”的气氛，让奥威尔吃不消了。他想念英国的“正常”，归心似箭。他可以忍受一切艰难和死亡的威胁，是因为一种理想的激励，当精神支撑消失，一切都变得无意义。他坦白说，自己要离开，“主要出自一种自私的动机。我急切盼望离开这里：远离这个可怕的、充满政治怀疑和憎恨气氛的地方，远离这个街道上满是全副武装士兵的地方，远离空袭警报、战壕、机枪……远离所有和西班牙有关的一切。”

很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左翼士兵和奥威尔一样，变得无心恋战。至于一些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就更觉得自己来这里是冒失了。谁知，共和政府在这个时候有了新政策：志愿前来的民兵，包括国际纵队队员，都算是“国家正规军的士兵”，没有退伍证要离开这里回家就算“逃兵”。结果越来越多的国际纵队队员和西班牙民兵，又作为“逃兵”被抓进监狱。

就在1937年6月15日，紧张的气氛变为了实际的大逮捕和大镇压。旅馆都变成了监狱。第二天，统一工人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警察甚至把医院里的伤兵都抓走了，他们可都是像奥威尔一样，刚刚从“反法西斯的前线”被抬着回来的。前线士兵的妻子、亲友也都照抓不误，“政治犯人数很快攀升上千”。奥威尔的朋友，夫妇都被抓走，男的马上消失了，女的在监狱里五个月后，经过绝食才被告之她丈夫已经死了。她被释放后马上又被抓走。警察“随时可以抓重要职位的军官，无须任何人的同意。六月底，二十九军的师长约斯·罗拉威在前线附近被来自巴塞罗那的警察抓走”。奥威尔认为，这是完全不顾“对战争产生的后果”。

1937年夏天，在马德里西面的布鲁奈特（Brunete），打了西班牙内战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在此之前，莫拉将军因意外坠机死亡，佛朗哥从此成为叛军无可置疑的最高首领。

布鲁奈特是马德里西面的一个小镇。1937年夏天，又有很多新的国际纵队志愿者来到西班牙，其中有很多美国人。这次战役，共和派一方由五万西班牙士兵，加上几乎整个国际纵队组成。

共和国军投入了几乎所有飞机、大炮和坦克，差不多全部损失。一开始，由著名的西班牙战斗英雄指挥第十一师。虽然在第一天——7月6日，攻占了布鲁奈特，但是随后共和国军一方的指挥失误、混乱、拖延和鲁莽，贻误了战机。佛朗哥在7月18日发起反攻，25日重新占领布鲁奈特。参战的美国八百名志愿者中阵亡了五百人，此后两个美国营只能合并成一个，其他国家的纵队成员也遭受重大损失。苏联派来的盖尔将军大失脸面，被召回莫斯科，他此后在苏联国内的大清洗中失踪。这次战役中，共和国军的西班牙人有两万五千人阵亡，佛朗哥一方大约一万名士兵阵亡。

这次战役共和派的失败，很难说和他们同时拉开内斗的战线没有关系。苏联本身也在进行大清洗，而曾经参与西班牙内战的苏联人，回国后被清洗的很多。例如，驻马德里的苏联大使，仅仅因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安排了一次人道的俘虏交换，被召回国内后，成为苏联内部肃反的牺牲品。苏联在1937年的内部大清洗中，在集中营就枪杀了七万二千九百五十个自己人。西班牙的清洗只是苏联大清洗的延伸，就连罪名都常常是一样的。

在查抄奥威尔住的旅馆时，他刚好不在，他的每一片纸片都被抄走。他的妻子被当作诱饵没有被抓。奥威尔只能一边流落在巴塞罗那街头四处躲藏，一边开始通过英国领馆寻求帮助离开西班牙。他也和我们一样，曾经在夜晚，站在高迪的圣家族教堂面前。这个教堂至今还在建造中，奥威尔看着它的时候，是在我们看到它的七十年前，当然就更是半成品了。

奥威尔是逃亡者而不是旅行者，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游荡到教堂前。或许，奥威尔难以接受高迪把现代建筑风格搬到教堂建筑上，也可能是寒风中流浪街头的奥威尔，实在心情不佳，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教堂——一座现代教堂，世界上最可怕的建筑之一。它的四个尖顶作成锯齿状，很像霍克酒瓶。与巴塞罗那的大多数教堂不同，革命期间它没被破坏——人们说是因它的‘艺术价值’使它幸免于难。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塔顶之间挂了一面红黑相间的旗帜，我认为他们没有利用机会将教堂炸掉，实属失策。”

圣家族教堂

经过种种曲折，奥威尔最终带着他的妻子“逃出西班牙”。可是，他的许多朋友，包括一些国际纵队的志愿者，“有些战死了，有些残废了，有些进了监狱”。奥威尔说，他希望那些进监狱的人，“大部分能安然无恙”。他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他只知道，在他离开之前，一些朋友已经死在里面了。

奥威尔离开西班牙之后，共和一方的内斗带来的恐怖愈为加深了。左翼中的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托洛茨基派、统一工人党和种种不同派别，展开殊死斗争。秘密警察在当时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战争初期，俄国人就搬来了自己的秘密警察系统。这个时候，西班牙共和派地区有不同的警察组织，一个历史学家数了数，说是至少有九个。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成立军事调查局，这一机构很快成为最有实权的一个，刑讯和“兜风”盛行。受害者有所谓阶级敌人，也有被视为“异己”的自己人。

对统一工人党镇压的高潮是在1937年6月16日，统一工人党的书记、原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司法部长安德雷斯·宁被逮捕。以后，他在遭到残酷刑讯之后死去。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探讨，本人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总理内格林，究竟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知道他的手下在发生什么事情？有些人说，他只能选择“不去看到”。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要依靠共产党打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解释，事实是内格林执政时期是一个恐怖时期。而且，是对内、对自己人的恐怖。

1937年冬到1938年春，尽管共和政府已经从瓦伦西亚转移到了巴塞罗那，佛朗哥还是要把马德里拿下来，他想把中部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就可以专门对付东北部的共和国军。马德里仍然具有象征意义。

巴塞罗那的五月之变，托洛茨基派遭到镇压，这是死于共和派内斗的安德雷斯·宁

佛朗哥准备在1937年12月18日再次攻打瓜达拉哈拉。谁知，12月15日，共和国军先发制人，在东面的特鲁尔（Teruel）对佛朗哥军队发起进攻，把他们堵在那儿。这次，共和国军投入四万兵力，全部是西班牙人，没有国际纵队参战，但是苏联派出了军事顾问。

特鲁尔是山区，零下十八度，刮着大风，共和国军冻伤的人比作战伤亡的还要多。佛朗哥动用了十一个师，经过一番苦战，在1938年2月21日重新夺回特鲁尔。这时，共和国军只得动用国际纵队来防守。可是，从1937年年中开始，虽然手里攥着西班牙的黄金储备，苏联还是减少甚至中断了对共和国军的援助，相反，德意对佛朗哥的支援却增加了。在这个战场上，国际纵队虽表现英勇，却敌不过对方的优势装备。林肯营几乎再次全军覆没。

1938年3月，在巴塞罗那附近的阿拉贡，又开始了一场战役。

阿拉贡前线已僵持了很久，从内战开始两军就在战壕中对峙，谁也消灭不了谁。共和政府是依靠无政府主义和共产党的志愿民兵在维持战线。乔治·奥威尔就曾是这条战壕中的一个士兵。这条战线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就在巴塞罗那的西面。

1938年3月9日，佛朗哥在阿拉贡前线发起猛烈攻击。在德国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佛朗哥动用了二十六个师，其中包括五万意大利士兵和三万摩尔兵。防线在第一天就被多次撕开，共和派一方不得不撤退。国际纵队的第五旅留到最后，几乎全军覆没。新组建的林肯营，组建时已经没有足够的美国志愿者，吸收了四分之三的西班牙人，这次全营被打散，一百二十五个美国志愿者和西班牙士兵泅过埃波罗河逃生。被打散的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重新编入新的第十五营，这时这个国际纵队建制的营，已经主要是西班牙人了，组建后新的营很快再次投入战斗。而这一回佛朗哥一方的成功，和德国空军的制空优势分不开。

阿拉贡前线的共和派士兵

1938年4月15日，佛朗哥军队占领地中海海边的渔村维那罗斯（Vinaroz），把共和派占领区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以马德里为核心的中心地区，另一部分是以巴塞罗那为首的东部地区。

共和派一边人心涣散，失败主义情绪开始蔓延。国防部长早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总理内格林不得不命令他辞职。总统阿萨尼亚也倾向于放弃抵抗。只有内格林还认为应该坚持抵抗到底。斯大林似乎也想从西班牙内战中抽身，他要西班牙共和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辞职。但是，在内格林组织的新内阁里，物色了更多的共产党人担任重要职务。内格林本人并不亲共，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依靠共产党人来继续这场战争。

我们是在离开西班牙的前一天，从毕尔巴鄂一路坐火车下来，在前往巴塞罗那的路途中，遇见埃波罗河的。在将近七十年前的1938年7月，这里有过一场大战。

1937年7月24日半夜，共和派的军队突然出乎意料地渡过埃波罗河，发动进攻。这次军事行动，不是如往常那样由俄国和第三国际军事顾问制订的计划，而是少数仍然忠于共和派的西班牙将军自己做的主。所谓“埃波罗军”，有七万之众，由西班牙的指挥官摩迪斯托（Juan Modesto）指挥。他是共产党员，原本是个伐木工人，也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训，还在摩洛哥的外籍兵团里当过兵。他有很高的军事天赋。这次战役，他有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其余指挥官都是西班牙的共产党人。

可是，埃波罗河战役完全重复了前几个战役的命运。共和派一方先进攻，形成相持，再由佛朗哥军队反攻，迫使共和派退回原地。渡过埃波罗河的大胆军事行动一开始的成功，鼓舞了共和派的士气，可是，佛朗哥一方总是可以迅速地替换新的部队和装备，发起新的进攻；而共和派军队缺乏增援和装备补充，使得胜利难以为继。

埃波罗河战役也是内战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这也是国际纵队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他们打得英勇顽强，也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参战七千人，伤亡四分之三。

其实，从1938年春天开始，除了这次埃波罗河战役以外，佛朗哥一方开始大规模战略进攻，而共和派只有防守能力了。此时，佛朗哥手里大约还有三十万军队，从人数上说，比共和派一方的军队还少一点儿，但在军事装备和武器上的优势明显增强。交到苏联人手上的西班牙国库的黄金，虽然远没有用完，可是，共和派一方没有拿到他们需要的装备。

共和派军队越过埃波罗河

苏联开始打自己的算盘。

内战打到这个时候，一方面，国际形势处于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一般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因为插手西班牙内战而引发世界大战。同时，内战双方的极端面目，也使得各国都不太愿意介入并且很坚决地帮助某一方。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能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当时共和政府的总理内格林，就希望西班牙内战能拖到大战爆发。这样，世界就被迫划分为两方。西班牙共和政府就可以成为世界大战的一方，也就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援了。

可是，国际形势突然变得对共和派十分不利。“慕尼黑协定”以后，英法以为绥靖政策有效，可以维持和平，更希望把西班牙冲突局限在国内战争，而避免变成欧洲范围的冲突。斯大林更是把同德意的和约放在自己利益的天平上，甚至在和纳粹德国协商，今后如何一起瓜分波兰。也就是说，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国际支持者，在背后悄悄地拉手。苏联开始减少和中止了对西班牙共和派的军援，法国则关闭了边境，使军火更难运进西班牙。

尽管在埃波罗河战役后期，佛朗哥依靠空中优势发动反攻，还是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才重新夺回几天里失去的土地。此时两军都已筋疲力尽。但是“慕尼黑协定”使得形势急转直下。共和国军失去了武器装备的补充来源。西班牙国库在共和政府手里，佛朗哥手里没有钱，此时他为了得到德意的继续军援，答应将来德国从西班牙取得重要的军用物资矿产，用这个承诺换得德意继续军援，从而发起最后的进攻。

慕尼黑协定，国际干预发生变化

此刻，国际纵队宣布撤离西班牙。有人说是斯大林下的令，有人说是总理内格林的决定。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两个人能够下这个命令。1938年初秋，国际纵队剩余的人员陆续离开西班牙。西班牙共产党著名的女革命家“热情之花”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她说：“你们可以骄傲地离开了，你们就是历史，你们就是传奇，你们是民主团结的英雄榜样。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和平的橄榄树重发萌芽，当西班牙共和国的胜利花朵开放的时候，请你们回来！请你们再回到我们这边，在这里，你们没有国家的人可以找到国家，失去朋友的人可以找到朋友，你们，所有的人，西班牙人民从今天起，会怀着对你们的爱和感激之情高呼：‘国际纵队的英雄们万岁！’”

不知道曾经被西班牙共产党追杀的奥威尔，如果在英国看到这样的讲话该是什么感想。

在西班牙内战的共和派一方，有如此之多的矛盾冲突和自相残杀，其中有以苏联主导的第三国际和西班牙共和政府之间的问题，有西班牙共和派各派系自己的问题，也有革命和战争并举的问题。前者影响了内战中此方军事装备这样的“硬件”，后者影响了兵员、士气这样的“软件”。而佛朗哥一方，不论它的诉求是什么，从“技术”上来说，不论内外，都相对简单，可以说是一心一意在打仗。战争的走向，已经很清楚了。

就在1938年，奥威尔写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作为英国人，奥威尔至少对“民主”有自己的认识。因此，在离开西班牙之后，他写道，“报纸上说这场战争是‘为民主而战’，这明摆着是骗局”，在如此“分崩离析”的一个国家面前，他对西班牙的前景不看好。在西班牙内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相信战后这个国家可能“不得不”变成一个独裁政府统治的国家。

他被公认为最重要的作品，是1945年出版的《动物庄园》和1949年出版的《一九八四》。

当真正的1984来临时，很多人对奥威尔的“先知先觉”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惊叹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看穿了由政权参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变做一种社会改造，隐藏着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对私领域的抑制，对大公无私的理想颂扬，很可能造成“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大规模侵犯，而对竞争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随之扼杀人的创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后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尸走肉”。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

促使奥威尔转变的，正是他满腔热情投入的西班牙内战经历。在1938年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书里，他就提到了“极权主义”这个词。

佛朗哥在1938年12月底开始进攻。共和国军投入后备兵力，却没有还手之力。最后一个坚持要打下去的总理内格林，也终于绝望了。他试图和佛朗哥谈判，佛朗哥不依不饶，坚持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而且表示一定会报复惩罚共和派。佛朗哥一方经常枪杀俘虏。尽管在西班牙参战的英国人，是像奥威尔这样的志愿者，和英国政府没有关系，可是出于人道原因，英国陆军元帅还是出面和佛朗哥谈判，曾经成功地以一百名意大利战俘换回了一百名英国战俘。可是，他能够救出的只是一小部分。这位英国陆军元帅在1938年11月写道：佛朗哥“比红军更糟糕，我无法阻止他屠杀那些不幸的战俘”。

1938年12月31日，佛朗哥胜利在握。他在一次书面采访中宣称，共和派是“罪犯”，对他们不存在“赦免和解的可能”，那些“轻罪犯”将坐牢或进劳动营，其他人将被流放或处死。

临时首都巴塞罗那的保卫战，只是共和派军队自行溃败的记录。巴塞罗那保卫战，与战争初期的马德里保卫战，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城市充斥着随军人一起撤退的难民，面对敌人，已经没有反抗的斗志。

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不战而降。几十万共和国军和难民开始了向法国的大逃亡。这是西班牙内战史上共和派一方充满痛苦和屈辱的一幕。佛朗哥军队进入巴塞罗那，在拉布拉斯大街起点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举行感恩弥撒，因为巴塞罗那的教堂都已经毁坏了。

我们也曾站在那个广场上。加泰罗尼亚广场大小适中，是巴塞罗那很迷人的城市广场之一。今天，那里每天都有卖鸽食的小贩，也就永远有大群的和平鸽在那里飞翔，我们也买了一包，开心地向天空抛撒，看着蓝天白鸽的回旋，那真是令人心醉的和平景象。

可是，在当时的巴塞罗那，战事的停止，并不意味着和平即刻降临，随即就有上千名共和派人士被枪杀。

巴塞罗那大逃亡前夕的难民们（卡帕摄）

撤退

2月6日，共和政府总统流亡法国，并且呼吁共和国军队投降。2月9日，佛朗哥军队控制全部加泰罗尼亚地区。同一天，总理内格林也流亡法国。

直到此时，以马德里为核心的西班牙中心地区仍然在共和派手里，他们还有将近三十万的兵力。总理内格林和外交部长在法国稳稳神，又一起飞回了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在那里和共和派的将军们，还有一些共产党人的军官会合，“热情之花”也在那里。

但是，共和派内部的低落士气、困惑，都转化成对内格林的指责和背叛。平民已经没有斗志，军人一片失败情绪。军事上，武器弹药殆尽，已经没有希望。似乎整个世界都背弃了这些最后的斗士。共产党人不打算投降。内格林却仍然指望佛朗哥能够接受他提出的投降条件：不对共和派军民施行报复。他背着共产党人的求降没有成功，自己却被共产党人指责为动摇的投降派。

假如佛朗哥不是那么偏执地一定要把西班牙的一切左派都清洗掉，假如佛朗哥能够答应不报复，也许，战争在一年前就可以结束了。共和派在一年前就败局已定。但是，面对佛朗哥的报复威胁，共和派也无路可走。打是死，降也是死，都是死路一条的话，也只能抵抗到最后一刻。

撤到法国的共和派军民被限制在集中营

2月27日，法国议会以323票比261票，承认佛朗哥政府；同月，英国也承认佛朗哥政权。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承认佛朗哥，和原西班牙共和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

在这最后一刻，共和派有了最后一次内斗。1939年2月底，求降失败后，总理内格林要求大家抵抗到底，遭到军官们的反对。这时候，只有共产党人还愿意打下去。内格林想把所有指挥权都交给共产党人，但是晚了。中心地区军队总指挥卡萨多上校（Segismundo Casado）站出来，公开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米亚哈将军、一些社会党人以及遭到共产党镇压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站在卡萨多一边。3月4日，他们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宣布推翻内格林。内格林再次飞离西班牙，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马德里又陷入一片内斗混乱，3月6日，根据卡萨多的命令，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共和国崩溃在即，最后一次内斗尤为残酷。3月7日，卡萨多军团中的共产党人巴塞罗少校包围了马德里。共和派自己人激战四天之后，卡萨多获胜，巴塞罗和他手下的军官都被枪毙。

空袭后的一个妇女站在家的废墟上（卡帕摄）

《空袭来了，快跑》（卡帕的名作）

卡萨多企图和佛朗哥谈判，要求给出二十五天宽限期，让愿意流亡的人离开。由于一个技术上的原因，谈判失败。3月25日，卡萨多宣布“共和派军队解散”。内战中共和派一边的头面人物，包括“热情之花”，包括后来接替她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都顺利离开西班牙。卡萨多和他身边的人乘坐英国军舰，逃亡英国。“热情之花”流亡苏联和东欧国家，她一直是那里受欢迎的名人。她后来回到西班牙，活到1989年去世。卡利约一直活到2005年。那些追随他们的人，那些士兵们，大多数来不及离开。等待着他们的，是佛朗哥的行刑队。

在这个时候，或许人们想起了后来接任内格林担任共和国财政部长的佩里艾多。1936年8月10日，他在广播中谴责所谓“兜风”杀人是在犯罪。可是，他的讲话没有起到任何遏制共和派暴行的作用。在得知那次十四个知名人士被枪杀之后，佩里艾多曾经再次在广播中发表讲话，开口第一句就直刺要害，刺中了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说这句话的时候，西班牙内战刚刚开始。后来，人们一次次想起这句话。一开始，人们或许会直观地理解他是预言了战争结局。可是今天，这句话的意义，在从更深的地方走出来。1936年8月14日，佛朗哥的摩尔兵在巴达霍斯屠杀战俘，人神共愤，全世界为此谴责他们是法西斯主义。共和派是在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进行这场战争。假如共和派一样滥杀无辜，持有一样的行为逻辑，它脚下正义的立足点就消失了。一开始，它就已经从根基上垮了。

失败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样的逻辑，就是假如我们受到残酷对待，那么我们的残酷报复就是合理的。其实，你不是在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在证明对方行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变得和邪恶一样！你在高喊着：换一换吧，其实只是邪恶互换，而不是以善替恶。任何对抗，真正的提升，是有勇气和能力让自己变得和对手不一样。否则，就依然是落在对手给你预设的陷阱里。

1939年3月27日上午11点，佛朗哥占领马德里。4月1日，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内战结束了。

1939年，西班牙。

这里曾经是世界瞩目的中心，来了各大国的许多志愿者们、来了他们的军人，有他们援助的飞机大炮在这里轰鸣。突然，一切都消失了。大家扔下西班牙，还留下了满目疮痍、无数尸骨。没有人确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最流行的说法是，三年内战死了一百万人。比较严谨的历史学家检点证据，认为内战至少死亡六十四万人，不包括战后遭佛朗哥政权报复而镇压的几万到十几万人。

我不由想起西班牙“九八”一代著名学者、马德里大学哲学教授奥尔特加·加塞特，他在1922年出版的《无脊梁的西班牙》中，有这样一句话：

今日之西班牙，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伟大的人民在历史道路上飞奔过后，留下的滚滚灰尘。

亲身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后来有一本回顾内战的著作，叫《半个西班牙死了》。书名来自“九八”一代著名评论家拉腊（Mariano Jose de Larra）在第二共和前就为自己的国家写下的墓志铭，而这墓志铭的撰写者本人，自杀于1937年：

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